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引起我关注河南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阅读相关文学评论和“自我感觉”之间的一种小小落差。一方面，河南文学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以作家籍贯论，河南的长篇小说实力的确无任何省份可比。”[1]“文学豫军的提法还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豫军的力量还是相当之强的……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起着中坚作用。”[2]“文学豫军的创作带动了中国长篇小说质量的攀升，他们构筑了一道文学最后不被击垮的防线……”[3]的确，从得奖的数量来看，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河南文学拥有这么多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奖的作品中，河南籍作家的作品就有6部：《李自成》《东方》《黄河东流去》《东藏记》《湖光山色》《英雄时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一度的“人民文学奖”评选中，2001年第三届得奖的13部长篇小说中，豫籍作家的作品有4部：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张宇的《疼痛与抚摸》，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柳建伟的《突出重围》。这4部小说几乎占了全部得奖小说的1/3，成为这个国家级文学评奖活动中一道格外引人注目的风景……但是，另一方面，从个人长时间的阅读中，我又确确实实地感觉到河南文学没有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所预示的那种震撼、那种冲击力和那种新气象，还没有出现像“陕西文学”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那样厚重大气的作品，还没有出现能完整地代表一个卓有文化传承的大省的优秀文学作品。另外，看“文学豫军”的作品，几乎一人一个面孔，一人一个风格，每个作家的个性都非常强，也没有出现如“山药蛋派”“东北作家群”那样具有特别明显的地域特征的作家群。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豫军，到底有无团体协同性？“河南文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一 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状况及作家队伍
引发上述问题的前提是需要对河南文学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才有可能全面去衡量作品的质量、深度以及创作水准。因此，本书的着力点，就回到了研究资料的整理上。
就总体状况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99年12月，本书共统计出河南长篇小说139部。按时段划分如下：“十七年”期间（1949—1966）23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76）3部；80年代（1977—1989）46部；90年代（1990—1999）67部。五十年时间，河南长篇小说共有三个出版高峰：一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1977—1983）的“解冻”期。七年时间，共出版长篇小说21部；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1987—1993）的“复苏期”。七年时间出版长篇小说44部；三是在1997年至1999年，是长篇小说的“高峰期”，三年时间就出版长篇小说31部。
与其他省份相比，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河南出版的长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太多，但是，“成就”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姚雪垠、魏巍、刘知侠、苏鹰不遗余力地用文学实践阐释着党领导下革命的合法性、政策的合理性。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炼钢铁等社会政治运动在河南的长篇小说中均得到了快速的反映。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7—1983）的“解冻”期，是河南长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共有21部长篇小说出版。这个时期，河南长篇小说在内容上大部分还承续着革命历史题材的“传统”，讲述传奇故事，不忘与“革命”相结合。仅有1部涉及“左”倾路线对农村建设带来灾难性危害的作品（《大别山人》）。红卫兵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各有1部。第二个出版高峰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1987—1993）。七年时间出版长篇小说44部，平均每年6部。这个时期中原历史小说占据主导地位。以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为龙头，河南作家充分发掘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与地方志人物，一批历史题材的小说纷纷出炉，包公、白朗、别廷芳、李香君、花木兰等贤臣名将都有人为之作传扬名。此外，李佩甫、张宇等人敏感地捕捉到市场化、商品化社会大潮对淳朴乡村的影响，也写出了贴近时代的长篇小说。第三个高峰期是1997年至1999年。三年时间共出版长篇小说31部，平均每年10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开始多元化，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方法上愈来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张宇、阎连科等都推出了长篇小说佳作。《诱惑》《匪首》《疼痛与抚摸》《城市白皮书》《拒绝浪漫》等一批题材手法各异的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关注。这些长篇小说一方面充分展现了平原大地上的“平原文化的博大与混沌、智慧与狡黠、坚韧与冥顽、持重与沉滞、凝重与苍老……”[4]另一方面对中原大地上尚存的封建特权文化因子和中原文化中的种种痼疾开始了反思与批判。同时，“地域写作”之风突起：豫西南小盆地楚汉文化的交汇，豫西民间河洛地区的盗墓传奇，政客军阀之间的争斗史，豫东大地的文化风俗流变，在周大新、阎连科、刘庆邦等人的笔下都有充分的展示。
创作长篇小说的河南作家按代际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20世纪“20后”或“30后”作家；第二类是20世纪“50后”或“60后”作家。
20世纪前30年（1949—1979）发表作品的作家，大都为“20后”或“30后”（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这段时间，写长篇小说的由这样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批作家的特点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大都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以自身的革命经历书写长篇小说，如刘知侠、韶华、苏鹰、贾子云、黄日强等人；二是在河南出生、成长、受教育，早年追求进步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革命文艺建设的作家，如姚雪垠、王昌定、苏群、李建彤等人；三是个别农民作家，如冯金堂，是在杂志社编辑的大力协助下走向创作之路的作家。
这个群体的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一部作品”现象大量存在。由于这批作家是靠本人的实际经验写作的，没有艺术想象和艺术积累的滋润，经历的素材一旦被挖空，创作便无以为继；第二，创作多为“革命历史”故事。创作方法多与民间故事的因素相联系，情节简单，人物鲜明，故事性强，作者意在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阐释革命道理。
20世纪后20年（1979—1999）发表作品的作家，大多是“50后”或“60后”。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参军、高考摆脱农民身份，由乡村走向城市的作家。这些作家的童年、少年在河南农村度过，他们大都有过饥荒、饥饿等苦难记忆，如刘震云，河南延津人，1973年参军，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开始创作；周大新，河南郑州人，1970年入伍，1983年考入西安政治学院后开始创作；阎连科，从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后来在1978年入伍，1985年河南大学政教系毕业之后开始创作；二月河，21岁高中毕业，1966年参军，经历了10年的军旅生涯，复员后，由研究“红学”开始创作。二是出生、成长在河南农村，靠写作改变命运的作家，如墨白、刘庆邦、张宇等人。墨白做过农民、搬运工人、漆匠、小学教师，后来靠写作成名，成为专业作家；刘庆邦16岁辍学，从课堂来到田野，从一名中学生转为农民，之后又到密县煤矿当了一名工人，后来靠写作成为专业作家；张宇，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县广播站编辑、文化局创作员，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成为河南省作协主席。其他“由乡入城”的作家如田中禾、郑彦英、张兴元、侯钰鑫、行者等人皆起步于七八十年代，跟上述作家有相似的求学背景和创作经历。
这批作家的群体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作家们大都为农民出身。他们中除了刘震云毕业于北京大学、田中禾肄业于兰州大学、李洱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之外，其余作家基本上没有受过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在农村的经历和受苦受难的“童年体验”，化成了他们创作中的那份格外深沉的“乡土情感”，这份情感既成就了他们，也局限了他们。第二，自我“超越”的愿望非常强烈。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如李佩甫和杨东明等，不仅创作紧跟时代，而且在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高的追求。有学院教育背景的作家往往表现出更加宽阔的艺术视野和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如刘震云在创作中对人“存在”的哲学思考和李洱叙事方式的不断创新，使他们在河南作家中率先成为叙事的先锋。他们的创作，在全国当代文学领域内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研究意义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廓清河南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和特点，进而发掘河南文学的“特色”和“规律”。本书之所以选择“长篇小说”这一个文类做标本进行资料梳理，是因为长篇小说“更为深刻、本质、敏感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身的形成”，并且“它是由这个新世界产生并在一切方面和这个世界具有同样本性的体裁，在许多方面长篇小说预示了并正在预示整个文学未来的发展”[5]。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整体格局中，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可以说是当代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国内知名作家往往需要有长篇小说代表作才能够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长篇小说一度被视为衡量作家创作能力的重要标准。
纳入本书研究视域的河南长篇小说包括以下三类作家的作品：第一类是河南“本土作家”。他们从小生活、成长在河南，在河南定居，在河南写作、发表，如李佩甫、李凖等人；第二类是河南籍“外出作家”。他们出生、成长在河南，后来通过考大学、当兵等途径走出去，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始终以河南（中原）为主题、背景，如刘震云、周大新等；第三类是“外省来豫”作家。这些作家出生地（籍贯）并不在河南，但由于后来工作、生活等原因来河南定居。这部分作家的作品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是有条件的，即他们的作品内容或写作背景一定要是河南（或中原），如尼尼、郑彦英等人的创作。
本书选取的时间段是1949年到1999年，之所以如此，不是刻意要回避什么“问题”，实在是因为现实的出版状况造成个人统计上的困难。2000年之后，随着图书出版市场运作的日渐成熟，民间自费出版的长篇小说越来越多，“学生作家”“民间写作”、网络写作的创作状况更是不可胜数。“仅在2000年和2001年，全国各地出版长篇小说达700部和800部，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直逼1000部。而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里，长篇小说创作的总量也仅有170多部。如今长篇小说一年的创作量，比原来近20年的创作总和还多几倍。时至今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已经达到3000部以上，有人把这种现状说成是文学创作的大丰收，长篇小说的一片繁荣。”[6]2000年之前，由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内部刊物《河南作家通讯》（月刊）每期都有“新书架”栏目，记录一段时间内出版的河南小说篇目，但这个栏目也于2004年停止了，不知是否也出于同样技术原因的考虑。如此看来，能有效地进行统计的范畴也就是2000年之前这50年的时间了。
就文体而论，“河南小说”经历了由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循序渐进逐渐成熟的过程，长篇小说，已是能代表河南文学的一个较为成熟的文体。20世纪50年代，河南文学是以短篇小说为主的，李凖、乔典运、南丁、张有德、段荃法等一批作家是近50年来河南小说创作的第一群体。他们以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强有力的现实主义艺术，在新时期文学上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位置。到了七八十年代，河南的中篇小说一片繁荣。张一弓、田中禾、刘震云、李佩甫、周大新、张宇、阎连科等人都有优秀的代表作叫响文坛。90年代，长篇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刘震云、阎连科、二月河、周大新、李佩甫都发表了有影响力的作品。正是在90年代，“‘文学豫军’的规模真正形成并得到健康发展”。[7]
关于河南文学的统计资料，50年来前人已经做过不少。本书所统计的长篇小说资料来源如下：第一，《河南新文学大系·资料卷》（李允豹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8]；第二，《图说河南文学史》（何弘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河南作家词典》（刘学林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河南作家通讯“河南新书展”栏目（河南作协内部刊物）；第五，个别篇目由河南文学院资料室提供。
三 研究现状和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在阅读几篇有关河南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得到的。
姚晓雷的博士学位论文《乡土与声音——民间审视下的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类型小说》，深入阐释了河南民间“侉子性”的文化性格。作者首先对陈思和的民间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对现代启蒙视角的拓新；对地域文化视角的超越），作者将“民间”视角定位于批判国民性的启蒙视角和地域文化视角的基础之上，凭借他对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作家及其作品的谙熟，提出并严密地论证了河南乡土小说中展现的一种民间性格特征——“侉子性”，这是该论文理论上的一个贡献。
梁鸿的博士学位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所选取的“外省”视角是非常新颖的。这一理论视点“既包含一个区域固有的文化品格，如它的文化背景、性格特点、人文地理特征，又可以透视它与中心文化圈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较量中，本土文学最终呈现出属于自己的特质与命运”。[9]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梁鸿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文学研究，而是将之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过程联系起来，将传统文明的考察与现代精神的考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坐标，河南文学在这一坐标中显示出了它在中国20世纪文化空间中的“生成、意义与特征”。
刘保亮的博士学位论文《河洛文化视野下当代河洛文学研究》[10]是一篇研究地域文化的论文，该论文选择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河南乡土文学中的“权力书写”“叙事伦理”和“道家话语”。论文“不仅填补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空白的意义，而且显示出一种可贵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意识，一种强烈的与传统和当下积极对话的冲动”[11]。
李丹梦的博士学位论文《主体精神镜像——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宣布告别“地域写作”。因为如果“我们纯粹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去观照豫军的写作，将在理论上陷入一叶蔽目的困境，从而阻碍我们对其创作进行更深刻的洞察，和别的地域文化小说相比，所谓的中原风土是相对平淡的”。所以，她在提出“主体性”概念后，从第二章开始，分别概述了周大新、刘庆邦、李佩甫、阎连科、墨白、李洱等6个河南作家的创作状况，重点分析了他们在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身份与形象诉求，探讨了他们在书写“村庄情结”及“权力情结”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面临的伦理纠葛与困境，并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了“文学豫军”在主体形象塑造上的变迁。
李少咏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新时期河南小说主题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阐释河南文学的一个特点，的确抓住了河南文学的某些核心东西。对河南文学来讲，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制约甚至主宰的确是河南文学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该论文为新时期的河南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深刻的视角。从魏巍、李凖、姚雪垠的创作实践来看，的确存在着这么一股“政治文化”的潜流，成为贯穿50年河南长篇小说的一条主题线索。
上述论文以不同视角和概念论述了河南文学的某些特征，但是，正如李丹梦认为的单纯从地域文化视角进入研究会产生局限性那样——“我们纯粹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去观照豫军的写作，将在理论上陷入一叶蔽目的困境，从而阻碍了我们对其创作进行更深刻的洞察”。任何一个角度的深入研究也都存在着遮蔽固有概念之外的问题。当然，这种用一个视角（或一个概念）为主线去透视研究对象的方法，能有效而深入地挖掘研究对象某些方面的问题，对这些“视角”或“概念”本身来说，是一种内涵的深化和拓展，但对于研究对象是一个领域非常宽泛且有大量作家作品存在的范畴而言，还是有较大的缺陷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此做会忽略、遮蔽掉“视角”“概念”之外的一些文本和问题。就河南长篇小说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80年代初期出现的大量的“革命传奇”故事，80年代中期大量富有中原历史人物风情的“历史小说”,90年代刘庆邦所写的关于豫东地区民情风俗的长篇画卷《高高的河堤》，还有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农民作家的创作，一批反映中原人民清官诉求的侠客故事等等，均因为不属于某些“概念”或者“视角”而长期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即使对于同一个作家而言，由于作品本身产生的过程非常复杂、细微，有很多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内部”变动，这些问题很容易在我们宏观“概念”的解读阐释之下被忽略。如《李自成》的文本生成过程对内容发生的影响，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与“文化大革命”末期的电影剧本《大河奔流》的顺承关系，《黄河东流去》上部和下部中农民形象的某些改变，等等，这些变化如果不仔细地还原文本、用一种更宏阔的“视角”去观照，是很难对作品做出准确判断的。
本书无意对上述论文观点进行“修正”，我只是在阅读了大量河南长篇小说的基础上，想到与其再从一个理论视角去做一个观点的阐述，还不如整理一下这些数量众多、有的内容还互相重复的小说。所以，本书一方面是做河南长篇小说的资料积累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在大量的资料阅读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生发自己对河南文学的认知。拟从大量文本资料的整理归纳中，发掘隶属于河南文学的特征和面貌。因此，本书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在方法的选择上竭力避免概念的先行介入，也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的方式，尽量从作品的“现场”出发，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寻求河南长篇小说新风貌。
就“河南文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对河南单个作家的研究内容丰富而深刻。很多河南作家都有“专论”，相关成果散见于单篇论文。如，刘思谦的《张一弓创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孙先科的《“鸡毛”与“蚂蚁”的隐喻：个人的磨损与丧失》[12]、姚晓雷的《刘震云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刘增杰的《师陀小说漫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吴义勤的《李洱：诗性的悬疑》（《山花》1999年第9期）、洪治刚的《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阎连科小说论》（2007年第5期）、王德威的《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等等。刘思谦论述的虽然是张一弓的创作个案，但很多观点都是理解当时和后来河南作家创作共性的一把钥匙。如“对于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索，便成为他小说的第一乐章和第一主题。这是张一弓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驱使”,“张一弓小说创作的政治色彩小心翼翼地跨越了那简单化、庸俗化和图解政治的老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农村的现实生活”，这些观点都富有高度的涵盖力；姚晓雷对刘震云小说中的“民间立场”、权力质询主题、人道主义情怀、“民间反叛式”的语言策略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孙先科对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中的“鸡毛”与“蚂蚁”两个意向的精神分析和文化释义新颖独到，将“鸡毛与蚂蚁”的象征意蕴与20世纪的某些著名象征意象如鲁迅的铁屋子、卡夫卡的城堡、钱钟书的围城与鸟笼相比，指出“一地鸡毛”与“铁屋子”“城堡”“鸟笼”有着“同构甚至同质的特性”，的确新颖而独到。其余较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还有孟庆澍的《乡土精神的现代阐释——阎连科小说简论》[13]、曹禧修的《论周大新的盆地小说》[14]、李丹梦的《李佩甫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等。其中，对作家创作中的“村庄情结”和“权力情结”，很多研究者都有不同角度的深入揭示。
纵向研究河南文学发生发展状况的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9期）、孙荪和何弘的《新时期新经验新期待——改革开放30年的河南文艺总述》（《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毛兵的《河南文化发展60年》（《中州学刊》2009年第9期）、王萍的《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流变》（《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等文章。其中，《文学豫军论》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文学豫军”的形成与发展的3个时期：第一，从新文学发端到新中国的成立（1915—1949）；第二，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文追溯文学发展的历史，结合各时期的时代背景，结合重要作家、作品，分析、探讨了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并指出了文学豫军在90年代出现长篇小说高峰的原因：其一是资源因素；其二是人的因素；其三是文体演进规律。
对河南文学的阶段性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刘增杰在《风雨五十年——20世纪上半叶的河南文学》中，从作家创作内容上总结了河南文学的“两大创作母体”——对苦难的抗争与对中原文化的反思，从艺术特点上总结了河南文学来自“民间”的魅力特色（《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序言）；鲁枢元的《一种视觉化写作的尝试》以清醒的理性对河南的文化精神及其所产生的土壤做了全面的总结，一方面指出了河南所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以河南人的口头语“中”为例证，对河南的前景充满了希望：“‘中’，就是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冷静估量，就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平衡，就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恰当举措，就是对‘全球经济—体化’风险的成功化解，就是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求取全面的、最佳的、切实的效应”。[15]任访秋、赵道山的《百余年来开封文学发展梗概述略》，文章以开封作为透视河南文学的凝聚点，分“鸦片战争以后”“辛亥革命前后”“五四运动后”“30—4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个阶段对百年来开封文学的发生发展状况做了高度的概括。[16]孙先科的《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河南近期小说创作透视》，从田中禾、张宇、李佩甫等河南作家近期的创作中发掘出了“现代文明所启迪的理性自觉是河南作家近年创作所贯穿的一条精神线索”，又指出河南作家由于创作“过于关注‘吾土吾民’的艰难生息的‘形而下’的生存，构成了河南作家所独有的一种‘乡村情感’”。所以，“现代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的矛盾、交叉与渗透构成了新时期以来近两年河南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17]
有关河南乡土文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不少，多是对河南浓郁的传统道德、乡土文化以及河南人官本位思想的初步论述。
[1]铁凝：《在“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何弘主编：《坚守与突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张锲：《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豫军的崛起》,《东方艺术》1999年第2期。
[3]何弘：《重铸辉煌：改革开放30年的河南文学》,《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陈继会：《“平原”文化的深层探析——漫谈〈羊的门〉》，张鸿声主编：《河南文学史·当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5]巴赫金：《长篇小说和史诗》,《20世纪小说理论经典》，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6]丁妮文：《长篇小说创作现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4-09/29/content_2037815.htm。
[7]孙荪：《文学豫军论》,《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8]《河南新文学大系》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也归之为河南文学，将叶文玲也归为河南作家。但据资料查证，张扬乃北京人，在广州长大；叶文玲出生在浙江，长期在郑州生活，后加入中国作协，任浙江省文联主席。这两个作家都不符合我上述的标准，因此统计资料的时候将之忽略了。
[9]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0]该文出版后名为《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11]刘保亮：《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2]刘增杰、王文金：《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13]刘增杰、王文金：《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14]刘增杰、王文金：《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
[15]刘增杰、王文金：《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16]刘增杰、王文金：《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7]孙先科：《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河南近期小说创作透视》,《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