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棉教授的大著《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即将由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推出，是学术出版界的一个好消息。在送旧迎新、鸡年即将到来之际，周教授告知我这个好消息，请我为他的大著写几句话。我与周教授联系有年，对他的索序，不好推脱。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封建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到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确立”，中国国家地位更降到“谷底”。东西方列强更是磨刀霍霍，疯狂地要把中国豆剖瓜分，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并没有奴颜屈服，没有跪倒在东西方列强的铁蹄下呻吟，而是发愤为雄，存亡继绝，立志振兴中华。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发生和留学生群体的演变，就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挣脱列强奴役，捍卫国家主权，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百余年的留学史就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按照我的理论，近代中国历史度过了“谷底”之后，慢慢呈现“上升”趋势，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出现，总体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上升”趋势表现形式之一。

最先走出国门的是容闳和他倡导的留美幼童。作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驱，容闳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倡导、促成了中国官派留美运动，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之先河，更在于他有一颗不变的中国心，试图用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西学东渐记》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是他爱国思想和兴国远见的集中概括。他带出去的学生虽然数量不多：四批幼童120人，但是大都学有所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为国家的体制转型和社会的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如唐绍仪，曾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在邮传部、外务部任上，他就为国家利益同列强反复争衡；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议和中，作为北方代表而趋同于南方主张，力主清帝逊位，实行共和；出任总理以后，为坚持《临时约法》而不惜与老上司袁世凯翻脸直至挂冠而去。至于詹天佑修筑铁路的事迹，在今天的中国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其实，需要强调的是，在留美幼童和随后的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中，还有一批在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其中在马尾海战中牺牲的幼童是“扬武”号枪炮官六品军功杨兆楠、“扬武”号枪炮官六品军功薛有福、“扬武”号枪炮官七品军功黄季良、“振威”舰二副六品军功邝咏钟。在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是幼童陈金揆和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一批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的海军军官。他们都是近代中国最早站在反对外来侵略第一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从他们开始，中国留学生爱国主义的主流和本质得到彰显和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甲午战争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了第一批官派学生到日本留学。甲午惨败，中国学生要到日本去看看到底是何原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中国国内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留学运动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新阶段，清末留日大潮是一个明显标志。1905年底，留日学生人数约8600人，达到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1906年大约也有8000人。从1896年中国官派留日开始至1937年，留日学生大约有十万人之谱。从此，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唯一的初步现代化的强国，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理论学说的出版物比比皆是。在这里，留日学生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学到了许多在国内封建专制的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包括经日本人翻译、删节或改写的西学理论，并通过创办的各种刊物如《浙江潮》《游学译编》等，向国内广泛传播。他们研究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增强了国家兴亡的危机感和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并形成了多种政治派别。

概括地说，留日学生，尤其是早期的留日学生，无论是官费生、自费生，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随大流者，大多是抱着救国的目的浮海东渡的。因此，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是极其关心中国的前途，但凡日本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举一动，都无不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比国内一般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酝酿、形成、发动侵华战争政策的全过程。在求学期间，他们一次一次地发起世界留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集体归国运动，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为了祖国的尊严，他们忍受艰苦，拒绝日本文部省提供的带有侮辱性质的庚款助学款项。回国以后，则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发挥了多种作用，尤其在政治、军事和基础教育方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影响至大至巨，总体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其发动和鼓吹，与中国留日学生关系极大，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发动、号召和直接参与下取得成功的。此后民国历届政府人员的构成，留日学生都占有比较大的比例，对民国社会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关于留日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在20年前的《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曾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

总体上说，近代中国留学生的主流是爱国的，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对具体人而言，也不尽然。有少数留学生，对祖国的社会发展，没有积极贡献，甚至起到迟滞的作用。

周棉教授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留学生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这个综合性大课题。至今已垂三十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在艰苦的条件下，他围绕这一综合性课题，以“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心论题，进行了持久的探索。当初，鉴于资料的欠缺，他用了近十年的“笨功夫”，编辑了一部《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初步打下了研究的史料基础，特别是其中的人物简表，在辞书编撰史上是一个创造。这本严谨的留学人物工具书为后来的留学生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学者们曾给予较高的评价。在此后的岁月里，周棉一边研究一边还从事推动留学生研究的工作，在他所主持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创建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专栏，团结了海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使该刊成为国内留学生研究的重要阵地；还创建了江苏师大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发起召开了两次中国留学生学术研讨会。这些都具有开拓性意义，是可以载入留学生研究史册的。

有了十多年的学术积累，周棉于2006年竞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社会发展”，获得成功。从此，他开始了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这个项目于2013年结题，获得教育部结项优秀等级。此后，他锲而不舍，勇攀学术高峰，又申报并获得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和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补充了新的档案史料，也不断提炼自己的观点。为此，他又连续5年对结项后的这部书稿进行了反复、认真的修改，真可谓咬定青山，琢磨不断，于是，得以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才有了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

因此，我首先祝贺作者在世风日下之际，不受窗外诱惑，甘坐冷板凳，苦心凝成一部大著。作者抱定学术目标，攻坚不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应充分肯定。

就全书来看，该书以民国的发展进程为线索，上编按照民国的阶段性建构大的纵向框架，探讨留学生群体在民国各阶段发展中的作用；下编以专题为线索，探讨留学生群体在民国不同领域的贡献，从纵横两个方向论述留学生群体的作用，结构合理，规模宏大，史料丰富，论证严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看法。

留学生群体是从清末开始形成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区别于旧式文人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出现对清末和民国的社会变革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研究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社会的关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对民国史研究，其学术价值是很明显的，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留学运动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把握比较到位，有较多值得重视的新观点，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提炼，达到了新的高度。

例如，“导论”对留学生群体的概括：在鸦片战争以后“空前而艰难的变革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人走向世界整体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运动。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群体。”

又如第一章对清朝皇族内阁出笼后的评述：“本来相当多的留学生还寄希望于立宪，为此积极参加新政，希望通过有序、平稳的体制改革，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但是皇族内阁的出笼，标志着清末新政进入了立宪的死胡同，击碎了他们多年的幻想。留学生们的初衷已被扭曲，感情受到了愚弄，对清王朝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而体制外的留学生们更被激怒，进一步加快了武装革命的步伐。最终，踟蹰不前的清王朝终于在清末宪政运动和革命的浪潮中，被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

再如，对留学生与同盟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在此前论述的基础上，周棉在本书第二章的论述无疑更准确也更有高度：“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群体即将登上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其主要标志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国民国的成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鼎革中，以孙中山、黄兴为首创建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创建了中华民国，从而标志着留学生群体登上了民国乃至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政治大舞台。”

有的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作者却能花样翻新，得出新观点。如：“以往对留学生倡导白话文多从文学方面讨论，其实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意义更大：第一，在中国历史上，它史无前例地实现了语言形式的伟大变革，帮助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的4 亿多人民，运用新的思维外壳（语言形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第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它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全新的语言载体：不仅使许多西方文艺作品通过白话文传入中国，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借助这种形式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它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并最终与世界接轨，其意义实在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五四新文化后期统一战线的分化，以往多有研究，该书的看法也能独出机杼：“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队伍的分化，实际上也就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在经过‘五四’的洗礼之后，各自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了歧异，也就是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还须指出，该书引证史料比较丰富，其中有的还是首次发现、首次引用，例如，对张伯苓推荐曹禺留学而被陈立夫婉言拒绝的档案，就是第一次发现，也是第一次引用。这不仅对于留学研究，对于研究陈、张的为官为人乃至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官场作风都有意义。等等。

总的看来，作者倾心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这个课题，颇富心得。《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既是作者多年来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著作，也是学术界留学生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人也曾稍稍涉猎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运动，了解《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的学术价值，谨在作者索序之际，写出如上的话，敬请读者批评。

张海鹏

2017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