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鸣惊人

世界上所有乐器的起源都和生活劳动息息相关，比如吹奏乐器，最初用于模仿鸟叫来吸引动物，便于狩猎，后来才发展成不同用途、材质、形状的管乐器。弹拨乐器中，有研究者认为竖琴和箜篌的源起与弓箭关系密切，打击乐器则与原始劳动和舞蹈是分不开的。古琴则不然，它诞生于三皇五帝之手，不为实用与娱乐，而以沟通天地神明、教化百姓众生为己任，不仅出身高贵，而且肩负重任，因而不容小觑。

古琴之韵第一次在天地间响起，就预示着其必将作为礼器、道器、圣人之器存于世间，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几千年来，在文人士大夫心中，古琴一直有着不可取代的神圣地位。

蔡邕说：“伏羲氏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为什么要“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因为，伏羲时代领地很大，人口增长很快，部落兴盛，中原各部落都来归顺，于是，私心渐显，因分配不公产生不愉快的事常有发生，如何做到公平公正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作为首领，伏羲氏不得不思考，如何做到公正，如何教化大众远离贪欲，回归善良天真的本性。思考的结果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乐教，即用音乐教化大众，启迪民智。天地间第一声琴音由此被弹响，如甘露流淌于部落的上空，沁入民众的心田，滋润着原始的蛮荒，浇灌出文明的花朵。

神农制琴是为了和神明沟通，用以祭祀和祈福，祈愿风调雨顺，惠及万民，所以可以说他也是大巫师。桓谭说：“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有限，祭祀是件很重要的事。《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说的是夏朝末年有个叫葛的小国，因为不祭祀而被商汤灭国，足见当时祭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葛国虽小，却历史悠久，最早的葛氏部落生活在三皇时期，首领葛天氏是传说中华夏歌舞的始祖。《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描写三个人手执牛尾，脚步跃动，像跳舞一样，并歌唱“八阕”（八段音乐舞蹈：《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非常形象。此外，葛天氏还是织布制衣的始祖，其部落的图腾一是葛（一种植物），二是玄鸟（黑燕），祖训是“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境界颇高。

夏禹时期，大禹曾想让位给治水有功的部落盟主伯益，伯益不敢接受，就隐退了。大禹只好封伯益公长子大廉为异姓伯爵管理葛国，故此后葛国的历代国王都被称为“葛伯”。到了夏桀时，葛国国力衰弱。商国和葛国是邻居，因此发现葛人不祭祀，便派使者去问不祭祀的理由。葛伯答：我们太穷了，没有祭祀的牛羊。商汤便无偿援助了一些牛羊，葛国人却把牛羊吃了，仍不祭祀。商汤又派人责问，葛伯说：我们没有祭祀的五谷呀，所以才吃了牛羊。商汤于是派人送去五谷，帮葛人种地，还让商国的老人孩子送饭送酒。葛伯心里不舒服，心想：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五谷，还不吃我们的饭，派人送酒送饭，葛国也太没有面子了，于是下令去抢商人送的饭食。双方发生了争执，还误杀了一个小孩，商汤一怒之下就灭了葛国。然后，商汤又乘势灭了其他一些诸侯，最后灭了夏，建立了商朝。后来周武王伐纣灭商，所列纣王六大罪状中有一条就是祭祀不认真。

黄帝弹琴，意在明心志，表达的是内心的坚定信念和远大抱负。他创作《华胥引》的故事前文已经介绍过。尧帝的琴音体现的则是真挚仁爱、中正平和、悲悯苍生的情愫。据载，尧帝祭祀时演奏古琴，琴音上达天庭，致诸天人感音而降，共庆盛典，《神人畅》由此诞生。

舜帝弹琴怀有心系苍生的大爱情怀。《南风畅》是当代琴家喜欢的一首琴曲，也是舜帝的最爱。相传舜帝常一边弹琴一边唱“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来为百姓祈福。“熏风”就是东南风，“愠”就是怨气。“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是说当时天气闷热，风雨不调，百姓心有怨艾，所以舜帝弹琴祈求东南风快快刮起来，刮走怨气，刮来财富。《礼记·乐记》载：“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适时的“南风”多么重要。

在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心里，古琴从来就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所谓“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士无故不撤琴瑟”。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其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一句的意思是，没有丝竹乱耳，没有公文待批，可以静心弹古琴读经书。可见，在刘禹锡眼里，琴和丝竹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