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勒小说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一 海勒小说伦理研究的重要性

伦理问题即人在共同体（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部分）中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只要有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人，就有关于人的伦理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处于共同体之中，因此每个人都遭遇着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伦理学的终极目标就是研究人如何获得“幸福”[25]。而人的基本生活目标就是朝向幸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学就是“人学”。严格地说，伦理学只是人学的某一组成部分，但却是人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也说“文学是人学”，文学也是在表现人性的同时来呈现人在实现幸福的道路上所面对的各种困难。聂珍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和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26]可以说，文学与伦理学有着共同的旨归——探索人的幸福之路，只是前者在于对这种探索的叙事表达，后者重于对这种探索的理论研究。所以，文学一定是与伦理密切相连的。并且叙事文比抒情文更直接呈现伦理问题。小说作为叙事文中最具丰富性表现的文体，在反映伦理问题上更值得注意。

从海勒自身来说，伦理问题也是其生命中重要的主题。人的伦理境况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社会伦理环境，二是生活伦理境遇。就社会层面，海勒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受过战争中的残酷伦理，更重要的是，海勒亲眼目睹了美国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道德迅速滑坡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还持续发生着各种动荡不安的事件，正如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所形容的，“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更象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大学、城市黑人区、最高法院、公开炫耀的新的性道德、争取民权和反对战争的大规模示威”[27]。这些无疑会影响到当时的美国作家。以海勒为代表的黑色幽默作家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写出具有特殊伦理色彩的作品，以黑色幽默形式来反映那个动荡的时代。迪克斯坦总结道，“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对自己时代的历史进行了令人惊叹的模拟”[28]。这也正是《军规》会以反映当时社会伦理现状作为主要写作目标的原因。另一方面，就个人生活经历而言，海勒也有着多样的伦理焦虑。这包括：他作为犹太人的特殊的民族身份，必然遭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以及他5岁就死了父亲，年纪不大就出外打工，很早就获得对伦理的广泛体验；最重要的是，到了晚年，他还与第一任妻子打了长期的离婚官司，让海勒对家庭伦理问题有了深刻的反思，而离婚也成为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伦理事件。这些经历并非就是海勒关注伦理的直接原因，但却构成了其小说中伦理意识的重要来源。

就海勒的7部长篇小说来说，伦理问题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军规》正是以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伦理批判而备受瞩目；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1974）以展示当代美国社会个体伦理境遇为主旨；而《上帝知道》（God Knows,1984）通过《圣经·旧约》中大卫王的故事，又集中表达了宗教伦理问题；另一部长篇《画里画外》（Picture this,1988）在谈论艺术中又显示出审美伦理的问题；等等。海勒的各部小说对伦理问题的呈现既尖锐又深入，构成其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不同作品的表现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使其小说的伦理问题又具有一定的丰富性。这构成了我们研究海勒小说伦理问题的必要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