第一章 18世纪英国小说的民族性[1]述行

随着国内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尤其是海军实力取得领先地位，18世纪英国从上层阶级到普通百姓都已经不再满足于本岛的农牧经济，人们对非欧洲国家的关注也不只是出于文化猎奇，他们开始期望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开拓疆域，创造事业，积累财富，因此航行、冒险、对外贸易等海外事业日益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虽然1783年美国独立后，英国不得不放弃对美国13个州的殖民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到18世纪末，英帝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大，范围更广[2]，帝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殖民足迹已经遍布全球。

在海外殖民扩张的同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也在大肆进行个体文化身份建构和集体民族国家建构，即国民特性和民族特性的双重建构。英国性建构的第一阶段完成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3]。虽然早期的英国民族性在宗教、习俗、艺术等许多方面大略等同于欧洲性，许多小说家在文化表征和文化区分时也常将二者混用；但是对一心想成为海洋霸主的18世纪英帝国来说，欧洲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是它企图殖民的目标，而欧洲内部的法国、荷兰、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则更是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其自身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甚至是人性都成为英国人骄傲的资本，成为其自以为能傲立甚至独霸世界的特性。

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希望其国界远远超出其岛屿边界——“英国要统治世界”，因为“英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们有力量（工业的、技术的、军事的、道德的）而他们没有”，因为“他们低劣，我们优越”[4]。这里的“他们”可以是欧洲其他国家，但更是萨义德（Edward Said）所定义的“东方国家”，即所有非欧洲国家。文学更是推波助澜，甚至成为英帝国民族性建构与巩固的排头兵、先锋队，萨义德说：“帝国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小说里那样有规律和经常性出现。”[5]因此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的民族性述行，将它们置于当时英帝国形成和巩固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就可以看到它们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英国18世纪既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小说兴起以及文学作者、读者人数激增且规模空前的世纪。Q.D.利维斯（Q.D.Leavis）指出，英国小说是表达关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即集体精神诉求等全方位“人文关切”最合适的媒介，因此，“不仅国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同时它也是影响英国国民生活最重要的艺术”[6]。18世纪的英国小说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的文本具有现实性、真实性，读者也对文学寄予“娱乐加实用”的双重诉求，因此文本、作者、读者、社会构成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相互依赖、相互印证。小说这一想象性文体既是意义生产的媒介，又成为意义本身。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国家”这一看似是政治实体的东西去蔽还原，揭示其话语特征，认为它不过是一个现代性想象物，一个“文化人造物”[7]，民族性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建构过程，这对于经济、政治、文化都处于争斗状态的18世纪英国更是如此。小说也因此成为各种势力互相角力、争取的文化场域。

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的是旅行小说，作为18世纪英国小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各种旅行小说把英国作为“岛国天堂”的形象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谈到为什么笛福、斯威夫特等大批18世纪小说家都热衷于航海主题时，英国著名旅行小说研究者休尔姆（Peter Hulme）说，虽然启蒙时期的作家本身并非伟大的航海家，但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旅行小说的忠实读者。他们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送到世界各地，有的如鲁滨孙在已知的世界范围内航行，有的像格列佛到世界的尽头去探险，以此思考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等重要的时代问题[8]。确实，18世纪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对欧洲以外的文化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浓厚兴趣。商人、传教士以及许多职业旅行家的信件、日记、旅行手册、旅行报告，以及根据殖民、贸易过程编写而成的大量旅行故事，都为小说家们对神秘而极具召唤力的异域文化展开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又成为他们反观自身文化的镜子。张德明在谈到旅行文学与西方现代性的互构性时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帝国的崛起从来就不只是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强力，它一定也需要包括政治、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软实力作为精神内核，而旅行和旅行文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他甚至将18世纪英国旅行文学称为“塑造大英帝国臣民的全球意识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类”，认为它们对建构英帝国性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实践与文本世界中的空间表征互补互动，在后启蒙时代的英国和欧洲想象中，建构起自我/他者、中心/边缘、帝国/殖民地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关系，这种想象不但肯定了作为统治主体的英国的地位，而且也标明了一种与之相异的并经常是对立的异域空间。”[9]

18世纪的英国人常常骄傲地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称为“奥古斯都时代”，以古罗马全盛时期自比，并以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旅行小说更是通过两种文化并置有意无意地渲染、突出自己的民族优越性，建构文化认同。贝恩的小说《奥鲁诺克》（Oroonoko: or,the Royal Slave,1688）中的同名主人公是被放逐的非洲王储，但其教养却是英国式或欧洲式的，他喜欢按“欧洲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更是一个欧洲文明的神话，一个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与“神的赐福”征服和利用自然的神话，体现出“我们欧洲人”与“佐立”“星期五”以及岛上“蛮族野人”相比的文明优越感。有学者甚至说：“在《鲁滨孙漂流记》之后，冒险文学便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想象力，它作为‘帝国主义充满活力的神话’起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10]而斯威夫特将“我们英国人”的工业文明、战争文明、启蒙理性和文明教养与理想的大人国、贤马国对立起来，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作者对英帝国民族性的反讽性建构。

威尔逊（Kathleen Wilson）在《岛国种族》（The Island Race: Englishness,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3）这本关于英国性的重要文献中指出，“英国性是一种非英国性的表演[11]，一种试图通过一系列社会与戏剧化的实践和表现建构的白色文明修辞，将自己的表演者与‘土人’的原始性相区隔”，因此考察民族性的形成过程，就要看某一族人在主流话语体系中是如何“被定位和主体化”[12]的。在笛福的旅行小说《辛格顿船长》中，辛格顿一行是文明与智慧的代表，而他两次旅行他乡见到的当地人，尤其是多次给予他们无私帮助的非洲人则无来由地野蛮、愚笨。对于辛格顿来说，“我们”是当仁不让的“世界主人”，而“他们”则是“我们”自然的“臣民”，是等待文明化的原始人。作为笛福的第一部海盗小说，也是他乃至英国第一部“犯罪小说”,《辛格顿船长》的主人公似乎是一个职业海盗，是以抢劫等犯罪行为为乐的恶棍，因此作为犯罪小说，它不像《摩尔·弗兰德斯》《罗克珊娜》等笛福的小说主人公有“贫穷乃一切罪恶之源”[13]作为可原谅的理由；而作为旅行小说，它又似乎缺乏鲁滨孙流落荒岛、白手起家的励志精神。但辛格顿的海外经历可以说是“英国人讲自己爱听的故事”，它以“梦想的形式”,“鼓励英国人实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发、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意志”[14]。作为大英帝国缔造的见证者、实践者和维护者，笛福通过小说《辛格顿船长》努力建构令人骄傲的大英帝国“想象共同体”形象，建构“被想象成平等、深厚的同志感情”[15]的英国民族认同。

像笛福的鲁滨孙和辛格顿一样，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所到之处嘴边也常常挂着“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一洋溢着18世纪英国文化自信的口头禅。从他游历四个不同国家时表现出一贯的民族自信、专业智慧、语言天赋，以及对政治、社会价值、工程建设、军事技术等全方位的兴趣与才能来看，格列佛无疑是文明的资产阶级和优越的英国性的典型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首要批评者”[16]，是英国性的解构者。正如身份是一个对差异甚至优劣表征建构的过程，或者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谈到性别认同时所说：所有的身份认同，无论是阶级、性别还是民族认同，实际上都是一种与他者相关联但又相区分的关系，“‘我们’的型构过程，同时也是‘他异性’的结构性在场”[17]。只不过格列佛对英国民族性重新认识过程中的“他者”不是笛福笔下天生就是奴隶的黑人或其他“野人”，而是心智、德行远超自己和国人的大人国国王和贤马国主人。斯威夫特将那些标榜为文明和优越的民族特性层层剥开，露出其虚假、野蛮的真实内里，揭示“英国性”这一用来炫耀的优越种族神话其实是一种自我的虚构，体现了他对现行英国性的批判以及对理想英国性的反讽式建构。

而在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中，虽然作者对自己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海外旅行等方面的成就津津乐道，却暗示它们以国民人性堕落、生活奢靡、思想狭隘为代价。对于18世纪许多旅行小说家来说，“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对其国家的生活习俗、道德伦理以及政府制度诸方面进行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放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通过将当地人与自己的国人进行对比”[18]。但与这种“走出去”的方式不同，《世界公民》是以“请进来”的方式，以一个游历过许多国家、被作者称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哲学家为观察者，通过他在英国的旅居经历，以中国为镜，对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反观，并且从个人品格、国家责任以及世界情怀等方面表达对英国性的反思以及对理想民族性的思考。

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民族身份主题既是对当时英国民族认同意识的反映，也是以文学述行的方式对它的建（解）构和强化。因此，本章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的民族性述行，就是要研究英国民族意识与英帝国形成和巩固之间的互文关系，研究小说这样一种想象性文本，是如何表征民族性、反思民族性甚至共谋建构民族性的，是如何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者、作为英帝国形象生成的推动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