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史诗脉概略

中华民族是出语皆诗之民族，中华文明的第一艺术是诗歌，它先于诸子百家的学术创新；且诗到唐宋更是文明之巅；之后大河流东，虽细不绝，每个中华儿女，海角天涯，妇孺老幼，不会作诗也会吟，诗歌成为中华古老文明的活化石。根据半面创新“起承转合”的底层逻辑，我将中华诗史诗脉分期如图所示：

第一轮的“起承转合”，我称之为“自然美”。

诗歌“起”于巫术乐舞和劳动号子。“承”于北方文学《诗经》与南方文学楚辞。在这段大历史中，如果将《诗经》视为“正”，其特征是质朴厚重、世俗抒情，并形成了诗乐相和的中华传统，四言诗为主，二二节奏，诗人佚名；楚辞则是“转”或“反”，华辞富象，诗风哀婉典丽，采用华丽辞藻、繁复雕琢、各色修辞，有丰富的想象力，多为杂言诗，其代表诗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

相反相成“合”于两汉魏晋，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魏晋风骨，五言诗为主，代表诗人是陶渊明。至此走完了第一轮。

第二轮的起承转合，我称之为“人工美”，是对第一轮“自然美”的反者道之动，即增加了人工的格律技术。

“起”于南朝永明体的格律化，讲究四声八病，句式以ABABABAB……为结构，“承”于唐代将四声简化为平仄，演变为ABBAABBA……的构型。其实平仄的结构就是中华传统哲学的相反相成：一联之内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首尾贯通言尽意长。唐诗的代表是李白、杜甫。

“转”是宋诗的创变，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到王安石初具规模，苏轼、黄庭坚最后确立，于是江西诗派、中兴四大诗人继续前进，唐宋达成第二轮的正反合结构。大略而言，唐诗丰腴情韵，是诗人之诗；宋诗瘦劲思理，是学者之诗。

唐宋之后至今800年，我以为两条谬途：

一路是惟承古典的元明清诗，700年。似乎是对唐宋求“合”，但在宗唐与崇宋间摇摆而缺乏自身特点，终未超越唐宋两大藩篱。历经元代元好问推尊李白、杜甫，“明七子”复古唐音被批瞎盛唐，清代王渔阳、纳兰性德回光返照，龚自珍后油尽灯枯，创作走向陈词滥调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另外则是诗的词汇与日常用语完全脱节，同时过严的格律束缚了创作自由，尽管有晚清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民国学衡派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一路是尽弃古典的民国新诗至今，100年。始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倡以白话入诗，并废除旧体诗的一切形式束缚，其后郭沫若《女神》，新月派徐志摩、闻一多，现代派卞之琳、戴望舒，象征派李金发、王独清，现实主义如七月诗派胡风、艾青……绵延至今，如朦胧诗北岛、顾城等。但过度自由恰恰扼杀了自由，新诗最后成为没有内在韵律节奏形式的换行的散文。其实一切艺术的通则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当然格律镣铐的“度”须放宽，过严的艺术法则如果不适合创新的表达，就应尝试去降低其“度”，但作为情感与诗的本体的音韵音律节奏是不能完全抛弃的。

西方亦然，黑格尔《美学》认为，诗的音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诗的观念不仅要体现于文字，而且要用实在的话语说出来，因而涉及语调和字音这些感性因素。因此我们要跨进诗的音律领域。用音律的散文不能算是诗，只能算是韵文，正如用散文来创作诗，也只能产生一种带有诗意的散文。至于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辞藻还更重要”^[1]。

[1]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