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个体对社会伦理的反抗与突破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馈态度。《出事了》中的个体与社会都“出了问题”，看不到希望。但是美国导演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却以这一小说为蓝本，写出了一部赋有希望的剧本《美国美人》（American Beauty,1999），并将其拍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电影的成功正在于导演在悲观中显示了希望，或者说，电影从另一角度对作品进行了阐发，以表现小说中所具有的潜在希望。海勒的作品在批判的同时，确实也呈现出了某种可能性，展示了某些与疯狂的社会伦理相对抗的精神，并且这些更是我们要去探索的。

1.个体对政治伦理压迫的逃避与反抗

政治伦理的压迫往往是最极端的，也是让人最难以抵抗的。《军规》中所展现出的极端军事化压迫着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权力的普通军人。这种压迫就是要让他们去死，比如不断增加的飞行次数，无法摆脱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他们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并且军官们为了博取战功，为了个人私利，还要故意选最危险的任务让他们去执行。在这种环境中，多数人已经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亨格利·乔每日做噩梦发出恐怖的叫声；麦克沃特开着飞机就不要命地玩惊险动作；多布斯不断计划着要去杀死自己的上司。乔做噩梦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精神反馈；麦克沃特的冒险是一种自我放弃，一种陷入疯狂的逃避；多布斯也只是在绝望中生出一种复仇的念头。他们最后都没有得到好结果：乔因为精神脆弱，生病死掉；麦克沃特因为飞机开得太低，螺旋桨将正在海上冲浪的战友打成了两半，自己也撞在山上自杀；多布斯也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这些都属于被动的疯狂举措。而除此之外，作品还呈现出其他一些面对压迫的行为。

第一，自我麻醉。

在《军规》里，士兵们利用各种方式来忘记恐惧。比如，他们通过看电影来自我麻醉，所以剧院也成为“这些即将捐躯的士兵每日娱乐的场所”[43]，而更重要的方式是投入到性爱或爱情中。性爱就是用肉体的放荡来印证自己短暂的自由，所以他们总是隔段日子就要去罗马找妓女。在那里，约塞连会“疯狂爱上所有这些女人”[44]，这种疯狂就是对恐怖压抑的政治气氛的对抗。当他找到妓女后，“跟这个女人他能怎么下流就怎么干，只要能发泄欲望，得到快乐就行”[45]。即使是在基地里，约塞连也会想办法勾引护士，跟她们发生关系。但如果过于泛滥地采用这种方式，就会变成纵欲式的麻木，变成《出事了》里的主人公那样，不但不能解救自己，反而成为自戕的手段。相比而言，情感的投入能够引来更多有益的影响，作为一种健康的个体伦理姿态，可以对丧失人性的社会伦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对抗。比如：约塞连在医院里爱上了达克特护士；内特利爱上罗马的妓女；牧师始终怀有的对家人的思念；等等。但即使个体的情感伦理再充实，也并不能改变外在的现实。这些个体行为，只是人们在压力的缝隙中找到的一种自我麻醉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被动逃避。

被动的逃避就是寻求自保。对《军规》中的人们来说，就是要想办法活命。约塞连充分展示了个体在恐怖的政治伦理环境中寻求安全与自由的努力。从一开始，他就不断寻找能够不用飞行、逃避死亡的办法。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装病，不过这并非一劳永逸的办法，装病总会被看出来，出院是早晚的。他“早就拿定了主意，不是永生，就是在永生中死去。他每次上天执行任务，唯一的使命便是活着返回地面”[46]。任务对他毫无意义，他“毫不在乎自己是否击中目标”[47]。他很清楚，政治伦理完全是权力伦理，个体永远无法拥有选择的自由。所以他想尽办法寻找出路，求助过还有些人情味的梅杰少校，但少校却性格懦弱，跟这个可怕的环境无法融合，自己也选择了逃避，在挤满人的基地上“成功地做上了隐士”[48]。相对于政治权力，个体力量是非常微薄的，正常的反抗无法实现，约塞连只好用尽一切智慧突破常规地去行动。在卡思卡特上校为了升官要他们去轰炸最危险的地方时，大家一直在绝望中等待，约塞连却在轰炸前一天偷偷挪动了地图上的图标，让人们以为美军已经占领了那里，不用再去执行任务，从而逃过一劫。荒诞的伦理，只能用荒诞的行为去对待，这是约塞连用自己的行动所给予的启发。而他最有象征意味的一次反抗，就是在战友斯诺登战死之后，他脱去军装，很多天都一丝不挂地在军营里走来走去，甚至在领取勋章时也赤裸着身子。这一举动直接构成对政治伦理的反抗。虽然这是缘于对死亡的本能拒绝，但这种身体姿态所达到的伦理效果却是令人震撼的。这一行为除了在颁发勋章时令上校颜面扫地，构成对权力的挑衅，同时还让牧师误以为看见了天使，重新焕发出信仰，戏剧性地显示出个体自由所具有的伦理召唤力。

第三，主动反抗。

《军规》中，约塞连对政治的反抗是小说的核心线索。随着故事的开展，他的反抗行为逐渐加强，并且在最后通过自身的道德觉醒让故事达到高潮。当卡思卡特上校将飞行次数提高到80次后，约塞连直接表示拒绝执行。这一行为无论是对权力方，还是对其他士兵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抗拒命令，约塞连担心被暗杀，总是倒着走路，而从路上随时会冒出某个战友偷偷地对他表示支持。这既表现了他的行为所承受的恐怖的政治压力，同时也显示出这种态度所具有的伦理感召力。正是这种自由伦理的巨大影响，反而令卡思卡特上校感到畏惧，进而向约塞连提出条件：只要他放弃强硬态度，就可以让他返回家园，让他升职给他勋章，如果不肯，就送他进军事法庭。这个时候约塞连要面对另一个伦理难题，即自我利益和道德信念之间的冲突。卡思卡特说：“你要么加入我们，要么对抗你的祖国，这是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49]一种是迎合当前的政治伦理，获得所谓爱国的虚假道德；一种是追求自己的道德信念，而投身于危险。这一伦理困境显示出政治伦理与个体自由伦理之间的道德张力。约塞连最终选择了良知。他的反抗就是对个体伦理极大的肯定。作为主人公，他身上承载着作者所赋予的最重要的道德情感与伦理意志。他从朴素的生存伦理角度所展开的行动，以及在最后所呈现出的力量，都代表了海勒想要表达的对于生命的一种坚持与希望。

除此以外，《军规》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具有鲜明反抗性的人物，就是约塞连的同屋奥尔。与约塞连的直接反抗不同，奥尔选用了另一种更具智慧的方式：通过无数次紧急迫降的实验，终于在一次飞行中故意遭受危险，迫降之后逃到了瑞典。这如同一个奇迹给了约塞连和牧师极大的信心。牧师甚至兴奋地说：“这是个奇迹！奇迹！我又信仰上帝啦！”[50]奥尔追求自由的行动更具有伦理的感染力。作为海勒奇想般的人物，他给出了另一种反抗的希望，就是通过智慧、勇气、毅力从可怕的命运中逃出。当约塞连在道德抉择的犹豫中感叹着现实的黑暗：“我看见人们全在想办法赚钱。我看不见天堂，看不见圣人，也看不见天使。我只看见人们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大把大把地赚钱。”[51]奥尔的行为给了他最终选择的力量。他决定逃走，并且坚定地认为：“我没有逃离我的职责，我正朝它而去呢。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而逃跑，这并不算消极。”[52]而性格软弱的牧师也同样被约塞连和奥尔激励着，一方面支持约塞连逃走，一方面自己也下定决心，要“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53]。

由此，《军规》通过约塞连以及其他不同人物的行动，展示了一个从自我麻醉到被动逃避，再到主动反抗的个体伦理的变化路线，既让人们更深地感受到政治伦理现状的黑暗，又是在呼告着，在这一现实中个体所应该付出的伦理行动。

2.个体对经济伦理状况的反抗

经济伦理对人的制约源于人的生存性需要。人要活着，必须依靠经济环境，如果经济伦理不人道、不公正，人该如何既保持人性又能够活着，甚至要活得更好，就构成了伦理难题。《军规》里的人们主要遭受的是政治的压迫，对经济问题无暇顾及。约塞连对米洛的经济活动也比较冷漠，他甚至说，“让辛迪加也见鬼去吧，即使它也有我一份”[54]。但在《最后一幕》里，约塞连为了生活就不能不考虑经济。为此他甚至与米洛合作，成为米洛公司的一个“半顾问”。米洛公司所做的军火生意是严重违反人道的，但约塞连仍然与他合作，意味着这个时候他的道德底线下降了。为了赚钱，他也投入到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因为米洛向约塞连保证，他们的军火只是一种构想，而无法真正生产出来，如此约塞连才愿意合作。并且约塞连的身份非常特殊，叫作“道德监督员”。正如他所说，“我不赞成那些不合乎我的道德标准的事情。……我代表公司的良心，是公司道德的体现”[55]。这里见出作者的双重用心，既是对这种经济伦理进行讽刺，又是在显示约塞连独特的生存智慧：在保持道德底线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利益。但约塞连的这种行为并不能构成对经济伦理的反抗，更多是一种油滑的伦理智慧。对普通人来说，经济伦理比政治伦理的渗透力更强，在日常生活中，生存利益之争更为重要而普遍。多数情况下，经济伦理并非受制于严格的道德原则，个体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式，去创造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海勒站在个体生存伦理角度对约塞连的一种认同。

在《军规》里，曾经有一位军人抗议米洛公司，说既然人人都是股东，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所以要求退股。为此，米洛给了他一美元。这是个体从自身利益角度所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构成了对社会经济伦理的一种反抗。通过米洛对他的轻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庞大的经济伦理环境中，个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要反抗是很难的。所以，更多的个体为了利益，不得不融入到大的经济环境中。《出事了》中的斯洛克姆就是一位融入其中的“得道者”，当他弄清了所有这些伦理规律后，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一切，所以才能挤走老朋友，获得最后的升职。在作品结尾处，斯洛克姆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已经疯掉的公司职员。在他的成功与疯掉的职员的对比中，更可见出这种疯狂经济伦理下的人的命运。

在某种层面上，反抗经济伦理比反抗政治伦理更为艰难。对于这种反抗，海勒在他的小说中也未能给出更多的展示。只是在《最后一幕》中，通过萨米和刘的经济生活与米洛进行对比，显示出另一种经济伦理的可能。萨米作为知识分子，以自身的技能获得生存机会；而刘靠自己强健的办事能力，也将家庭经济操持得风风火火。这些更朴素的个体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大多数老百姓的生存方式。普通人的经济生活虽然显得较为平庸，但却具有更真切的人性色彩，作为朴素的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伦理构成对立，并且，正是因为其朴素性，与疯狂的经济伦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他们能够保留一些真诚的道德心性，如此才有获得幸福的机遇。

3.个体对文化伦理环境的反抗

文化伦理的压迫是无意识的、隐秘的，而渗透力却是最大的。这种影响遍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往往不被注意，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带入到混乱之中。《出事了》中的斯洛克姆一家所遭遇的宗教信仰危机、个体道德混乱、感情冷漠、精神空虚就是个体伦理随着社会文化的崩溃而崩毁的典型写照。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社会文化伦理反抗的希望。其中所出现的人物中，只有斯洛克姆的妻子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伦理关爱。在斯洛克姆挤掉了老朋友的职位时，她对斯洛克姆非常失望。同时她还坚持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对教会人士保持极大的好感。但海勒并没有对这种正面的道德意识投入更多的笔墨。

在《军规》里，最有正面文化伦理力量的人物是随军牧师。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与人为善，节制欲望，却处处不讨好，总是受欺负，所以由此显见的也是这种正面伦理的脆弱性。而在《最后一幕》中，牧师仍然延续了这种个性与境遇。不过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就是牧师在结尾处的忽然改变。《军规》里因为奥尔与约塞连的反抗，牧师重新获得希望；《最后一幕》里因为世界要毁灭，牧师获得了自由。并且他在肉体获得自由的同时精神也得到了自由。面对文化伦理对人的制约，个体的精神自由显得更为重要。当他用脆弱的信仰无法对抗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时，放弃以前的精神桎梏，反而从自由中找到了出路。所以海勒通过牧师要显示的，正是精神自由对于腐朽文化伦理所具有的反抗可能。

艺术作为表达精神自由的重要手段，也构成对文化伦理现状的反抗。《最后一幕》中，约塞连与萨米都曾热衷于写作，虽然现实使得两人都放弃了创作，但艺术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却一直影响着他们。萨米在妻子和最好的朋友死后，决定实现自己环游世界的计划，这也是一种对精神自由的呼唤，艺术的目标虽然最终没有达成，但旅行却成为艺术的替代品，帮助他实现了自由。在《画里画外》这部大量谈论艺术的作品里，精神自由问题更显重要。其中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彻底的精神自由者。正因为他在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才自称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幸福的人。而另一个关键人物伦勃朗在坚持艺术的同时，因无法对抗经济的非理性伦理，陷入到生活的悲惨处境中。所以艺术是否能够达到对社会文化伦理的反抗，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本身也是一个难题。在海勒死后出版的遗著《画像》中，对此给出了最后的答案。作品通过展示作家波特的创作历程，彰显了写作对于个体的重要伦理意义：写作作为一种主动性的创造力量，构成了人之生存意义的来源，也构成了对于生命力的表现，成为对抗荒芜的文化伦理的最好的行动之一。这也是海勒从自身出发，站在作家角度对于创作的一种肯定。

海勒小说中还显示了另一种对抗社会文化伦理的可能方式就是宗教。但他对宗教的正面描写并不多，直接以信仰方式来反抗残破的文化伦理的情况也非常少。其问题较为复杂，将在第三节的宗教伦理问题中再详细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