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国度：以唐代情爱诗为例

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诗赋）言情，乃至“淫”，本是诗歌（诗赋）的本性。早在先秦时代的《诗三百》中的“国风”，尽管经“孔子删《诗》”，仍然被视为“淫诗”者众。其后的《高唐赋》《神女赋》，更是被视为文学史上情爱描写之诗化传统的名篇。而诗歌至唐，达到了高峰，也达到了言情涉淫的高峰。

唐代的情爱诗，是唐代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灿烂的一章。

诗歌是心灵情感的外化媒介和艺术反映。诗言志，诗言情。情爱作为人类敏感细腻、美好感人和缠绵动人的丰富情感，历来都是诗歌艺术中最为精彩的构成。有唐一代近300年，较之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朝代，都是社会相对来说最为稳定、经济相对来说最为繁荣、政治相对来说最为开放、思想相对来说最为活跃、艺术相对来说最为异彩纷呈的一个朝代。作为大唐帝国的一员，无论是国主还是臣民，从帝王将相到农工士商，从才子佳人到乡野渔樵，由于国家的相对富强，都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豪迈之气，因而，“诗言志”，诗歌就成了唐代上至帝王、下至妇孺都善于运用、长于创作和流传的普及化的抒情言志载体，甚至可以说，诗歌是有唐一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说诗是有唐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是一个诗的国度，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而唐代经济的相对蓬勃发展，社会生活的相对丰富，又为人们的爱情和情爱生活及其激情火花的碰撞、传递和艺术地抒发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生活前提，因此，诗歌成为这种情爱碰撞、传递和抒发的外化媒质，便成了有唐一代诗歌发展和总体成就中必然的重要的特色内涵。

一 唐代情爱诗的兴盛及其社会基础

唐代情爱诗的作者队伍，一如整个唐诗，在如上所说的时代大背景下，大凡诗人，大凡有诗作传世，都会有情爱诗作佳品。《全唐诗》收录诗作近5万首，诗人2200多人，只是片泥鸿爪，其中的情爱诗作已见浩浩大观。近、今人《全唐诗》补遗一补再补，从现存史料或文献考古中不断偶有发现，同样新的情爱诗作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当时的诗作没有被收集或保留下来，或者虽然当时保存了下来或被收集了下来而后来又遗失了的，为数更多，更为普遍，其中情爱诗作所占的比重亦然。作为一个诗歌的国度，几乎全国的人都在作诗，且不说识字的、不识字的口头作者的“唱出来的诗”（今人称为“声诗”，如任二北先生有大著《唐声诗》对此做了钩辑），包括更为普遍的日日月月年年在整个大唐“天下”此起彼伏的民歌吟唱无法计量，即使仅以“写出来的诗”而言，也毕竟能者数量很大，在大唐有史近300年间，也远远不是三五千人甚至三五万人所能打住的。那么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那么庞大的诗歌艺术产量，这其中，既然诗歌是抒发情爱最为“拿手”的艺术手段，既然诗人是内心情感最为丰富，艺术表现冲动最为强烈，情感的艺术外化及其传递与张扬欲最为旺盛的群体，其抒写情爱的诗作，所占的分量之大，比重之高，所形成的繁盛的局面，虽然今天已难以“量化”，也是可想而知的。

唐代的情爱诗之所以大为兴盛，其一，由于前代诗歌艺术发展的积累。我国诗歌从先秦的《诗经》和《楚辞》来看，情爱诗就占据着很大的分量，而且已经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自汉以降，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中有大量情歌，其他民歌体五七言诗以及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无名氏下层文人之作，情爱诗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在一些上层文人诗者尤其是齐梁宫体诗等那里，也对诗歌艺术包括情爱诗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唐代，经过初唐四杰等的创新和改造，用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的话说，是“由宫廷走到市井”来了，后经初唐和盛唐、中唐和晚唐诗人们的大规模、高质量的情爱表达抒发和艺术煅打创造，从而造就了整个有唐一代的情爱诗歌成就。

其二，有唐一代的诗歌包括情爱诗的发展繁荣，与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和对诗人的礼遇支持是分不开的。唐历代帝王都不但鼓吹诗歌创作，而且带头实践，并以诗论人。仅从《全唐诗》中所收的帝王诗来看，其中太宗诗近百首，玄宗诗六十余首，可见诗歌创作在唐代人生活中的比重。高宗、武后等对文艺人才的器重、褒扬和提携，在当时和后世都不绝于书。著名诗人杜审言、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当年都是因受到武则天的礼遇和重用才得以成就的。有了帝王的爱诗歌和爱诗人，才有了诗歌在全国的普及，诗人在全国的普遍，并且才使得他们“有恃无恐”地表达情爱成为可能。

其三，整个唐代是一个张扬个性、思想解放，总体看经济富足，人民生活安定，有闲暇之思，有情爱诗创作生活基础的时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情况更是如此，有“诗史”之称的杜甫曾有《忆昔》一诗这样描绘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据《旧唐书·玄宗纪下》所载当时的一次普查记录，全国管郡321，县1538，户9619254，人口有52880488，经济之才、论思之士讲道艺文者甚众，对于唐代许许多多人来说，吟诗、写诗和传诗，伴随着他们的一生，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诗人。他们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人人大都有或丰富或单纯的情爱经历，大都有或浪漫或现实的情爱生活体验，在那样一个以诗歌为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的时代里，在那样一个对情爱的表达和宣泄并无多少顾忌和保留的时代里，用诗的形式即兴抒发、表达和宣泄他们的情爱，已经变得十分自然而然。

其四，诗人的面向生活，生活的丰富多彩，包括文化生活的繁荣和人文素养的相对普遍提高，导致了人们抒发情爱并吟咏成诗的广泛兴致，同时也就提供了传播情爱诗篇的广泛渠道；而唐代城市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繁荣，促使城市消费生活扩大了情爱生活的内容；同时由于各大自然水系和人造运河工程的广泛利用，造船技术、航运技术的大规模发展，所形成的江河湖海间的行商队伍不断庞大，客观上造成了商人家庭尤其是其夫妻之间或情人之间的长期分离和聚散无期，他们之间的思念、盼归、哀怨等，就为情爱诗的创作和产生提供了广袤的土壤和素材。对此，不但唐代大批官吏文人做了直接观察并对这一行业社会的夫妻或情人间的感情脉络做了模拟“代言”，尤其为商人妇们做的“代言”更多，而且无论商人夫妻或情人的男方女方，他们本身就是大量情爱诗言事咏情的作者和抒情主人公。唐代社会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由于边塞戍卫包括战事需要，产生了大量征夫，他们远在边关生死未卜，他们与妻子或情人们长久分离，甚至是生死分离，这些更为情爱诗的大量感人之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和产生令人断肠的艺术撼力的动因，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情爱诗的具体内容和题材。当然，这是统而言之；具体分析，自然会得出具体的认识。

其五，在如此广众的诗人当中，大多诗人的情爱诗作都打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因而使得整个有唐一代的情爱诗有如群星灿烂、繁花争艳，异彩纷呈。就不同的诗人来说，由于其个人经历和个人兴趣与爱好不尽相同，其关注的生活面和抒情言志的审美兴奋点不尽一致，因而其爱情和情爱诗的写作数量、具体的情感内容和艺术表现质量就必然不会一样。这样的不同，还不仅仅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人群、不同性别作者所体现出来的群体的差异，而且即使就同一社会阶层、同一职业人群、同一性别的作者而言，其个体的差异也不容忽视，甚至大相径庭。比如，群体差异，大者如帝王与臣民、士族与布衣、男人与女性；次者如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的差异，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同流派之间艺术主张和追求及其艺术造诣的差异，等等；个体差异，除却归属于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相较的莫大差异不说，仅就大体上归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大者如李白和杜甫，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已有定评，即使如王维、孟浩然之间，高适、岑参之间，元稹、白居易之间或白居易、刘禹锡之间，李商隐、温庭筠之间，等等，在当时都以诗歌成就及其诗风相同或相似齐名，其情爱经历与感受、艺术表现手段与所获得的审美效果也不尽相同，各有千秋。比如李白与杜甫诗风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不同；温庭筠以个性的缠绵和诗作的柔美为基本特征，与李商隐以个性的深沉而敏感和诗作的委婉而隐晦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等，都在其情爱诗作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 唐代情爱诗的题材内容

由于如上所说，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生活的丰富多彩，有唐一代人们的情爱内涵极为深广，其情爱诗作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大致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写少男少女的爱恋的。这一类的诗写得不少，而且大多很有特色，清新可喜。比如崔颢《长干曲》写一位泛舟姑娘对一位男子的属意；崔国辅的《采莲曲》写江南姑娘对纯洁爱情的追求，一句“相逢畏相失，并著木兰舟”，其心情，其动作，很是感人；崔国辅的《小长干曲》写小伙子和姑娘约会，也写得委婉动人。还有储光羲的《钓鱼湾》《江南曲》，于鹄的《江南曲》，李白的《杨叛儿》，皇埔松的《采莲子》，雍裕之的《江边柳》，写少男少女的欢会或离情别意，都写得很美。这一类情爱诗写得最多的，要数刘禹锡，他主要是用乐府民歌的手法来写，既清新雅丽，又通俗酣畅。他的这一类诗歌有《淮阴行》《竹枝词二首》《竹枝词九首》《踏歌词四首》等，其中《竹枝词二首》中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已经成为千古绝唱。另外，他的不属于民歌体的一些写青春少男少女的情爱诗，也写得很好，如《和乐天〈春词〉》等。

二是写失恋、写相思、写爱而不得等一类的诗。这一类的诗写得最为普遍，如李益的《写情》；王昌龄的《闺怨》，李端的《闺情》，李益的《江南曲》，孟郊的《怨诗》，权德舆的《玉台体十一首》，王建的《望夫石》，韩愈的《清清水中蒲三首》等。非常有名的还有，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已被人们千古流传，至今被借以泛用。有王维的《相思》，写“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至今人们喜欢吟咏。这一类诗写得较多的，是李白和李商隐。李白写的主要有思妇诗，如《乌夜啼》《春思》《长相思》《玉阶怨》等；李商隐写的主要是一些相思思念诗，多以“无题”名之，如《无题四首》，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无题二首》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又《无题二首》写女子的情爱失意等。他的“有题”的，如《代赠二首》，写女子为不能与情人相会的愁思，也同样写得很美。至如写失恋的痛苦的诗作，非常感人的有崔郊的《赠婢》和杜牧的《叹花》。崔郊的《赠婢》中的“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写的发自心底，让人一咏三叹。还有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知道感动了历代多少男女老少的心。如白居易与张仲素的唱和诗《燕子楼》，二人一唱再唱，一和再和，抒发了对美人盼盼的情感和忆思，让人不由得欷歔落泪。而非常难得的是，《全唐诗》还为我们保存下来了作者为“安邑坊女”的《幽恨诗》和“湘驿女子”的《题玉泉溪》，非一般男性诗人所能写来，弥足珍贵。尤其是《幽恨诗》，短短四句二十字：“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后人评论此诗“绝妙古今，一字千金”，并不过分。

三是写夫妻情感的。有王昌龄的《青楼曲》，写少妇对为国出征立功的丈夫的归来而欣喜不已的情状；王涯的《秋思赠远》写对妻子的思念；雍裕之的《自君之出矣》写对丈夫的思念；白居易的《寒闺怨》写老妇思夫；张籍的《节妇吟》写一少妇对丈夫忠贞不贰的心境，可谓佳制；更有李商隐的几首“有题”，如《为有》写妻子对丈夫的感情之深，就连为官的丈夫的早朝，她也不愿让他一大早起身；《日射》写空闺少妇的寂寞与对丈夫的思念；《夜雨寄北》则直接写给自己的内人，其情感人。

再一类是写弃妇的，如杜甫的《佳人》等。唐诗中这一类诗作不是太多，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使然。

再一类是写征夫戍边，与妻子两地思念的。这一类是中国古代包括唐代西部、北部边事不断的历史的反映，涉及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的家庭，他们夫妻不能相守，甚至新婚日即成永别日，战死沙场，永不生还的很多，因而反映这一内容的闺怨思夫诗数量很大，也大多写得极为感人。如沈佺期的《杂诗三首》《独不见》；沈如筠的《闺怨》；王维的《伊州歌》；李白的《北风行》《子夜吴歌》；张仲素的《春闺怨》《秋夜思》《秋闺思》；金昌绪的《春怨》等。其中金昌绪的《春怨》采用民歌体，写得既清新活泼，又极为深刻隽永。

专门写离别的诗，在唐诗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杜甫的“三别”诗，《新婚别》和《垂老别》既写了新婚夫妻的生死离别，又写了年迈老夫老妻的生死离别，而《无家别》则写了一个孤苦伶仃连家也没有的可怜人无人可别的“别”，更为令人断肠。如孟郊的《古别离》《古怨别》；李白的歌行体长诗《长干行》，写商人妇的爱情与别离，以女子口吻写来，如怨如诉。还有雍裕之的《江边柳》，写女子对男子的离情别意；杜牧的《赠别》，是留赠歌妓的；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写与情人话别；罗隐的《柳》写与情人歌妓送别，此类还有他的《赠妓云英》等。

还有一类写情人间微妙的情感或写幽会的。前面提到的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也可归入此类；而李商隐写得最多，著名的有《银河吹笙》《春雨》《碧城》等，前面提到的《代赠》，也可归入此类。

写帝王后妃之爱和反映宫怨的，作品量极大，好诗也极多。如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写玄宗与杨妃的恋情，语语浓艳，字字流葩，当时就深得玄宗赞赏；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写得既美丽动人，又鞭辟入里，让人感时伤世，反思再三。写宫怨的，大小诗人都写得很多。如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五首》，李白的《妾薄命》，崔国辅的《怨词二首》，李商隐的《宫词》，刘禹锡的《阿娇怨》，司马札的《宫怨》，薛逢的《宫词》，章碣的《东都望幸》，杜荀鹤的《春宫怨》等，不胜枚举。

写家庭亲情的，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都有名篇佳制。李白的如《寄东鲁二稚子》，王维的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商隐的如《骄儿诗》，杜甫的如《月夜》《春望》《羌村三首》《江村》等。

写新婚的，似乎不是很多，但其中王建的《新嫁娘》、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写得最为人喜。尽管后者以写新婚夫妇作比，另有用意，但就所写的具体内容而言，却把一位初嫁新娘写得活灵活现，十分可人。

唐诗中写悼亡的，以元稹、李商隐的最为感人。元稹的《离思五首》其四，写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千古名句，把诗人对亡妻的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写得淋漓尽致。李商隐的《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和他的《正月崇让宅》，都写出了对其亡妻令人断肠的感情。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代许多女诗人写的情爱诗，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表现都不容忽视。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安邑坊女和湘驿女子为不知姓名者之外，有名有姓，且非常有名的女诗人，她们写的情爱诗，都感情真挚，令人感动。如刘采春的《啰唝曲》，薛涛的《牡丹》《送友人》，薛媛的《写真寄外》，鱼玄机的《江陵愁望有寄》，陈玉兰的《寄夫》，诗人王驾妻子花蕊夫人所作的宫词一百首等。这里录薛媛的《写真寄外》一首，以见其例。薛媛是晚唐人南楚才之妻，南楚才离家远游后，某高官欲以女妻之，楚才为之所动，薛媛知道后，对镜自画肖像并以诗相寄，写得真挚委婉，既表达了对丈夫的一片忠贞，以打动丈夫，又不伤丈夫的自尊，使得南楚才既感动又内疚，和薛媛重聚归好：

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寒。

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

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

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三 唐代情爱诗的艺术特色

唐代情爱诗的创作，作为有唐一代中国诗歌创作繁盛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审美表现上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第一，较之于前代，情爱诗的内容有了极大的拓展，广泛丰富，或清新或深刻，精彩多姿。诗人们来自对情爱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其诗歌表现、抒发和再现了多样化内容，多写得精彩独到、感人至深，艺术化的审美感召力可谓夺人。既有写少男少女之欢的，又有写成年男女情爱之深的；既有写宫廷之怨的，又有写民间之苦的；既有写欢聚的，又有写离别的；既有写夫妻情感的，又有写情人情感的；既有写男女之情的，又有写骨肉亲情的；既有写自己的，又有写别人的，尤其是男性诗人多为女子捉笔代言，以女性口吻作为抒情主人公，挖掘和展示情人们的内心深处，情感写得细腻微妙，佳作连篇，让人目不暇应，一吟三叹。所有这些，较之前代的情爱诗的那么多怨苦，那么多悲哀，诗人情爱作品较为少见，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对比。

第二，诗的体裁多样，有歌行体，有律体，有民歌体，有唱和，有赠答，有长歌，有短制，不一而足。这是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成熟和繁荣的表现，用以描写和抒发情爱，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如果唐代社会不容纳这么丰富多彩、深刻感人的情爱，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爱好诗；而如果虽然有了这么丰富多彩、深刻感人的情爱，而没有这么丰富多样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样式仅仅停留在唐前的水平上，那么同样也会好诗难寻。唐代诗人们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和互促互动，这是他们的创造性贡献。

第三，艺术表现手法高妙，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一是以景写情，以景写人，景中情生，景人互映。突出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者是。二是创造性地发展活用了民歌的比兴手法。比如刘禹锡的大量表现少男少女的竹枝词，往往是比中有兴，兴中有比，比兴化一，起笔见情，简练酣畅，字字句句情真意浓，美丽感人。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三是很少像前代诗人赋家那样极力谱写美人之外形仪表，而是将笔触更多更倾情地渗入情人们的内心世界，写情写爱，写感写心。四是善于捕捉具体的生活情景和特写镜头着笔，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中有情的极高的诗歌艺术审美境界。如上文所举刘禹锡的竹枝词，如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如金昌绪的《春怨》，都是。还有王建《新嫁娘词》的“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与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美丽的情爱诗篇，绝无无病呻吟之作，为我们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名篇佳句，脍炙人口，流芳千古，万代传咏，为我们鉴赏不尽。

[本篇原题《论唐代的情爱诗创作》，《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曾为拙著《〈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传统》第三章“渊源有自：《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承继”中的一节，同今题。文字略有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