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儒风范：著史以涵养时代精神
孟子认为：以五百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必有王者兴”，也会“必有名世者”。司马迁转述其父的遗嘱，也说自孔子著《春秋》五百年，需要史家执笔撰著史书。冯友兰《贞元六书》中的《新世训》将立德、立功、立言与道德、功业、学问相互对应，这种对应的根本还在德行，只有重视德行，其他方面才会获得认可。唐代河东柳氏家族有著史传统，柳芳、柳冕父子乃是代表人物，他们对于史官的看法自然本于儒教。柳冕亦以“五百年”起论，其《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以周公制礼为起点，五百年有孔子作《春秋》，再过五百年则有司马迁著《史记》，而后则没有能继承者。周公、孔子、司马迁著史的意义在于可以“叙远古、示将来”，而司马迁的过失则在于不本儒教。柳冕一方面肯定司马迁撰史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不满意其“不本于儒教”，造成写法并不纯正。贞元、元和时期，虽本于儒教，但是包括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并不排斥佛、道，关于司马迁《史记》的负面评论越来越少，以史传笔法撰文极为普遍，与初唐《汉书》学大盛相比，太史公笔法在中唐亦非常盛行。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人所创作的碑铭之作、传记之文皆本太史公笔法而为之，借此以展示时代之气象。韩愈之所以采纳柳宗元、元稹的建议，是因为在其位则当成其事，柳宗元、元稹的书信无疑得到韩愈的认可，被认可的根源还在于彼此声气相通，韩愈居于史官职位并不是完全的决定因素。韩愈作为史官，最大的成就是撰成《顺宗实录》，这是唐朝唯一留下的实录。《顺宗实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撰修过程，到了韩愈的手里，能够做到褒贬分明。史家最难处理的是经历过的史事，这个时段牵扯过多的人际关系，韩愈则不仅据实而写且能平心而论。
“安史之乱”促动了儒学思想的转型，早在宝应二年（763），吏部侍郎杨绾上书将《孟子》《论语》升格为儒学经典，列入“明经”科目。如果将文化转型放在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中唐时期文儒群体集体性反思动乱之根源，民族关系、时代风会、文化语境再次成为思考的关键词，士大夫群体自觉地重新寻找建立道统的思想资源，基于论文著史以树人心的出发点，以儒家之道为根本，达成共识并践行于操作的层面。从历史经验来看，思想层面的正本清源殊为不易，除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强制性措施外，只有靠口耳相传与典籍传播才能取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曾经无比信奉的观念变得愈加遥远，要想建构新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找到路就需要一个时段的寻索，经过确定经典、阐释经典、传播经典，才能激发出活力。著史不仅要根于儒学经典，还要根于史学经典，在唐代史学视野中，秉笔当以《史记》或者《汉书》为典范。虽然史家秉笔的准则从孔子作《春秋》就已经确定下来，但对于中唐士人而言，世变的发生不可逆转，如果为士君子立传，需要的思想资源是不言而喻的。
有德行，还要有胆识，这是史官要成为良史所必备的资质，决定着史家的认识能否很好地得到践行。严格地说，这也是入职的基本条件，次之是文才和思想的能力。华夷之辨也好，忠奸之论也罢，都成为中唐士人关注的焦点议题。葛兆光曾经分析了安史之乱前后所面临的思想背景。他认为，在这个时间段里，一些异族出身的藩镇封疆大吏及其周边的士人集团的存在，会导致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中心发生倾斜。“中心与边缘”模糊不分，“贵族与寒门”身份不分，“文明与粗俗”界限不分，“汉族与异族”华夷不分，因此种族、地域、门阀等影响因素共同形成的“等秩清楚的社会秩序已经解体，以传统的宇宙天地空间等差为支持系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而以礼法观念作为支援背景的姓氏之学也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诊断与批评能力”[46]。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士风沦落，士人在扭转世风的过程中还要以如何对待种族、地域、门阀为议题，要以礼乐文明为中心，力求将已有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让其成为现实的推动力。或者埋首古籍去发现经典，一旦想推动社会进步，经典的权威性必须经过官方的认可，这是等级制社会必须走的程序，也是合法的流程和规则。元稹、柳宗元、张籍等人既不是制定规则的人，也不是执行规则的人，他们只有建议权与约束力，韩愈任职史馆，又是他们的好朋友，只有盯住韩愈，他们的想法才有可能借助韩愈来实现。
放眼中唐士人群体，具备“史笔”的不是只有韩愈一人，而是存在着一个默默的以之行文的士人群，这些士人无论胡汉出身，均有以《春秋》笔法创作的文本，出身鲜卑贵族的元稹奉旨为田弘正所撰碑铭就是一个范例。读《沂国公魏博德政碑》《段太尉逸事状》，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元稹和柳宗元均以太史公笔法成文，可见其史才、史学及史识。元稹循太史公笔法为文，以墓志为多，如《进田弘正碑文状》云：“臣所以效马迁史体，叙事直书，约李斯碑文，勒铭称制，使弘正见铭而戒逸，将吏观叙而爱忠。不隐实功，不为溢美，文虽朴野，事颇彰明。”[47]元稹、柳宗元这两位大文学家有著史的志向，却被远贬南国，失却将代表儒士之气节的事迹入史的机遇，因此他们传书给韩愈，并写好相关的文字，借助韩愈完成自家撰史的理想。一个出身于河东柳氏，一个出身于传承儒学的庶族家庭，一个出身于胡姓士族，出身不同、身份不同，却不妨碍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他们成为士人群体中践行儒学思想而共建传统的代表人物。不仅在著史中敢为，还要在履职中践行，在韩愈的身上，体现出不畏死的敢为精神。藩镇作乱，韩愈孤身入幕之际，元稹慨叹“韩愈可惜”，而韩愈能够做到完成任务，全身而退，这是史官生活对韩愈影响的表征。把道定位为道德理想，可能不够准确，却也适用。其外在的表现则应该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或者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若想“立于德”就要以之践于行，方可被史官载入史册，上升为涵养人格的范例，时代风气则因范例渐多而氛围渐成，氛围影响风尚习气，所以才有“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论定，风尚习气是判断士风的一个条件。
以文士而任史官，史官的身份令士人羡慕，具备这一身份者被认为是能够维系道统的群体。韩愈之后，其弟子李翱亦为史官，有《答皇甫湜》论及史官的责任，云：“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明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煊赫于无穷。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48]李翱阅读过之前的“唐书”，读罢特别失望，觉得“史官才薄，言辞鄙浅”完全不能胜任，历史需要重写，对此他有自己之设计。韩愈的另一位弟子皇甫湜此前即撰有《编年纪传论》，提出不应该以体式来限定良史之标准，当以经衡史，身为史家必须以“直笔”为之，这样方可称良史。皇甫湜认为：“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也。”[49]以李翱、皇甫湜为代表的“韩门弟子”将论史与弘道汇于一端，将论文与弘道再为一端，将论道与弘道又别为一端，此三端融汇于一身，士风因“道”长、“道”消而起起落落，弘道便成为论述的核心主题。
自贞元至元和时期，儒风激荡，文士涵养性灵中蕴有气格品性，兼有文儒之入职而为史官，治世之理想融于职业活动之中，遂发自内心而落于纸页，史家秉笔则弘扬士风。至此，胡姓士族开启的文儒化进程开始收尾，他们抛却原有的身份，并融入关中版图之内，与关中士族合流。关于儒学与文学的互融，葛晓音、马茂军、刘顺等学者均已有论述，查屏球则将儒学观念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认为儒学复兴是一个从感性生发到理性归纳的过程，由情入理，情在理中得到升华后以尊德性的倡导回到情感世界，从而“儒士群的忧世之诗也是中唐思想史上的一段重要史料。其强烈的忠臣意识和深广的济世情怀为中唐儒家政治伦理的重建拉开了序幕，表现出了这一精神上升时的最初动向与文化意义”[50]。序幕拉开了，在胡汉融合背景下，鲜卑士族以高贵的出身获得科举、联姻的机会，家学门风中的儒家文化精神焕发出新的特质。中唐时期是重建时代思想的变革期，自大历时期儒化已经进行，至元和时期士人的自觉性空前高涨，不仅仅身先士卒，而且以之入诗、入史、入文。考察元和时期以阳城为中心生成的文学书写，无论是元稹、白居易关于《阳城驿》的唱和活动，还是韩愈、柳宗元根据阳城事迹所作的文章，从中都能见出士人风骨。元和士人以成诗写史为契机，营造风清气正的时代之风气，彰显持守气节的精神价值，于是以接踵孟子而见出人性之光辉的选择路径更为后来者示出不二法门。
中唐元和时期是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起点。中唐史学精神主要表现在士人群体构成的一致性价值取向上，若以一人观之则是见木不见林，以文字对话彼此激励形成了价值观趋同的现象。一人得为史官，士人阶层以修史为讨论之契机，以史才、诗笔、议论统摄于追求直道的目标中，纪事以弘道为准则，以儒士之思想反思历史，以文士之笔墨撰著成史，以思想之光辉引领政事，德行与文学辅之以力量，史德之基本内涵尽在其中。于是，孔子之春秋大义蕴于其中，太史公之发愤著书融于其中，载入史册的事迹熠熠生辉。以史官韩愈为中心，元稹与之对话，柳宗元与之对话；以元稹为中心，韩愈与之对话，白居易与之对话。以元和士人为主体构建元和文化精神，他们不仅介入历史、文学和思想的世界，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历经波折而不改进取之志，以进取之志践履儒家入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