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史才初具：韩愈以儒者为底色的史家手笔
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大倒苦水，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史职。事实上并非如此。韩愈未任史馆修撰时已经有多篇传记文，这些文字初步展现了他叙述史事的能力。史才初显的韩愈并不满足于坐在史馆秉笔著述，他有着更为高远的理想——走出书斋，这或许是他与刘秀才反复诉说内心想法的理由。韩愈与柳宗元一样具有崇汉情结，推崇善著史者、善论者和善属文者，如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从这些人身上，韩愈练就史才与文笔兼备，亦不缺诗人之情。[40]穿越历史空间，步入思想世界，再到文学天地，韩愈游走于汉代的文化语境中，并从中汲取营养以滋养自身，世变则是韩愈文风丕变的催化剂。
到韩愈生活的时代，“安史之乱”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史事，但其留下的余响仍在。世变自然会留下过多的创伤，需要足够的时间弥合，许多故事的细节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就会失去细节的真实。韩愈便是在往复回味中讲故事，故事中有意识地以儒家思想涵养文化精神。元和二年（807），韩愈撰写《张中丞传后叙》，讲述的是关于张巡的故事，这一点我们在房琯与文学、吏治之争中有所述及，而韩愈叙述的故事却表现了张巡的另一面。张巡文武双全，张巡、许远是睢阳的官员，一直被视为“安史之乱”中坚贞不屈的忠臣形象，也是战乱之中殊死维护皇权的代表性人物。本来李翰撰有《张巡传》，却没有流传下来，反倒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流传至今。与《张巡传》的正面描写相比，《张中丞传后叙》仅仅具有补遗性质，因为张巡的事迹已经被李翰纳入《张巡传》之中，仅仅需要补入大场面中的小风景，以塑造一个更为全面的张巡形象。也就是说，对张巡智勇兼备而又忠于国家的一面，李翰《张巡传》已记录在内，如《进张巡中丞传表》便在呈上《张巡传》的同时为其形象定位。例如“孤城粮尽，外救不至”之际，张巡“犹奋羸起病，摧锋陷坚”。即使“啖肤而食”，依然“知死不叛”，最后“城陷见执，终无挠词”，不愧为忠烈之士。据《唐国史补》纪事云：“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761），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41]张巡死后，对其人的评价产生争论：一个方面是在遇到生存困境的时候，居然“食人”，这是不可原谅的过失，也是无奈之举；另一个方面是张巡能够尽忠而死，确实是需要树立的榜样。李翰根据《周典》 “三宥”之说，认为可以原谅张巡的过失，不能“掩而不传”，不能“传而不实”，以实录的方式呈现出一个残酷环境下的真实形象。李翰的传记作品只有《张巡传》，他还为杜佑《通典》作序，突出撰写史书要发挥“经邦”“致用”的功能。
李翰撰写《张巡传》则以“经邦”为目的。韩愈、张籍都认真读过《张巡传》，认为最遗憾的是没能以合传的方式将许远加进去，也没有记载南霁云的故事，所以韩愈才会另起炉灶，操笔撰文将张籍和自己所知道的记载下来。《张中丞传后叙》主要表达的想法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意为许远辩护，韩愈强调许远也是尽忠而死，他与张巡并无分歧，而是相当和睦；第二个方面是韩愈增补南霁云逃出来去见贺兰进明的事情，这应该是补叙事实；第三个方面是补叙张巡以超强的记忆力读书之事，从中可见其不仅具有武略，而且文才出众。
石晋时期修《旧唐书》，为张巡立传则以李翰所撰《张巡传》为基础，采摭《张中丞传后叙》的部分内容，如关于南霁云的叙述。北宋时期重修唐史，欧阳修、宋祁所撰的《新唐书》则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借鉴李翰和韩愈的文章，又采摭《刘宾客嘉话录》《南部新书》等唐五代笔记的相关记载。如今李翰《张巡传》已经失传，很难分析两《唐书》采摭入传成文之过程。《新唐书》关于张巡的故事采摭议论入传，其中就梳理了张巡故事流传过程中的评述，如吃人、张巡与许远私人关系等内容，传记文本借用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等人的说法，认为张巡功大于过。其之所以食人乃是因为守城的需要，在人伦与忠义之间放置一杆秤，无论是李翰还是韩愈均要以春秋笔法辨其大节，以彰显乱世中抱守忠义的价值所在。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学者们认为，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相比之下，泾原兵变则是小事件，准确地说是唐王朝军队内部的哗变。这场内乱距离韩愈更近，他在少年时代亲身见识过其中的一些场面，有些场景一定记忆犹新。泾原兵变发生的时间是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为讨李希烈途经长安，因为待遇问题而军心不稳，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哗变。哗变已发生，唐德宗仓皇逃出，直奔奉天，朱泚被拥护而称帝。这场动乱在第二年被李晟等将领平定，唐德宗回到长安。
韩愈《太学生何蕃传》作于贞元十五年（799），已经是泾原兵变发生的15年以后，讲述的是何蕃的故事，讲述15年前的故事带有追忆的色彩。主人公何蕃是京城中绝对的小人物，却是这场世乱中有风骨、尚气节的小人物，何蕃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太学生，却缺少入仕的机会。自何蕃进入太学算起，已经20 余年，他从未受到礼部的眷顾，太学官员曾经不遗余力地推荐他，依然无济于事。《太学生何蕃传》主要讲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与尽孝有关，叙述何蕃作为孝子，能够“闵亲之老不自克”。何蕃要离开太学回家尽孝道，“诸生”无法改变他的想法，就把他关在空房子里，又把何蕃的“义行”告知国子司业阳城，想要留住何蕃。可惜阳城已经出为道州刺史，没能成功。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述其孝行。第二件事是借欧阳詹的转述以表彰其忠义。欧阳詹讲述太学生质疑何蕃，认为何蕃有义而无勇，于是，欧阳詹就讲述了何蕃守住气节的故事。当朱泚之乱来临，太学诸生欲群起而从之，遭到何蕃“正色叱之”，最终“六馆之士不从乱”，正是何蕃的功劳。这两件事讲完，韩愈不忘进行概括，以议论而讲理。韩愈认为，何蕃的孝行忠义不能湮没无闻，得出的结论是：贫贱出身的士人“必有待”才会“能有所立”，这样的士人应该不止何蕃一个。韩愈提及阳城，并以假设的语气分析道，如果阳城还在，故事就会发生改变，这时候的韩愈对阳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韩愈嘲讽曾经身为谏官的阳城竟然默然无语，把众人的期望置于一边而不管不顾，不久，裴延龄与陆贽的权争导致陆贽被贬，阳城直言进谏而毫无惧色。身为史官的韩愈把阳城的故事写进了《顺宗实录》，如前所述，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或以诗，或以文，赞颂阳城身上所体现出的士人风骨。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太学生何蕃传》均与其身边的朋友有些关系。《太学生何蕃传》是以欧阳詹转述的方式叙事，《张中丞传后叙》则以张籍补叙的方式叙事，这样就交代了故事的来源，增加了真实性和可信性，这是中唐时期叙事文的一个共同特征。元和三年（808），韩愈专门给李渤写信邀请其入朝，即《与少室山李渤拾遗书》，书信的内容是要李渤告别少室山隐居生活，来与天下士君子共襄盛世，力求有所作为。韩愈这封书信注重说理：认为孔子生于乱世之中还要追求有为，现在天下太平，朝中有明君诤臣，安可错过良时盛世！韩愈崇尚孟子，对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提出自己的看法，极为看重士人之品格，这种品格是以德行、言语体现出来的。
韩愈《毛颖传》引起的争议值得反思：张籍的讥讽是认为此文有悖于道统，柳宗元的知赏是认为其与道统并不相悖。同一篇文字何以取得不同的阅读效应？李肇认为，《毛颖传》展示出韩愈的史才。《唐国史补》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42]将《毛颖传》与司马迁《史记》并列，称赞韩愈“真良史才也！”韩愈既能铁肩担道义，体现出士人义无反顾的赴死精神，又能以叙事之笔再现世变的图景。以文存史、以诗记史，百川汇入史家的笔下，才会成为永远的回响。如果用《论语》中的说法，士人需要“弘毅”，要做好“任重而道远”的心理准备。唐代士人阶层参加科举考试，与高门大族联姻，皆以追求功名为指向，真正为弘扬儒家道义者虽然代不乏人，却也并不多见。安史之乱是一场席卷全国的事件，乱中、乱后文儒群体不断反思，继续阅读儒家经典，祈望从中找到治理国家的思想良方，将儒家精神融入述往事成为不得已的通幽之径。自贞元时期到元和时期，恰恰成为中唐士风和文风发生转变的关键区间，士风之骏发自然会导致文风之丕变，或者说文风之丕变是士风复振的征象，文体、文风改革的愿望益加强烈。文学变革需以士风为底色，因此于思想激荡之际，以韩愈、元稹、柳宗元、白居易等为代表的元和士人以建立道统为目标，著史、作文，追根溯源，同气相求，形成了一个以弘扬道统为己任的文儒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