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西南联大、“鲁艺”与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诞生起至今正好跨越百年，在这百年的历史中，演绎过众多的主义，也发生过无数的争论，启蒙与救亡、自我与集体、批判与歌颂、娱情与经世等问题不断纠缠人们，拨弄着知识分子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每每到了历史的转折时期，相似相近的问题又会重新面临。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想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论争愈发凸显，交流碰撞也格外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1938年4月分别由国共两党主导，在不同区域内同时创办的两所学校，即位于国统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位于陕甘宁边区的鲁迅艺术学院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两所高校汇聚了众多新文学名宿，他们以不同的文学风貌谱写着抗战文学景观，其文风、理念、资源在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在彼时彼地播撒着意识形态的不同因子，成为文坛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地，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化先驱们大刀阔斧地打破封建主义桎梏，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观念，文学不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专属舞台，而开始表现世间普通男女的人生遭际、悲欢离合。文学创作也不再是封建礼教的宣讲物，而是在科学、民主精神的指引下迈向了现代化征程，一批具有世界视阈的知识分子广泛引进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学说和思潮，思考人性的健全与发展，探索生命的存在样态。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叶圣陶、郁达夫、老舍、巴金、沈从文、闻一多、冯至等人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不幸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新文学的发展走向，也打破了文人安稳舒适的生活环境。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受教育部的命令，南渡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因战事吃紧，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争虽然打破了既定的生活、教学秩序，但没有割断内在的文学理路。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沈从文、杨振声等一批名师带领着无数学子，在中国偏远的西南一隅继续思考着人的存在方式，书写着“五四”的启蒙主题，孜孜探索着生存、死亡与人性，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保持着精英文学的本色。

与此同时，另一种文学范式也在维系和展开，这便是工农兵文学。从历史的角度看，将文学赋予重要的工具作用，自古有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文以载道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末，梁启超将文学拉入政治的麾下，期待以文学革新政治、新国新民；20世纪2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人信奉社会主义可以拯救中国时，革命文学风生水起；30年代的左翼文学也将文学纳入到政治斗争的阵营。20年代、30年代的文学浪潮虽然以凌厉激进的姿态颠覆与批判了“五四”文学，但直到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文学才真正走入社会的中心，与政治、革命、社会、经济、教育发生密切的关联。“鲁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院校、文化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积极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其文学创作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起开启了工农兵文学方向，师生们也真正见证了文学与政治联姻，为政治服务的历史进程，并经历了从传统知识分子走向有机知识分子[1]的过程。

两校的办学理念、教育方针迥异，两校的文学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西南联大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赓续的是“五四”精英文学传统；“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的新生活、新秩序。无论哪种文学体系，都在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后，以“鲁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掌控全国，延安时期文学的生产机制、话语类型、批评策略得以延续，并继续影响“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精英文学则在压抑中潜滋暗长，在新时期终于迎来复兴的春天，追赶上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步伐。在当下，多种文学形态相互竞生、共同发展，谱写着多元的文学前景。

两种文学样态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理路和话语资源，但又相互生发与影响，并在战争的硝烟中有着共同的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一定意义上，西南联大的精英文学与“鲁艺”的工农兵文学分别引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上、下半区，新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在它们身上获得合法性解读，它们负载着丰饶的社会、历史、文化、美学信息，至今仍葆有一定的生命力和鲜活性。

首先，西南联大与“鲁艺”的同时竞存显示出不同文学话语的同质与张力。抗日战争构成了它们共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场域。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对于安稳的校园知识群体和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士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无论是国民党主张的军队抗战，还是共产党主张的全民抗战，抗战救亡都成为时代的首要话题。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权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中国共产党很快着手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建设独立的政权、司法、财政、文化与教育，并继承左翼精神传统，规约了战时的文学发展。国民党虽然撤退到西南，立足于陪都重庆，但在昆明仍有一定的势力影响，也以三民主义为思想主导，要求着西南联大的文学形态，但西南联大在地方势力龙云的保护下，努力摆脱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延续“五四”的校园文学理路。因此，从战时背景解读，两校文学同有战争的文化心理的渗透，呈现出抗战救亡的同质性，但若从各自的文艺链条来看，又存在很大的分野，放在40年代的同一平台上，更显示出或精英或大众的内在张力。这种同质与张力，显示出中国文学的深广度与丰富性，不同文学范型的相互渗透与介入，也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其次，在两校迥异的文学范式背后隐藏着复杂的信息符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某种程度上，战争时期的文学，无论是致力于追求美，还是效力于社会，都已打上救亡图存的烙印，绝非是纯然的艺术形态。并且，处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不同的“场域”，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渗入两校的办学理念、文体形式和话语风格中，这使两校的文学呈现出明显的战争、社会、政治、革命、经济、文化等多重印痕，因此，考量两校的文学范型，对于深入理解社会发展沿革具有一定的益处，也使文学评价告别了单一的审美维度，更加客观与公正。

再次，研究两校的文学创作、话语方式，不仅是一种历史回望，也是一种现实前行，能为当下及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两校的文学形态、生产机制、批评策略还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纷争与思想之辩也为此后的文学运动进行了预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代表思想或话语源头，因此，解读两校的文学作品，是考量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观照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窗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鲁艺”主要指的是延安期间的“鲁艺”，西南联大不仅指迁到西南以后，还包括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与之相应，本书涉及的作品也大多是师生在此阶段创作的，离校后的个别作品因其重要性也有所强调与解读。此外，本书的关注点是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或者说是西南联大和“鲁艺”师生的文学创作倾向，而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左”“右”之争。

[1]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到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说法，与之相对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与过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保持着稳定地位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有机知识分子是指随着新型社会的建立和新阶级的出现而一道产生的知识人员，“每个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并对其不断加以完善，使其“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