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背后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成了当时探讨的焦点问题。当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之一熊十力是将中西文化之辨引向深微之处的重要思想家，其提出的富于远图创思的理论为“新唯识论”。“新唯识论”以“返本开新”为旨归：“返本”即是返回儒家的根本精神，以确定人生的意义，续接民族文化的传承。“开新”即是吸纳时代的价值，从传统儒学中开发出科学、民主，以回应中国面临的文化冲击。这一思路曾吸引了熊十力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等，由此而形成当代新儒学思潮中重要的一脉。当代新儒学往往被看作是对五四思潮的一种反拨，人们也习惯于将梁漱溟、熊十力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主流知识分子视作对立的两派，却很少留心其对峙观念背后相通的时代价值趣向。熊十力并不能独立于时代的潮流之外，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样是在时代的精神烛照之下的。对科学、民主这一时代价值的肯定，是熊十力试图为传统儒学注入的新的人文性状。本书将沿着熊十力体用不二的致思线索，考察其如何通过“返本开新”的策略来融汇中西文化，以建构现代形态的新儒学；并就学界关于其后期思想的争论予以回应，提出自己的另一种见解。
中国的近代化面临着双重的时代脱序。当西方已经进入近代，中国仍处在近代之外。这是第一重的时代脱序。另一重脱序是：当我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其近代思想的时候，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他们已经开始反省其近代文化的局限——人的自由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反过来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时代的双重脱序，使得我们民族在近代化中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我们保持固有的文化，我们将落后于时代，我们需要近代的科学、民主。然而，如果我们效法西方去进行近代化，西方近代化的种种弊端我们也将无法躲避。我们还不曾真正理解西方的近代文化，又不得不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西方近代的理性启蒙和现代西方思潮对启蒙理性的重新估定，同时冲向中国，并伴随着救亡的迫切，中国人不得不在纷纭复杂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比较中理清头绪，以瞩望可予期冀的未来。这正如熊十力所说：“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熊十力的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通过考察熊十力中西文化比较的思想，来发现其如何立足本民族文化应对近代中国文化难题，检讨其应对方略有何得失，以为今日之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 熊十力思想研究状况概述
本人搜集了1979年至今研究熊十力思想的论文196篇，1999年以来的博士学位论文6篇，硕士学位论文12篇，相关专著41部（见所附参考文献）。
1980年至1989年，题名中含有“熊十力”的论文共40篇。研究主要集中在熊十力的思想体系阐释及其体用论思想的辨析方面。代表性的学者有黄克剑、郭齐勇、郑家栋、景海峰、陈来等。1990年至1999年，题名中含有“熊十力”的论文共37篇。熊十力的本体论仍然被学者所关注，同时熊十力思想开始被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去研究，一些学者还着力于熊十力思想与西方现象学、生命哲学、怀海德的机体论哲学的比较研究。代表性学者有郭齐勇、张庆熊、郑家栋、姜允明等。2000年至今，题名中含有“熊十力”的论文共119篇。论文的数量大大增加，论题的范围也日益扩大，熊十力思想研究除了过去的研究论题外，还在下列新的论域展开：中国哲学的现代性问题、中西文化比较、科学观、民主观、诗学等。此外还有对熊十力书信等历史资料的发掘，以及亲朋对其逸闻趣事的回忆等。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多集中于熊十力的本体论研究、心性论研究、易学思想研究、佛学思想研究等方面。专著集中于熊十力本体论研究、阐释思想研究、道德形而上学研究等方面。
1985年12月26日至29日，纪念熊十力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湖北黄州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主办，就熊十力哲学的性质、熊十力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熊十力的体用不二思想、辩证法思想、熊十力哲学的阶级基础、熊十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此次讨论会在今天看来，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会议对熊十力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相当的推动作用。
2001年9月7日至9日，“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熊十力全集》首发式在武汉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湖北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会议就熊十力思想的时代背景，熊十力思想体系内部的诸多问题，熊十力思想与佛学、西学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学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讨论。
二 熊十力思想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熊十力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下几个大问题：
（一）熊氏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
熊十力于20世纪20年代任教于北京大学，30年代发表了《新唯识论》，此书的发表被认为是其学说“诞生”的标志。虽其学术思想成熟于“五四”之后，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西文化之辨。由此，一些学者认为“五四”是其思想诞生的重要时代背景。此外，由于其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一些学者则将其学思与辛亥革命联系起来。因此，对于熊十力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认识，学术界大体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熊十力学说是在为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郭齐勇、李明华在《试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一文中较早地提出了此种观点：“熊十力哲学是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升华物。熊十力虽身处于‘五四’之后，然心却仍在辛亥革命之时，他埋头于东西方哲学的故纸中，闭门凝思，煞费苦心地为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1]此后，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本文同意论者们（‘论者们’指郭齐勇、李明华——引者注）所指出的，熊‘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补造了更为完备却已经过时了的哲学体系’。”[2]景海峰亦持此种观点：“熊十力对传统文化所抱的‘好自护持，勿令断绝’的心情，并非完全出自文化守成的意愿和欣赏历史传统的怀旧，更不仅仅是基于对激烈反传统主义极端主张的意气之愤，而是出于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因理论根基薄弱而不能挺立自主，最后归于失败的切肤之痛，以及对残败不堪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世界思潮，完成现代转型的深深忧虑。”[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熊十力学说是对“五四”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思潮的反拨和修正，但同时二者又有着相同的时代旨趣，其亦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岛田虔次在《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中指出：“我认为相对于过去只是用进步的、反封建主义的笔调来描写五四，现在应抓住与‘五四’运动同时产生，而至今仍未承认其积极意义新动向的另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把握‘五四’运动的时代。……现在开始重视作为那种新动向先声的‘新儒家哲学’，是很自然的。我认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反儒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破坏偶像的运动；同时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与以上相反的重新评价和继承传统的动向，这一点在今天已明确了。”[4]黄克剑先生也认为新儒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说：“在中国现代的边缘，新儒家同‘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酷似一对孪生兄弟：当着历史把后来的探究者同回眸顾盼的对象愈来愈大地拉开距离时，新儒家相对‘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较晚问世似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但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把自己的孕育期追溯得更早。与其把它的结胎同保皇、保教甚至更早些的‘中体西用’相连涉，不如径直归诸‘五四’本身。”[5]
关于其思想资源，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熊十力的学说受到了王阳明、王船山思想的影响。郭齐勇在《熊十力及其哲学》中指出，熊氏本体论思想主要是扬弃《周易》和王船山思想而形成的，其认识论思想则融合了佛教唯识学思想。杨国荣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中指出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说是对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的借鉴和发展。他认为，熊十力反对本体与现象界割裂的观点以及体用关系论述中的辩证因素都与王阳明的思想一脉相承。与王阳明强调“即体而言用在体”不同，熊十力更强调“即用而言体在用”。这表现在熊十力以“翕辟成变”来阐释现象界，给予科学存在的基础，而在王阳明那里，现象界仅仅是为了达到先验心体而存在的。杨国荣指出熊十力“以心为体，本质上仍是在真正的物质实体之外去虚构一个超自然的本体”[6]，是唯心之论。此外，他还指出：熊十力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提出性修不二的观点。熊氏同时吸取王夫之“性日生而日成”说中的某些思想因素，强调“天不人不成”，突出人的能动性，这是对王阳明思想的深化，但仍未摆脱复性说的弊端，没能看到社会实践在人的德性培养中的作用。姜允明则进一步将熊十力的学缘上溯到陈白沙。
（二）熊氏本体论和体用不二思想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是熊十力学说的核心所在。学界对此研究颇为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展开研究。陈来注重从熊十力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来阐明其本体论思想受到了西方学者较大的影响。他在《熊十力哲学的体用论》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哲学，就其论精神物质的关系而言，唯心主义是很明显的，就其主张宇宙大生命而言，受叔本华、柏格森的影响也很突出。在论实体和功用的关系上，虽然他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用’和印度佛教范畴‘性’‘相’，而就其理论思维说，不能说不是受西方哲学关于本体、现象问题讨论的影响。还应指出，他的‘实体即万有自身’与斯宾诺莎‘实体（上帝）即自然’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有类似处。”[7]
林安梧在《存有·意识与实践》一书中试图理解、诠释与重建熊十力的体用哲学。他将熊十力的举体成用的过程诠释为“活生生的实存而有”，具体从三重存有来诠释：存有的根源，无执着性、未对象化的存有，执着性、对象化的存有。存有的根源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是归本于寂的。无执着性、未对象化的存有是本体自然而然开显出来的。从存有的根源显现为无执着性、未对象化的存有是一纵贯的道德之创生。由无执着性、未对象化的存有到执着性、对象化的存有，是横向的概念之执定。并认为“这是当代新儒学所开启的基本模型”[8]。
张庆熊在《熊十力和胡塞尔的本体论学说》[9]一文中围绕意识如何区分出或说明客观对象而展开论述，指出了熊十力、胡塞尔思想的局限性。但未明确予以新的切实的结论。
张光成在《中国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一书中从熊十力为学“不依门径”“贵在己出”注重原创的特点出发，避开新儒家的研究视野，“从哲学学科、从完整哲学体系的视角”[10]研究熊十力的体用思想。以体用不二观为熊十力思想体系创生的原点，着力于研究其哲学的原创性和内发性，阐发其哲学体系的纵向的形成及其严整精深的特点。
郭美华在《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研究》[11]一书中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来审视熊十力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熊十力哲学的体系性建构方法不同于冯友兰、金岳霖的以西方逻辑结构来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方法，并将熊十力的思想看作是对科玄论战的回应，指出科玄论战的核心在于对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关系的处理上，由此展开对熊十力学术脉络的梳理。指出其早期《心学》主张轮回说，坚持人的灵魂的个体性和不灭性。后来《尊闻录》有所改变，到《新唯识论》转变完成，注重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同一，但终究侧重于普遍性的一面。
黄克剑先生在《返本体仁的玄览之路》[12]一文中超越了唯心、唯物这一框架的局囿，着重于熊十力学说本身的阐发，指出“体用不二”是其学思的核心一环，并依照熊十力自述其学说的逻辑：由“体用不二”的本体论进一步展开为“天人不二”的人生论，再进而展开为“道器不二”的治化论，详细地探究了熊氏“返本开新”的主张，指出了其学说内在的逻辑缺失。此文精当地阐释了熊氏的学思，又能跳出熊氏思想，以更高的视角予以中肯的评判，颇为令人信服。
（三）熊十力后期思想的评价
详见本书研究熊十力后期思想部分。
（四）熊十力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研究
此部分研究包括了对熊十力中西文化观的考察，熊十力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性研究，以及对熊十力科学、民主思想的研究。
1.熊十力中西文化观的比较
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熊十力关于中西学术之辨的论述，并从其如何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试图进行怎样的融合等方面展开对熊十力中西文化观的探讨。郭齐勇在《论熊十力的中国文化观——〈读经示要〉、〈原儒〉读后》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在对中西印之精髓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超越了国粹派和完全西化派的简单思维模式。熊氏仿效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复兴晚周文化的主张，有目的地着力发掘晚周和晚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民主的萌芽。并通过儒、释、道和中西文化的比较发掘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指出其“在反思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上，忽略了传统与近代之间的价值系统转化问题，低估了中国文化近代化和现代化道路上已经或将要遇到的重重困难”[13]。
陈赟在《熊十力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及其文化蕴含》一文中指出，哲学和科学在熊十力的思想体系中分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代称。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维和因果思维，具有构造性。中国文化不由逻辑而从体证出发，具有非构造性，注重的是文化的运用性。熊十力以西方科学为参照系构建了一个新儒学体系，其文化建设的理路缺失也在于此，“熊十力对儒学不取运用原则，而代以建构的态度，这是应该辨析的”[14]。
吴雁南在《立本·“改造”·成新——熊十力复兴中华文化的探索》[15]一文中从政治、文化、历史观等方面对其学说进行了梳理，指出熊十力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融合中西文化，强调民族独立与民主，表现出天地一体的博大胸襟。
戴明玺在《新儒家文化观的嬗变历程：从熊十力到杜维明》一文中论述了新儒家三代代表性人物的中西文化观，“熊十力是以中学排拒西学，牟宗三是以儒学融化西学，杜维明则是以西学融化儒学”,“在体用关系上，熊主体用不二，牟主体上开用，杜则避体谈用”[16]。论文对三人的中西文化观作了概括性说明，但不够深入。其“熊十力是以中学排拒西学”的说法则明显有失偏颇。
薛其林在《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17]一文中首先从梁漱溟对直觉和理智两种方法的分辨入手，考察了梁氏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论述，以及梁氏的文化三路向说。剖析了梁漱溟坚持孔子“刚”的人生态度，以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复兴中国文化的思路。论文接着对熊十力的立足性智、量智来分辨和融合中西文化做了分析，并指出熊十力的分析较梁漱溟的分析更进一步，但未能详细展开。
刘俊哲、段吉福、唐代兴所著《熊十力、唐君毅道德与文化思想研究》[18]一书指出：熊十力从性智和量智的不同处着手进行中西之辨，并且认为性智高于量智，即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提出性智统驭量智，即由中国文化统驭西方文化，来进行中西文化融合的方案。作者认为，熊十力关于中国文化认知方式是性智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因为只能说以之为主。同时也不能排斥西方文化绝无性智的认识方式。还指出，熊十力的融合中西文化方案是立足于中学之上吸纳西学，而其弟子唐君毅则试图立足西学以吸收中学。
如上所述，学界对熊十力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研究多是从熊氏学说的核心概念——如科学、哲学、性智、量智——来展开的，这难免显得有些粗率和简约，而未能从熊氏思想的整体出发，遵循其学说的内在逻辑来深入研究。
2.熊十力对科学的思考
熊十力试图将西方科学吸纳进自己所建构的新儒学体系之中，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学界对于其科学观的研究，从知识论、知智之辨等不同方面来予以展开。胡军在《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19]一文中指出，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是对知识如何可能问题的追问，考察的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过程中主体认识外部世界如何可能的问题。知识论不等于科学。他指出，熊十力对西方知识论的误解，同时赞同熊十力提出的知识论解析的方法无法洞彻本体的观点。他还指出西方知识论的初衷是为了洞彻实体而服务的，但在发展中手段取代了目的。此外，他还分析了熊十力之“量论”未做出的原因：其哲学是生命哲学或价值哲学，主要依靠信念而非思辨；其哲学主要内容在于主客不分的本体论；其未受过知识论方面的学术训练，轻视思辨。
胡伟希在《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20]一文中分别论述了康德和熊十力对知识和美德（智）之间关系的看法，指出康德将现象界与本体界分开之后，使得知识和美德的联系断裂。熊十力则从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出发论证了“转识成智”和“转智成识”的可能，从而将知识和价值联系在一起。但是熊十力未能说明体用不二的原因，有独断论的味道。该论文在论述熊十力的转识成智的观点时，存在置换概念的嫌疑，其引用文字实为“习染”，他将习染径直等同于知识，而未作说明。
贡华南在《试论熊十力、牟宗三的科学观》[21]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将学问分为两类：科学和玄学，把“知”也分为量智、性智两类。熊十力以玄学为根据和参照来审视科学，将科学归于情识妄见，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知识。但熊十力将知识论和生存论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是有启发意义的，牟宗三进一步发展和超越了熊十力，但是囿于传统心性论的立场，仍不能真切地定位科学知识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
张学智在《从熊十力的本体观看其量论未造出之由》[22]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哲学的特点是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合一，体认本体只能通过证悟，这些都使得其哲学带有强烈的美学特性、宗教特性，从而使得知识论的路向大大减弱。知识和价值的缠杂不分，是其量论未能造出的根本原因。论文未能深入于性智和量智关系的更深微处予以论述。
赵卫东在《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一书中指出：“熊十力先生通过王阳明的‘致良知’打通了由德性到知识的道路，又通过朱熹的‘格物穷理’实现了由知识到德性的超越，使德性与知识得以贯通，较为合理地处理了德性与知识的关系。”[23]不足之处在于：他认同熊十力关于道德和知识是体用不二的关系的说法，未能看到道德和知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他对熊十力关于德性和知识之间相互沟通的途径的描述也不够具体。
丁为祥在《熊十力的科学观》[24]一文中考察了熊十力有关科学的论说，尤其是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的关系，指出熊十力对科学与玄学关系的探讨，其实也是中西文化关系的探讨。并指出熊十力本着“儒家道德理性精神”，将传统的道德理性扩充于科学认知之间。
如上所述，学界关于熊十力科学观的研究，多从道德与知识（科学）的关系入手来予以考察，但却未能真正地说明二者的关系如何，未能清晰地言明熊十力科学观所存在的问题。本书将以此为突破点予以进一步的探究。
3.熊十力对民主的思考
学界对熊十力民主思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仅有少数学者曾进行过此方面的研究。何信全在《儒学与现代民主——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熊十力论儒家哲学，乃是以仁为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儒家外王学之哲学基础，在弘扬物我同体之量。就此而言，熊十力所阐述的儒家新外王理论，并非以个人为基石，而是以群体为基石。……此一理论出发点，决定了熊十力所阐述的儒家外王理论，乃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25]
高秀昌在《晚年熊十力先生的“外王”论》[26]一文中论述了熊十力对民主、平等、国家等观念的独特理解，检讨其从“人性”角度出发的相关理解的局限性，并指出其将德治、礼治视为至治，将法治视为权宜之计的前现代性和片面性。
高秀昌还在《论熊十力对儒家民主思想的阐扬》一文中从熊十力主要著作中将其谈及民主的主要观点辑录出来，并以现代民主理论为背景予以梳理评判。此文较为集中地对熊十力民主思想进行了研究。然而，其未能将熊十力的民主思想与其整体学说相联系予以阐发，就民主而阐发民主，居然得出了“他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仍然是封建式的、乌托邦式的空想”[27]的结论。
学界关于熊氏民主思想的研究还不充分，现有的研究成果仍处于简单与西方民主观相比较的阶段，未能深入探究熊氏民主观的思想资源，也未能说明其独特的儒家式民主的特性，对其所做的检讨亦显得有些空泛。本书着手厘清熊氏民主思想之原委，在深入探究其民主观的特点的同时，予以恰当的评价。
4.由熊十力哲学引发的中国哲学现代性的思考
熊十力劈空立论，其思想颇富原创性；其身处近代中西学术冲突、融合之际，而其“新唯识论”学思体系能自成一体，独树一帜。这引发了学者以其为例来深入思考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试图由此寻找到成功的解决之道。张汝伦是此方面研究的代表。他在《现代中国哲学之身份认同和自我批判——以熊十力为个案的研究》[28]一文中从当下中国哲学合法性受到质疑的窘境出发，在探究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将熊十力的哲学建构作为个案予以研究。指出熊十力将哲学研究定位于本体研究，是基于自己对本体的体验，同时也是在回应当时的西方哲学问题——本体是什么，因此具有活泼的生命力。熊十力试图用西方话语体系表述中国哲学的想法也得到肯定。其认为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哲学界应该从熊十力身上汲取的东西。
张汝伦在《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29]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强调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又能够不局限于本民族的哲学，察异会通于西方哲学。熊十力在融合中西哲学时，既保持了哲学民族性，又能够面对普遍的哲学问题，并对西方的现代性有所批判，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熊十力融合中西哲学的缺陷在于有附会之嫌和本质主义化约论之弊。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关于熊十力思想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对于熊十力中西比较思想研究还停留在较为浅近的层面上，其或者仅侧重于其科学观、民主观的某一方面来予以研究，或者讨论其本土文化的立场，较少有人结合其思想体系去探究其整体的中西文化观，及其融合中西文化构建新儒学的内在理路和策略。所以从探究熊十力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角度来考察熊氏思想，更能将其学说的内在理路揭示出来，从而推进熊十力思想研究的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熊十力的科学、民主思想较为专门的研究，是近几年来才刚刚开始的，论者较少，仍有空间予以更为深入的阐释。此外，目前对熊十力后期思想的研究还未能找到他后期思想变化的真正原因：从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种种分析和判断，仍是外在的；而有的研究者出于对熊氏的维护对翟志成诘难熊氏观点的反驳亦未能深入到问题本身。本书从熊氏致思的内在理路出发，指出熊十力后期其实是转换了思考问题的始点和终点，即由“举体成用”转变为“摄体归用”，以更好地回答其前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实现“返本开新”的问题。其后期思想的变化并非对当时意识形态的依阿。
[1]郭齐勇、李明华：《试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江汉论坛》1983年第12期。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4页。
[3]景海峰：《熊十力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4][日]岛田虔次：《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徐水生译，（台北）明文书局1992年版，第7—8页。
[5]黄克剑：《黄克剑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6]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7]陈来：《熊十力哲学的体用论》,《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
[8]林安梧：《存有·意识与实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21页。
[9]张庆熊：《熊十力和胡塞尔的本体论学说》,《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10]张光成：《中国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1]郭美华：《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8—122页。
[12]黄克剑：《返本体仁的玄览之路》，载《百年新儒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5页。
[13]郭齐勇：《论熊十力的中国文化观——〈读经示要〉、〈原儒〉读后》,《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14]陈赟：《熊十力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及其文化蕴含》,《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
[15]吴雁南：《立本·“改造”·成新——熊十力复兴中华文化探索》,《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
[16]戴明玺：《新儒家文化观的嬗变历程：从熊十力到杜维明》,《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7]薛其林：《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8]刘俊哲、段吉福、唐代兴：《熊十力、唐君毅道德与文化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19]胡军：《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0]胡伟希：《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文史哲》2002年第2期。
[21]贡华南：《试论熊十力、牟宗三的科学观》,《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
[22]张学智：《从熊十力的本体观看其量论未造出之由》,《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四辑，第434页。
[23]赵卫东：《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90页。
[24]丁为祥：《熊十力的科学观》,《光明日报》2009年8月24日第12版。
[25]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9页。
[26]高秀昌：《晚年熊十力先生的“外王”论》,《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7]高秀昌：《熊十力对儒家民主思想的阐扬》,《学习论坛》2008年第8期。
[28]张汝伦：《现代中国哲学之身份认同和自我批判——以熊十力为个案的研究》,《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
[29]张汝伦：《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文史哲》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