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概论

依据现有的学科建制，“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学现象、思潮、作家创作成果以及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演进。作为本书论述对象的“当代诗歌批评”，其历史起点和阶段变化也沿用了这种社会政治历史时段的划分法，因而，当代诗歌的批评也如当代文学及其研究一样，其总体的演进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进程相伴生。对中国当代诗歌批评成果加以梳理和评述，对诗歌批评的总貌进行概括，对重要诗歌批评家及其相关诗歌批评观点细加介绍、探讨，是本书的基本工作。

在展开具体的论述之前，我将简要描述当代诗歌批评的总体特征，包括如何界定当代诗歌批评，如何理解批评话题与批评话语的关系等，考察其发展的阶段性，列出重要的批评现象、批评事件及诗歌批评群体，并指出其重要性和意义。此外，我也将对本书的体例与方法进行简要的交代与说明。

第一节 当代诗歌批评的“界定”

一 读、释、评

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三个基本流程：读、释、评。其中，读，是文学接受和批评的基础与发端，没有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就谈不上随之而来的理解、阐释与评价。按照英国文学批评家、作家C.S.路易斯所采用的“文学性的阅读”和“非文学性的阅读”二分法，显然，从事文学评论工作需要的是“文学性的阅读”，而有关诗歌的阅读情况，C.S.路易斯似有武断之嫌地声明，“非文学性的读者完全不会触及它”。[1]这个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判断，听起来对现代诗歌，尤其是英语现代诗歌的接受状况抱有相当悲观的心态。不过，质疑或分析此一观点并非本书的目的，我们不妨接受他对现代诗歌读者与接受状况的概括，相信阅读“现代诗歌”的多是“诗人、职业评论家和文学教师”，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说，“现代诗歌”的批评主体也多属于这三类人。这里所说的批评主体，指的是积极、自觉地参与和从事诗歌批评活动的诗歌阅读者。相对来说，把阅读诗歌当成某种生活格调、文化时尚、消遣娱兴的读者不能算作主体性鲜明的诗歌读者和批评者。由此可见，“文学性的阅读”指的是带有明确的批评意识和意图的阅读，这类阅读的主体同时也是职业和专业的批评主体。

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考察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中的诗歌批评主体的构成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段内，职业性的诗歌批评家往往同时是中国社会文化体制内的管理者、文学官员或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这样的身份虽然具备相应的诗歌创作基础条件，但是，他们的批评活动受制于体制内的政治观点和文学政策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活动又因为身份特殊而无从摆脱当时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这一时段，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诗歌批评主体，如同其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很难逃离时代的政治风波。细究起来，这是历史的制约，也是几代人的悲剧。此外，当代文学史中的一段时期，作为批评主体的还有另一群人，即普通读者。他们的身份或是“工农兵”成员，在刊物上则以“读者来信”的身份出现，又或是网络时代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匿名读者，以“游客”的身份“跟帖”“回复”“评论”，发表自己的“酷评”。这些颇不普通的“普通读者”现象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也是现代以来文学大众化传统的产物之一。这种由普通读者积极参与诗歌（文学）批评的现象持续多年，尤其活跃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批评主体的构成又与批评对象（即当代诗歌现象、成果及问题）本身的发展变化相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话语发生了蜕变，文学曾一度特别强调其语言形式的“本质性”，当代诗歌批评也倡导回归“语言本体”的美学批评，由此，诗歌批评的从事者更注重文学和美学理论方法的训练，批评也开始了专业化、职业化和学术化进程。

从诗歌阅读的角度，我们既可考察诗歌批评主体的构成，也能了解当代中国诗歌文化的变迁。而说到当代诗歌批评的对象，从字面上理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新诗，习见的术语“新诗”是相对于旧体诗（中国古代诗歌或古典诗歌）而发明的概念，自新文学诞生时起一直沿用至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评论家认为“新诗”概念颇笼统，不足以准确描述这些诗歌更内在的特征，也难适应新的文化语境，因而提出以“现代汉诗”“当代诗”一类的概念来取代它。比如，评论家、学者奚密和王光明，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将新诗称为“现代汉诗”，强调新诗的现代性兼汉语语言品质。也有诗歌批评家通过再解释“新诗”之“新”的含义，来巩固“新诗”概念的合法性，诗人、批评家孙文波主编的一本以书代刊的《当代诗》，侧重挖掘诗的当代性及不断更新的力量。本书采用“当代诗歌”这个较中性的概念，且争取在稍后的论述中，通过厘清具体语境中出现的跟“新诗”有关的不同的指称，来考察当代诗歌内部形态的变化。

笼统而言的“当代诗歌”是诗歌批评的关注对象，而构成当代诗歌批评史对象的即所谓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事实”。有关“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根据历史学家E.H.卡尔的理解，应是经过适当的选择与排列，以现实为认知方向，经过解释因而具有意义的事实现象。[2]卡尔还在历史哲学层面上，试图回答“历史是什么？”，提出历史学家应“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3]，这就将文献处理和写作的问题意识结合了起来。尽管在如此漫长的时段中，当代诗歌批评的相关概念、观念及话题也已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话语变迁，对于本书的作者而言，从当下的实际出发，厘清问题，与历史事实对话，仍是进入研究的出发点。

如果说，接近诗歌的开端是阅读，那么，紧接着的便是解释的环节。因诗歌文体的独特性，当代诗歌批评史上的各个时期均出现过有关诗歌晦涩问题（通俗而言即“读不懂”）的质疑，这是关于当代诗歌释读的症结性话题，与不同的诗歌趣味、艺术观念、诗歌文化及意识形态倾向有关。“读不懂”话语的潜台词往往包含着各种否定性的价值判断，更有甚者，认为“读不懂”的诗即是“非诗”。诗歌是修辞应用最为密集而普遍的文体，语义相对复杂难懂是其基本的言语特征。古人有云“诗无达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唯其如此，诗歌解读才有必要，因诗歌难懂而催生了解诗学，便在诗歌批评发展的情理之中。诗歌文本细读不仅是受西方现代诗歌批评理论启发的结果，也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家们共同探索与推广的批评实践。另外，诗歌解读还与诗歌教育状况相关，20世纪90年代有关中学语文教材改革中入选诗歌篇什的论争，显示出当代诗歌普及化的内在需要，因而，“解诗”也是更综合的诗歌研究、诗歌文化建设的基础。

阅读、解析、阐释，其目的是品评、筛选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并将其推荐给更广大的读者。中国传统诗歌批评中既有对诗歌和诗人划分等级的“诗品”类阅读与批评，也有诗词鉴赏、注评的释读类批评，还有大量知人论世、评赏结合的“诗话”，新诗自诞生以来同时引入的西方诗歌（及文学批评）理论，更侧重系统性的评价方法，但其基本目的依然是建立诗歌及文学的经典秩序。读、释、评三要素，联系着诗歌批评中的相关核心概念，即诗歌的阅读/接受、解释/阐释、审美/价值判断。从阅读开始到接受状况的形成，诗歌批评渐趋自觉。解释诗歌是以诗歌自身为目的的文学理解问题，而阐释诗歌则从诗歌文本出发，试图挖掘出诗歌创造之外的文化意涵。诗歌或文学之美固然陶冶人的性情，但美与真、善的并存，才是精神创造的完整内涵。唯其如此，诗歌批评的完整意义和功能才得以体现。

文学理论在批评实践中扮演的角色鲜明而又暧昧。诚如英国文学与文化理论家、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所言：“如果没有某种理论——无论其如何不自觉其为理论或隐而不显——我们首先就不会知道‘文学作品’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应当怎样阅读它。”[4]西方传统文学理论中的诗学，近现代涌现出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都可以归入广义的批评理论之中。虽鲜有系统的诗学理论，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也形成了相应的校注、评点、释义的传统。中国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也在参照古代与西方的文学理论传统下，建构形成相应的新诗批评观念，包括诗歌批评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等。这些批评观念和理论方法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检验、改造、扩充和革新。20世纪被认为是理论批评的世纪，在欧美兴起且影响广泛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也持续地被中国的读者与批评家接受、检验、改造和运用，最终本土化，并自觉建构起跨文化交往的话语体系。

宽泛的文学理论对诗歌批评和研究基本适用，而更具针对性的诗歌理论或许应为诗歌批评的方法论基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不少探讨诗歌原理的著作，关于新诗的审美批评、本体研究也曾几度繁荣。理论是批评的武器，当然，批评的武器也需要“武器的批评”。在运用诗歌理论进行诗歌批评的实践中，理论自身也受到了检验和改造。

当代的诗歌现状、现象、思潮、诗学命题、诗人及其诗作，是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的梳理对象，同时，历史理论也在梳理与评析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体现为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意识与眼光，以及论者辩证的历史思维。虽然断代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察分裂或断裂的历史时段，需要意识到突变与缓慢发展背后的历史偶然性与延续性，也需要就不同文化时空中的诗歌或文学现象进行对照理解，但历史叙述也是反思的过程，指向对当下问题的思考。能够成为批评主体的批评者必须是有历史和现实问题意识的批评家，这是本书作者选择论说的诗歌批评者的基本标准。有基本的理论素养、诗歌感受力和批评的热情，积极参与当代诗歌的批评活动，这样的批评家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批评群体。

二 批评话题与批评话语

读、释、评，这三个元素是对于诗歌批评内在过程的分解式描述，在现实的批评行为中，它们并不可能总是清晰、鲜明，人们读到的更多是以话题形式出现的各类诗歌评论。在这些话题中，出于概括、归纳和梳理的需要，批评家和研究者会对诗歌现象做出命名，对一个时期的诗歌趋向加以总结，并在历史视野中继续与诗歌写作相关的理论命题的讨论，同时，也对照诗歌史和当代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探讨诗歌话语变迁中的得失。

在当代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涌现过紧密联系着时代文化因素的各种批评话题，这些话题或是触及诗歌的阅读，比如诗歌的晦涩问题；或是联系着诗歌的解析，比如为解决诗歌的晦涩性而展开的一系列文本细读；或是关涉诗歌现象、重要诗人的评价，如诗人论、诗歌流派研究等。批评话题显著的一种体现，是围绕诗歌现象或诗人展开的论争与论战。读、释、评只是诗歌批评工作的意识基础，在此前提下，联系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文化理想之间的关系而生发的一系列诗歌批评话题，才构成了诗歌批评丰富与复杂的形态。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批评话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而表现为不同的提出方式和角度。诗歌风格、诗歌与传统的关系、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写作的伦理等议题，可能在诗歌批评史的不同阶段均有体现，也在相应的反思中得到讨论深化。

一定历史时段中的批评话题也带有时效性，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一些批评家似乎热衷于发明新概念，以努力区别于前一阶段同行们的工作。有时候，新概念与旧概念有关，而在内涵上发生了偏移、丰富和深化；有时候，新概念是对旧概念的颠覆，体现了诗歌观念的突变或审美意识的觉醒；有时候，新概念富于原创性，是经由批评对文学内在力量更新的一次确认。自然，批评的概念也包含了不同层面的范畴，在这一方面，韦勒克以“批评的概念”为角度撰写了相关专著，而他的后继者们又以“关键词”为名目，对既有的批评概念体系加以扩充。对于诗歌批评来说，古今中外积累下来的通用关键概念是不同时期诗歌批评实践的延续和重要参照。在面对新出现的批评概念时，对照旧有的相关批评关键词，有助于厘清新概念的核心意涵，避免落入“唯名论式”的思维陷阱。

明确的概念之外，批评话题还包括相应的推论与判断，即通过诗歌批评形成的诗歌观念。譬如“诗言志”（《诗经》），“诗是抒情”（浪漫主义文学观念），“诗是经验”（里尔克语）等是关于“诗歌是什么”的判断，这些论断性的观念也随着诗歌实践的多样发展而有变化。诗歌观念是批评话题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这些观念中即包含了判断与推论的内容，比如何为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有哪些特点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新诗与古典诗歌（文学传统）的关系，诗歌如何现代化，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新诗的现代性等，是在各个阶段都占据主要讨论空间的话题。围绕着这些话题，诗歌界会因观点不同而形成相应的诗歌论争。一个时期的诗歌或文学观念中还包括更高层面的文学理想的成分，因之，诗歌和文学活动也带有明确的文化建构特征，而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诗歌批评。纵观古今文学史，批评活动能从诗歌（及文学创作活动）中开掘出的文学和文化理想，无外乎三个方面——认识、审美教育和作为方法的批评自身的建设。诗歌批评试图了解诗人通过诗歌写作而发现（发明）一个全新的精神（现实）世界，这与其他文类的批评相似，只是进入诗歌与进入其他文类和艺术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自从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便成了批评者们的共识。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谱系学”也有助于我们将既有的批评概念与观念重新绘入不断更新的考察图谱之中。与批评的话题不同，话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实践，在批评领域，其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批评的语言由相应的人群所运用（在文学领域，包括作家、批评家、研究者和文学系的学生等，在当代文学的一个阶段，体制内的文学、文化宣传机构也是文学批评语言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另一方面，它又在这群人之间行使配置话语权力关系的功能。这种语言运用即批评话语实践，还体现了相应的文学制度和特定时期的文学内部的语言特征。对诗歌批评作为一种话语活动的结构机制和历史过程的提炼，可以说是研究诗歌批评史的基本操作方式。分析诗歌批评话语如何在权力的生产、复制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意识到这种权力本身又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5]之中，即是诗歌批评的话语实践。

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理解诗歌批评，相应地，目的也是要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批评本身产生的语境，并且在体现权力和知识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将话语理解为一种网络。有关诗歌的知识和权力正是在批评话语中走到了一起。在当代文学不同的历史时段，诗歌批评话语也表现为不同的运作方式，权力关系中的双方或各方并不总是同一群体。诗歌知识的建构场所和建构群体也并不总是相同的，关键要看到与特殊的诗歌主题相关的表达形式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内部进行运作的，因为不同的话语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其系统性。诗歌批评作为话语的力量表现在它既是其实践的目标，也是进行这场实践的工具。

并非所有的批评话题都可以被视为话语实践，只有处理对象、描述风格、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形成了有规律的关系时，才可以说，话语的表述诞生了。在以当代诗歌批评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中，对于已成为话语表述的批评话题，尤其要联系具体的语境分析和对权力关系的认识。此外，诗歌作为话语场所或网络，它不仅要通过批评实践强化话语准则，也要通过与其他文类、艺术样式产生关联，在彼此的话语角力中体现其话语准则。因此，诗歌批评联系着文学其他门类，同时也与当代社会的政治动向、审美趣味、文化生活潮流等密不可分。

从批评行为的具体步骤，到作为话题的批评现象的产生与开展，再到对于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意识，沿着这一系列思考路向，会使当代诗歌批评史的论述层次变得丰富而清晰。对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考察，既是爬梳关于诗歌的知识，也是呈现诗歌知识建构、瓦解并重建的话语考察过程。

第二节 当代诗歌批评与写作的共生性

当代诗歌批评是当代批评家运用相应的诗歌、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理论及方法，围绕当代诗歌作品、诗人、诗歌现象、诗歌流派、诗歌理论命题等展开的现状研究。批评始终与写作相伴共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之一。如何理解这种伴生或共生的特征？对诗歌的批评总是在诗歌完成之后，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先于写作的批评行为存在吗？在中国当代诗歌（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着明显带有方向性或写作指导性的批评现象：或是为了阐释执政党的文艺政策而先行制定诗歌和文学写作的总体方向，写作者积极主动地按照这种理论方向进行写作实践；或是为了反对上一代诗人的写作理念与风格，而有意识地提出不一样的写作理念与风格而加以实施。前者体现在“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后者则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先锋诗歌思潮内部。不难理解，新诗诞生之初就被其构想者形容为“尝试”，写作者们也曾致力于理论法则的先行规划，比如新月派对新格律体的设计等，诗歌写作的这种文化实践行为的特征始终贯穿在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更多地属于集体行为或整体发展的趋向；而在文学和文化多元化的时期，追求个人性和风格独特性的写作者则将原创性作为诗歌写作的目标，“纯诗”写作、“元诗”写作等是这种追求的极致体现。在这种情形下，现代性大语境中的“追新求变”作为一种内置在诗歌意识中的批评力量，成为一代代新诗人写作的驱动力。

当代诗歌写作的内驱力之一，是它不断地经受着创新意识的考验。简而言之，批评意识内化于总体的写作状态之中。从批评的角度看，一方面需要根据经典诗歌、传统的诗歌和文学理论确立起评价标准，用以评读当代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批评理论自身也需要内在的突破和超越。当代诗歌批评与写作的共生状态体现在同一种文化更新的语境之中。围绕着诗歌写作，当代诗歌批评领域内活跃着大批以批评为志业的职业批评家和诗人批评家。尽管当代文学体制中（比如文联与作协中的诗歌工作者）有专业诗人，但总的来说，写诗越来越难以成为一种职业，然而，从事批评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学院诗歌批评家一直存在。这也是诗歌批评与写作的共生形态使然。

当代诗歌批评观念的建构是在中西诗学的比较视野中进行的。新诗的实践是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相应地，诗歌批评从批评术语、诗歌观念到新文化理想等方面的建构，也属于这一现代性话语。新文学创设之初虽然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且这一立场衍生出一种激进的文化态度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致，极端地否定了大部分西方文化，但是这一过程也内在地包含着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在否定之否定中撞进了辩证的怪圈。在整个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思想与美学观念的建构过程中，关于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一直有“体”与“用”关系的转换。在这里，“西体”指的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诗歌批评理论话语，基本是现代以来西方传入的文学批评理论本土化的结果，我们也必须依赖这一批评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具体的批评操作，以获得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和诗歌批评同行进行交流的可能。“中用”之意不言而喻，即我们的批评实践是在当代中国诗歌和文学领域内进行的。“西体中用”并非一条原理性的法则，而是一场能动的话语实践。在我的理解中，“中用”的目标是化“西体”为“中体”，或创造性地使这个词成为一个互文修辞表达。

批评的观念联系着批评功能的实现。在与写作伴生的当代诗歌批评实践中，诗歌批评的功能性非常鲜明，但是批评的功能有时近于批评的功利，批评服务于鲜明的政治意图，往往等同于意图的诠释或过度诠释。一段时期内，对诗人写作意图的考察，逐步升级为粗暴的批判，演变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人身攻击的武器，等等。简单而言，“批评”在汉语中，本应是平等、善意、公正、理性的否定和探讨性的交流用语，而“批判”则带有鲜明的攻击性和非理性特征。在当代文学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运动影响之下，“批判”这个词的使用频率高出“批评”很多。批评与政治的关系，约等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明确地规定甚至限定了。这种规定并非完全没有其合理性，但对这种规定的进一步规约却使其合理空间越来越窄化，正常批评的功能因而被自身的实践所消解，这是我们迄今仍需警惕与反思的。

批评既对诗歌进行解读、诠释和做出审美评价，同时，它也致力于作品和作家的经典化建构，把新的经典加入到T.S.艾略特所谓的“经典的传统序列”[6]之中，并改变和更新那个系统。批评的功能应该是鲜明而确定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诗歌（文学）自身的发展形态批评的具体任务会有所侧重。如果说，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强调导致20世纪50—70年代的诗歌批评趋于单一和均质化，那么，之后四十年批评的丰富和多元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丰富多样，但缺少通约的标准；价值多元化，但缺少彼此的理解和沟通，诗歌批评往往为激进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话语所利用，使得当代社会文化缺乏带有公信力的总体性话语指向与叙述。因此，在诗歌批评中，写作的伦理话语、诗歌文化理想形成变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在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考察中，我们时常强烈地感受到批评环境的影响力，批评总是紧密联系着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有时候，批评也能触发文学和文化的内在突变。批评与时代是相互影响的，从社会学视野理解批评的场域，即考察诗歌批评话语与其他各种体系话语之间的相互错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内，文学批评首先表现为对执政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监督与落实，对照文艺方针结合作家作品进行批评，指认吻合或违背文艺政策的现象和作家。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诗歌写作者和批评的关系显得格外紧张。诗歌甚至文艺批评一度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诗人的创作热情遭受重创。及至“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公开出版物上，创作和批评的园地几近凋敝荒芜。被称为“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当时学院内的批评家的努力下，诗歌批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即便对于当时的“朦胧诗”还有不少误解，诗歌写作的代际更迭也推动批评的步伐，方法论热和理论热带动了80年代中后期解诗学的兴起。诗歌批评既需理论的支撑，也有完善与建构新的理论的自觉。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文化研究被引入文学批评并得到推广，以疏解因过分注重本体论与美学研究而日益封闭化的批评困境。受到以畅销书、流行音乐、影视作品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思潮的影响，诗歌被放逐到文学艺术和文化市场的边缘地带，这引发写作者与批评者一时的惊慌。在“纯文学”范畴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已然成了文学和文化中的边缘角色，诗歌批评基本集中在诗人（或诗人群体）之间和学术界。与其他文类相比较，诗歌批评的空间环境和场域构成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大众媒体上，成为消费热点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与诗歌沾边的各种文化现象，诸如诗人形象、身份和诗人论战等话题。自20世纪末开启的互联网时代，也改变了当代诗歌的生产、传播空间与批评环境。诗歌作品发表和出版的传统模式受到冲击，在互联网上发布诗歌和批评，并不需要特别严格的筛选标准和编辑把关。批评空间开放，篇幅短小的“酷评”风行，因而也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批评对“酷评”影响下的乱象加以纠偏，由此，学院内的诗歌批评家和学者持续成为推进当下诗歌批评发展的专业化的主要力量。

当代诗歌的批评与写作的共生性还体现在批评主体身份的特点上。诗歌批评家借助相关的诗歌和文学理论，对诗歌文本、诗歌现象及诗歌议题提出相应的评判，他/她除了要掌握一定的理论外，也需要有对诗歌写作活动的了解。没有理论储备和历史意识的诗歌批评，可能只是简单的、感受性的、印象式的诗歌评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新诗”并无如同中国古典诗歌那样深且久远的传统，在当代的阅读语境中，对如何定义一首诗为新诗甚至也经常会变成问题，批评家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足够的，对诗歌之所以能称之为诗进行判断的形式意识。在当代文学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批评界对新诗成就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没有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估和继承，也因此出现“新诗发展道路”等的大讨论。加之热爱古典诗词的毛泽东对新诗的一些片断式的设想，受到权威的文艺政策阐释者与批评家的积极诠释与推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诗沿着“民歌加古典”的机械组合公式进行实验，脱离了对现代汉语自身流动、积极的可能性的探索。批评迫切地试图指引创作的方向，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激进的文学和文化实验。从现代性的视角理解这种实验，“民歌加古典”可以说是一种以对抗现代的现代方式进行的文化主体建构。它是激进的，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它又是守成的，封闭式的，将已经开创并尝试了三十年的新诗传统和世界其他民族的诗歌文化传统屏蔽在视野之外。事实证明，在文化上，历史带给我们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失败教训。在“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中，参与者既有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也有诗人和学者，身份各不相同的批评者的参与，显示出“新诗发展道路问题”联系着民族文化自身的建构与前景设计，同时也平衡了当时在诗歌和文学批评中的机械、极端的思想倾向。

从批评家的身份考察，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需要注意两种现象，一是文艺官员身份的批评家现象；二是诗人批评家现象。这两种批评主体的存在和消长，显示了当代中国文学机制的内在演变，也见证了诗歌批评专业化、学院化的过程。诚然，批评家的身份不必是单纯的，在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时代，参加过革命的诗人、文学家在新社会中活跃在文艺战线，担任文艺部门的管理者或专职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重要组织者、建构者和推动者，他们的主张和观念决定了文艺的主流动向。由于这一文艺体制带有鲜明的等级分层的特征，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和工作者也拥有着相应的政治势力与权威，他们的文字往往构成了压迫性的话语威势。这一文艺体制贯穿当代文学始终，其运转的有效性则发生着变化。一体化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文学和批评的话语日趋单一，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反弹而萌生了“地下文学”思潮和被后来的批评家称为的“潜在写作”现象。高度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之外，又出现了新的文学群体，犹以诗歌为首。地下文学刊物的创办，诗人群落的形成，手抄本的流传方式，自60年代中后期以来，构成了当代诗歌的重要生成空间。从“地下”到“地上”，体制之外的诗歌对文学现况产生冲击之余，也触发了有关当代文艺体制的反思。在颇受争议的调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中，有关于当代文学体制和文学批评的问题：“二、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九、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你对它作何评价？”五十六位作家的回答统计显示，“（1）98.2%的作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其写作没有重大意义。（2）100%的作家认为，当代文学评论家没有权利和足够的才智对作家的写作进行指导。”“92.8%的作家没有得到过作协的帮助。96.4%作家对作协持完全否定态度。3.6%弃权或没表态。”[7]这个调查问卷显然带有一定的偏向，但也足以说明，到了20世纪末，相当一部分活跃的作家多表现出对现存的文艺秩序和体制的不满，更对之前的当代文学批评抱持消极的态度。尽管如此，我们看到，1949年以来的国家文艺体制依然在调整中存续，并继续发挥着影响力。曾被描述为走向一体化的文学和文化体制，已在文学“新时期”之后逐步呈现为多元并存的文学和文化机制状态。国家文艺机构、商业文化机制以及松散的民间性的文学和文化圈子，都以各自鲜明的面貌存现在当下。无论是哪一方都不能完全取代另一方，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场域构成的重要特征。诗歌无法被消费，因而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员，也经历史证明无法被统一方向，发生单一演进，故而在当下依旧保留着最强劲的创造活力。而且比较显见的是，除了学院内研究诗歌的学者批评家之外，越来越多的诗人参与到批评中来。

“诗评家”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一个特殊概念。字面上看是诗歌批评家或诗歌评论家的缩写。诗评家是独特的爱诗的一群人，似乎因为写诗的能力不足而转战批评。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批评主体，这一概念仅指对当代诗歌进行批评的批评者，其工作一般不涉足其他的文体和艺术门类，这是批评专业化的趋势的结果。他们是只对诗歌有兴趣，还是只有评论诗歌的能力，可以说并不重要。相反，这个概念背后透露的可能是一种类似“诗歌崇拜”[8]的态度。当然，随着90年代批评专业化和学术化的深入，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诗歌研究和教学的大学教师，诗评家的队伍因之扩大了，仅仅从事诗歌批评和研究也具有了合法性。此时，“诗评家”这个概念反而接近消失。

在当代文学场域内部，各种机制、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相互错动的，这种对抗与融合的流动联系着对文学和批评内在规律的认识与遵从。诗人批评家现象也是新诗史的一个小传统。20世纪40年代，就有不少诗人如闻一多、冯至、唐湜、袁可嘉、卞之琳等，在写诗之外也从事批评工作。而半个世纪之后，又有一大批诗人批评家出现，如臧棣、萧开愚、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西渡、姜涛、周伟驰等，都从密切关注同代人的诗歌写作开始进入批评。他们的诗歌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新诗写作前景和可能性的开掘，他们的工作并非仅停留于对诗歌作品的读、释、评三个层次，而更多地指向当代诗歌应该并可能面向哪些形式、艺术和文化的向度，体现了他们建构诗学的总体努力。一定程度上看，诗人的批评工作也是承继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当然，从更能被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看，诗人从事批评似乎表明，写作经验带给他们对文本和技术层面的体认与了解，他们更有资格和能力对于一向受到公众误解的新诗进行研读与评判。如果细加关注就会发现，同一时期以批评和理论工作为中心的重要的诗歌批评家也写诗，如陈超、唐晓渡、耿占春、张桃洲和敬文东等，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批评家诗人现象”，可见拥有写作经验对批评是有益的。“诗人批评家”和“批评家诗人”现象说明了当代诗歌批评与写作始终具有相伴共生的特征，虽然这种伴生性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除了缺少必要的距离感，一些当代诗歌批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之外，受制于一时的政治、文化和艺术趣味的影响，这些批评也因此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在当代，“传统”是贯穿各个时期诗歌批评的关键词，或成为批评判断隐含的认识背景，或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又或者从总体上，以固化的传统为依据，否认当代诗歌乃至新诗的合法性。新诗的传统话语也带出了论争和讨论，它既与诗歌文体自身的技艺承继、形态变迁有关，也和诗歌伦理、诗歌文化及文学的公共性议题相连。无论是为了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而否定五四的新诗传统的“文学权威”，还是指责当代诗人与西方文化接轨的20纪末的诗歌论争中的“民间写作”代表，或者祭出传统之旗，意图恢复“民国范”、怀旧风及晚唐气象的部分知识分子诗人，都以他们的立场说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传统话语不仅关乎对传统的理解，更关乎如何谈论传统、建构传统以及追问是谁的传统等一系列话题。

诗歌批评不仅关注诗歌文本，诗人写作的成熟、变化和一时期的诗歌现象，也要研究诗歌的历史议题。在“断裂”和“延续”的双重视野下，与诗歌本身共同体验写作环境的变化，关注写作主体身份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思批评本身。将实践与反思结合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理论方法，在批评实践中反思批评，意识到批评的限度以及批评作为一种交流的互动性，是对当代诗歌进程中一种批评的极端走向的反拨。批评的工作如何有效地展开，如何将批评与即将展开的学术研究工作结合，提高批评的前瞻性，如何意识到批评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对话，并因此提高批评的反思意识，也是当代诗歌批评史试图进一步延展的议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的完善，诗歌批评也真正成了从写作现场到学术现场过渡的纽带。

第三节 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当代文学”的建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学”概念紧随关于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文学的描述需要而出现。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几乎在同一时期确立。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意义在于当代文学凸显自身的需求，在于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评价等级秩序，也在于一种历史叙述策略的建构。为什么当代文学需要区别于现代文学？根据相关研究：

“现代文学”的概念和“当代文学”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相互限定的关系。从“当代文学”急切地寻求区别于五四至40年代的新文学进程的有效阐释机制开始，伴随着对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的批评性预设，“当代文学”评价机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现代文学”的成果或对后者的重新阐释作为参照和前提。在这个过程中，或是强调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差异，肯定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质；或是重视它从现代文学史中所汲取的优异传统，并对反传统的倾向予以批评；或是表现为一种质疑，对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历史断裂和延续反复追问意图发掘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9]

当代文学学科建制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这印证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包括国家内的文学和文化机构、大学等实体，以诠释与承继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政治无意识”所依附的真正的物质基础，是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和合法化“生产”的领地，是一套看似温和却弥漫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文学批评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调控角色。但随着语境的迁移，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彰显已逐步减弱威力。

对诗歌的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发表《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他以文艺领导者和高层权威代言者的口吻指出诗歌发展的方向与“毛主席新文艺方向”吻合的问题，他说：“写诗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10]接着郭沫若的“意见”之后，当时大批诗人、批评家自觉地发表文章，从诗人的立场、诗歌题材、风格等方面，配合大的文艺方针进行具体细致的阐释。与此同时，针对不吻合这些方向方针的诗歌和诗人，批评者撰文列举实例进行批评，被批评者则大多表示接受，并试图以“自我检讨”回应和终止批评。从自上而下传达和部署批评工作的方针政策，到发动群众开展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构成了典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批评家剔除异己的立场和意见，没有求同存异的缓冲空间，没有殊途同归的多样方式，没有对文艺特殊性的保留立场，文学批评从革命工作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几乎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全部，文学批评进而逐步演变为对文学创作者的政治迫害。

意识形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意识”与“无意识”。如果说当代文学的一段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采取的是意识强化式的意识形态灌输、渗透和把控，那么在那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媒体文化意识形态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其运行方式是建立满足机制，诱发文化认同，并进一步在无意识层面渗透其价值观、体制、实践等。[11]“日常生活”作为书写题材、对象在近二十年的文学思潮中成为一种普遍被认可的风气，甚至在大众文化思潮的助攻下建立了一定的排他性。从诗歌批评的角度看，“第三代”诗歌的叛逆、20世纪末的诗歌论争以及网络口语诗歌潮流及其讨论，都是这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渗透和影响下的产物。如何反思当代文学在不同意识形态运作下的诗歌批评？如何分析“去政治化的政治”[12]在当代诗歌写作和批评中产生的影响？从意识形态研究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段，考察诗歌批评的形态变化，是梳理其批评理论的来源及本土化和当代化的方式。

创作中出现的诗歌现象包括诗歌思潮、诗歌流派、新诗人、新诗作等，对这些现象所进行的评论，相应地，有思潮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人诗作的研究，另外也包括对诗歌创作理论问题加以总结和梳理的诗歌问题研究。而进入“当代”的批评，与“现代”已经开创和积累的诗歌批评也确立起了彼此呼应和限定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的诗歌批评对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体验型批评和本体批评加以清算，承继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确立起的社会历史批评形态并加以发展，在对诗歌作品的内容层面展开道德、伦理和政治批评。50年代致力于确立诗歌批评中的“民族话语”，在“新诗发展道路问题”和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将人民性、民族性放在社会文化要素的首位，而在对具体诗人的批评中，也强调其政治立场和文学思想的鲜明、纯粹。在20世纪60—70年代激进的政治文化实验中，诗歌批评走向了观念批评的极致。对政治抒情诗的命名，毛泽东诗词的诠释，小靳庄农民诗歌的解读，以及对革命样板诗的讨论都是这种批评的结果，主流诗人写作力求达到另一意义上的“非个人化”[13]，除了少数诗人积极响应之外，大部分诗人处于写作的失语状态。

然而，即便在政治极端化的年代，区别于主流特征的诗歌写作暗流仍然存在，“白洋淀诗歌”群体以民间传播的方式出现于70年代，相对而言，诗歌批评稍后才开始呼唤个人话语的诞生和回归。80年代的诗歌批评总体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而以回归诗歌语言本体为旨归的本体批评及审美批评兴起于80年代中期，这三种批评形态构成了80年代丰富多彩的诗歌批评风景。朦胧诗论争和新诗潮批评背后包含的是对“一代人”的关注，批评者试图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心理和文化使命，包含着深切的文化反思性质。在大量译介西方近现代文学和文化著作的背景下，文学批评开始了内在的突破和创新，曾经轰动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似乎是艺术本体批评的跨学科改造。诗歌批评中，出版了大量研究“意象”、语言结构、修辞手段的本体论著作以及美学鉴赏类的审美批评论著，本体批评强调诗歌与其他文类的差异，肯定诗歌的独特语言运用方式，美学批评倾向于总结诗歌所激发的接受效应。

社会—历史批评一直是当代诗歌批评形态的主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的内涵有所变化。这种批评形态强调诗歌写作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性，反映论又在其中占主导位置。即使在个人主义话语高扬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表现论也没有成为文艺研究中强调个人精神色彩的批评形态。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批评的专业化、学术化带动了诗歌批评的深化，包括对诗人、诗人群体的研究，对诗歌创作与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研究等。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受新批评启发而展开的诗歌细读批评得到关注。诗歌批评的形态趋于丰富多元，通常是包含多种形态的综合性批评。从批评方法的角度看，近四十年来的当代诗歌批评也逐步走向多元。

综上所述，一方面，当代诗歌的批评和写作带有鲜明的共生性，这是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制的意识形态性对其整体研究带来一定的挑战。当我们试图考察近七十年来的诗歌批评时，很难以一种总体的历史叙事对其加以归纳与概述。时代的“断裂”和“延续”，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及其所呈现的批评话语的变迁是当代诗歌批评史需要思考的理论命题。

现有的当代诗歌史、文学史、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历史阶段划分法中，洪子诚、刘登翰所著《中国当代新诗史》第一版始著于1986年，对于大陆诗坛的当代分段采取了较为简略的两个阶段划分法，“第一卷 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第二卷 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其间的大致分界，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样的划分，表面上看来似乎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的因素。其实，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上这两个既相互衔接、又有重要区别的时期，同时也表现为当代诗歌无论在诗歌观念、诗人构成、诗潮流向和艺术方式上的显著区别。前一时期的诗歌，以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的不断强化为特征，统帅着题材的选取、主题的把握和形式的构成，决定着诗潮的发展趋向。在这一时期中，诗与政治的关系，已逐渐演化为主从的隶属关系，诗成为现实政治的或稍微精致或相当粗劣的工具，而使相当一些作品失去其独立的艺术价值。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上述的扭曲状况逐步有所改变。诗人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从社会政治的反思到艺术自身的反思，使这种觉醒由社会政治的层面深入到诗人精神个性的层次和艺术与文本的层次。在八十年代，诗坛也因此呈现出前一时期所不可能有的艺术上多元并存的复杂状况和发展态势。”[14]而在2005年修订版中，虽然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内容，但是，“在演化的脉络上，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的诗歌时期划分，应该说还是能够成立的”。有关后一阶段的诗歌状况，著者稍作补充：“向往‘艺术自觉’的诗歌，开始面对不同的诗歌环境，特别是经受着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大众文化’的‘挤压’，它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出现了新的难题。”[15]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大陆部分十三章的时段结构基本以自然时间的十年段落为准，淡化了以“文化大革命”为界的历史与文化“断裂”。成书于2003年的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新诗史》将当代诗歌演进历程分为三个段落，“50—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著者虽未对这种划分法作进一步说明，但采取的态度应与洪子诚、刘登翰的著作大致相近。

这种淡化历史“断裂”，偏重“连续”的整体研究态度，在吴思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编（即当代部分）也得到了体现。著者对之前新诗理论著作均为断代史表示了不满，“断代的描述与整体的描述，不单单是个写作跨度长短的问题，只有把中国新诗理论八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新诗出现和成长的必然性，才能发现在新诗发展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16]。可见，将20世纪新诗（及文学）视为整体加以研究，同时也强调1949年以来新诗（及文学）自身的特点，是近年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本书所论当代中国诗歌批评的历史演进，也基本采取这样的分段法，特别是将进入2000年以来的新诗批评纳入考察的视野，并视其为一个时期。新千年是自然时间意义上的一个节点，并非完全客观和有效的划分角度。但是，进入新千年，互联网逐步兴盛普及，对于当代诗歌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到大众文化挤压并逐步边缘化的诗歌，在互联网时代焕发了别样的生机。诗人上网，网上论诗，当代诗歌的生产与传播空间迅速从纸媒转移至各种类型的网络平台，门户网站下设的文学论坛（BBS），文学网站、诗歌网站也在世纪初迅速崛起。文学空间的转移呼唤媒介理论介入研究视野，对于网络上出现的诗歌热点现象的批评，需要将作为媒体的网络传播纳入考察范围。可以说，旧有的诗歌（文学）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模式在新世纪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那么，将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评述也就在情理之中。

大致划分五个时段进行论述之外，本书也试图在辨析各个阶段的批评特征的前提下，为这五个阶段寻找一条大致的流变线索，借以窥见诗歌批评的内在走向。批评总是与写作相伴随，同时，批评也有自身的理论和诗学的目标。虽然诗学理论的提炼与构想并非批评史的写作目的，但在对批评的考察和论述总结的过程中，切合当代的诗学理论要素或许也会逐步显露。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充满生机的诗坛涌动着理论创造的冲动，也产生了一批对诗学理论颇具热情和造诣的学者和著作，这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与结语部分，将提及和评说。

第四节 体例及评述方式说明

本书在体例上以时间分段，共分为五章，外加导论与结语。导语部分主要考察当代诗歌批评主体构成、批评空间的特征、批评理论的探索以及丰富的批评实绩。考虑到当代文学在已近七十年间的形态、诗歌观念和诗歌面貌的差异性，诗歌批评同样在这个漫长的阶段内，在呈现样貌、功能等方面有着较为鲜明的阶段性的差别，“当代文学”学科建制也曾经几度受到学界质疑与争议。以新中国建立这一社会政治历史时刻划分出前后两段，“当代文学”学科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有相应的话语合法性，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起的文学体制依然存在，虽然不如“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对文学生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从批评的角度看，这一文学和文化体制如今更多地借助高校教育与大众传媒产生着影响。

第一章以“破与立”为总题，讨论当代文学传统中的“十七年”间的诗歌批评，本书将时间宽泛地设定为20世纪50—60年代。首先从分析第一次文代会中来自40年代不同社会空间的“文艺报告”入手，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旧文艺队伍的分化，及其对诗歌批评主体的影响，进而考察50年代诗歌批评是如何由学术批评演变为文艺大批判的，同时探讨当时自上而下的文艺管控对诗歌（文艺）批评带来的影响。接着从郭沫若《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及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谈起，描述新、旧文艺队伍划分下的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自我改造”，分析20世纪50年代诗歌批评主体的构成、批评空间的特征（传播媒体以及传播方式）。在这一时期，诗歌界的理论讨论和论争不断，从新诗形式问题、传统问题，到“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展开与论争相互推进，诗歌批评者们试图共同建构新诗的民族话语，这也成为当代诗歌批评史上的重要批评现象之一。这一时期对诗人展开的批评和批判不仅关涉文艺思想、诗歌观念的分歧，也联系着政治权力话语内部的激烈斗争。无论是在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中牵涉到的诗人阿垅、鲁藜，还是其他一些重要诗人，如卞之琳、何其芳、艾青、郭小川、流沙河、李白凤、公刘、孙静轩、蔡其矫，都成了文艺论争政治扩大化中被攻击的靶子。

第二章以“均质化的极致与‘潜在写作’的反拨”为总题，论述“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诗歌批评。首先概述20世纪60—70年代诗歌批评话语从均质化迈向凋敝的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文艺修正主义”的批判谈起，一些曾经的批判者反被批判，批评主体演变为政治斗争中的帮派。虽然从诗歌批评的角度看，工农兵诗歌作者和批评者的增多，反映了文艺大众化和文化普及的当代成果，但不断简化和单一的阶级斗争话语窒息并摧毁了健康的批评空间。此外，产生了被后来的批评家称为“潜在写作”现象的民间诗歌思潮，其间，诗歌通过手抄本的流传影响了当时年轻的写作者和读者。“潜在写作”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后设批评现象。对毛主席诗词的注释、讲解与阐释成为这段时期重要的批评风景。本章最后一节将围绕《天安门诗抄》的评论，论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诗歌批评的“拨乱反正”。

第三章描述立体、多元的新时期的诗歌批评，以20世纪80年代为时间段展开，首先概述这一时段的总体社会文化特征，包括文学批评如何从拨乱反正走向新启蒙时代，批评空间的拓展与批评功能的修复等，以及描述为诗人平反的诗人重评现象。“朦胧诗论争”“第三代诗歌”群体展示，使年轻的诗人以集体的方式亮相，立体、多元的健康批评环境对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诗歌批评话语寻求回归诗歌本体，出现了大量以审美批评、本体论为主题的理论批评著作，也造就了与时代精神氛围相呼应的诗歌批评家们。

第四章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批评，以诗歌“边缘化”及社会文化“转型”为视角，首先描述进入这一时段以来，社会文化转型期间诗歌的边缘化，批评空间的分化以及诗歌批评的学术化等总体特征。对“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概念的命名所体现出的文化焦虑，是90年代诗歌批评的重要现象。思潮性的概念（新诗潮、后新诗潮）、诗歌群落的概念（朦胧诗、后朦胧诗）、诗人代际划分的概念（新生代、第三代）等，在这一时期都几乎失效，代之而起的是批评者试图以年代和艺术特征进行的富有争议的命名，本章将以“女性诗歌”和“先锋诗歌”为例加以评析。发生在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标志着当代诗歌内部文化诉求与艺术趣味的分化，同时也代表着诗人文化身份的转变。诗人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成为这个时期诗歌批评的重要主体。

第五章的时间设定为21世纪，这一时段写作与批评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迁移，互联网时代、全球化语境，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构成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背景。网刊、纸刊、官方刊物共存；网络作为展示平台，诗歌被当作文化消费品；诗歌批评和研究学科化，构成了这十年间的诗歌文化繁荣景观，而另一方面，大众诗歌阅读成为问题。诗歌批评主体构成与批评风格的分化，由部分诗人和“网民”参与的“酷评”，似与20世纪50—60年代遥相呼应，诗歌再度大众化，而诗歌文化成为问题。随着一些社会问题的凸显，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再次变得严峻，“诗歌伦理”话语出现并获得探讨。十年间，出现了以出生年代划分诗人群体的大量选本和批评，而针对之前诗歌批评侧重整体思潮论和本体性研究而忽视文本分析的不足，这一时期，诗歌的细读批评得到深入展开，另一方面，诗歌批评面临着总体批评的困境与危机。

结语部分主要反思了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批评话语，并将反思的重点落实在批评主体身上。

大致来说，本书在尽量占有丰富完备的资料基础上，在论说方式上试图做到以论带史，史论结合，夹叙夹议。从已发生的诗歌批评现象中积淀下来的诸多批评议题，择取重要者，以事实材料，串联起史实脉络；对各批评议题，细致辨析，去伪存真；注重跨时段不同批评问题间的相关性和延续性，澄清旧问题的新提法并加以剖析；尽量客观地评说各历史时段诗歌批评的实绩与难题，希冀做到直面与反思既往，以期更踏实、也充分地对待当下的诗歌与文学议题。

注释

[1][英]C.S.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徐文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接下去，C.S.路易斯还论述道：“通常非文学性读者不读诗。文学性读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读诗。如果本身不是诗人、职业评论家或教师，几乎没有多少人阅读现代诗歌。”（第113页）。

[2][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参阅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相关论述。

[3][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参阅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相关论述。第110页。

[4][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5][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4期连载。

[6][英]T.S.艾略特，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7]《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8]参见奚密《从边缘出发》第7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洪子诚主编：《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10]郭沫若：《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大众诗歌》创刊号，1950年1月1日。

[1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2]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3]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不同，这里的“非个人化”是指写作中完全抹杀掉个人体验、个体话语和个性风格。

[14]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吴思敬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