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詩集

王梵志（約隋至初唐在世），衛州黎陽（今河南浚縣）人。佛家在俗弟子，唐代著名民間通俗詩人，生平事蹟見《桂苑叢談》引録之《史遺》（《太平廣記》卷八二所引《史遺》基本相同）。由於其生平材料僅見於筆記小説，因而引起種種猜測，或以其爲出家和尚，或以其爲西域胡僧，等等，甚或否認王梵志其人的存在。然而此類猜測，還須有力的材料加以證實。

王梵志詩歌，唐宋兩代曾廣泛流傳，頗有影響，范攄《雲溪友議》、何光遠《鑒戒録》、黄庭堅《題跋》等近二十種著述均有稱引。鄭樵《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均著録《王梵志詩一卷》。唐代王梵志詩還遠傳國外，日本平安朝（七八四～八九七）藤原佐世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三九《别集家》著録“王梵志集二，王梵志詩二卷”（《古逸叢書》影印舊鈔本）。明以後，王梵志詩歌傳者漸少，至清編《全唐詩》，則隻字未收王梵志的作品。

清末，神奇的敦煌藏經洞被打開，千年以前出於各階層人士之手，總數達數萬件的文獻卷册重見天日。這批極其珍貴的文化瑰寶，内憂外患的清政府根本不予重視。而當時列强在華的文化間諜一聽到消息，便紛紛潛至西域，運用各種手段進行掠奪，致使這批文化珍品空前驚人地流失散佚；於是《王梵志詩集》也隨之被劫藏到英、法、俄等國。

一九○七年及以後的二十年間，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四次偷偷前往敦煌，先後竊往英國的文書總計近萬件，今藏不列顛博物院。其中《王梵志詩集》寫卷有下列十二個：

（1）斯○七八八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集并序上”。卷末三次題記：“大雲寺學士郎鄧慶長。”原卷殘損，序文尚全，存詩十五首，殘詩三首。（2）斯一三九九原卷前後與上下嚴重殘損，唯存殘詩十三首。（3）斯二七一○原卷末題“王梵志一卷”，接有題記：“清泰四年丁酉歲十二月合書，吴儒賢書，從頭自續氾富川。”（按：五代後唐末帝“清泰”只有三年，丁酉歲爲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題記有誤。）存詩六十五首，殘詩一首。（4）斯三三九三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一卷”，卷末題“王梵志詩一卷盡”。可辨的日期有“二月二十六”、“二月十八”等，餘則塗抹不清。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5）斯四二七七原卷前後皆殘，存詩二十三首。（6）斯四六六九原卷前後俱殘，存詩二十二首，殘詩五首。（7）斯五四四一原卷前爲“季布駡陣詞文”，詞文末有題記：“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九七八）四月十日氾禮目學士郎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次爲王梵志詩，卷前三次題“王梵志詩集卷中”。卷末殘，存詩十九首，殘詩二首。（8）斯五四七四原卷前後嚴重殘損，唯存詩四首，殘詩一首。（9）斯五六四一原卷前後殘損，唯存詩二十五首，殘詩二首。（10）斯五七九四原卷前後殘損嚴重，上方亦有殘損，唯存十一行，殘詩十二首。（11）斯五七九六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集卷上并序”。次爲序之全文。次存詩二首，殘詩一首。餘皆殘損。（12）斯六○三二原卷前後嚴重殘損，唯存詩四首，殘詩一首。

另有斯○五一六《歷代法寶記》載無住和尚引王梵志詩一首。

一九○八年，法國人伯希和從敦煌竊走文書精品六千多件，今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其中《王梵志詩集》寫卷有下列十五個：

（1）伯二六○七原卷題“王梵志詩一卷”。此卷爲習字者信筆所書，僅有詩半句。（2）伯二七一八原卷前爲王梵志詩，首末題“王梵志詩一卷”，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次爲《茶酒論一卷》，卷末有題記：“開寶三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按：“開寶三年”爲庚午，公元九七○年；“壬申歲”爲開寶五年，題記有誤。）（3）伯二八四二原卷爲卜筮書，已殘。背面用道書補綴。補綴處其上有《太上玄一真人真錠光説無量妙道轉神入定妙經》殘文；接爲王梵志詩，首題“王梵志詩一卷”，末有題記：“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學士郎全文。”然唯録詩十四首。（4）伯二八一四原卷前部分殘損，卷末題“王梵志詩卷第三”。次行題記：“大漢天福三年庚戌歲閏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記寫畢。”次行又題記：“大漢天福三年歲次甲寅七月二十九日金光寺僧大力自手記。”隔行題“王梵志詩卷第一”，下接書《兄弟須和順》詩一首。（按：“庚戌歲”爲後漢隱帝劉承祐乾祐三年，公元九五○年，題記年號或干支有誤。）存詩二十一首，殘詩二首。（5）伯三二一一原卷首尾俱殘，存詩五十七首，殘詩四首。（6）伯三二六六原卷前後殘，存詩四十一首，殘詩一首。（7）伯三四一八原卷前後俱殘，存詩四十六首，殘詩一首。（8）伯三五五八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一卷”，卷末題“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9）伯三六五六原卷首末題“王梵志詩一卷”，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10）伯三七一六原卷首末題“王梵志詩一卷”，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11）伯三七二四原卷首末皆殘，存詩二十二首，殘詩一首。（12）伯三八二六原卷前部分爲佛教文字；次爲王梵志詩，首題“王梵志詩集卷”，接録詩半首。（13）伯三八三三原卷前部分殘，卷末題“王梵志詩卷第三”，次行題記：“丙申年二月拾九日蓮臺寺學郎王和通寫記。”存詩五十二首，殘詩二首。（14）伯四○九四原卷前部分殘，下方亦殘損多處，卷末題“王梵志詩集一卷”，次行題記“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爲一部，又（下殘五至七字）”；次行又題記“惟大漢乾祐二年歲當己酉白藏南（下殘五至六字）”，次行接書“葉節度押衙樊文升奉命遣寫詩（下殘三至四字）”，次行接書“册謹録獻上伏乞容納請賜（下殘三至四字）”。存詩五十八首，部分詩有殘損。（15）伯五九一六原卷題“王梵志詩集卷上”，原卷情況尚不清楚。

另有伯二一二五《歷代法寶記》、伯三二○一與伯三八七六之《佛書》三個寫卷，各引王梵志詩一首。

一九○○至一九一四年間，沙俄奥勃魯切夫、鄂登堡等先後到敦煌，盜竊寫卷達萬件以上，長期深鐍幽閉，秘不示人。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亞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漢文寫本解説目録》第一册，其中有《王梵志詩集》寫卷五個：

（1）蘇一四五六原卷卷首殘損，卷末題記：“大曆六年（七七一）五月 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這是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詩寫卷，與斯坦因、伯希和所劫王梵志詩寫卷的内容皆不同，文獻價值極爲重要。《解説目録》曰：

紙捲……無開頭。三葉，一○七行，每行二六字。紙黄色，精緻，但不光滑。最後一葉很精細，但嚴重損傷。……行界由折疊而成，楷書，微細。詩歌照例不標題，其中有一首以“王梵志《回波樂》”標題。在原卷中，八十首和一百首處加有符號。據此符號，本卷係從六七首起。紅色筆與黑色筆的符號均有。

此卷存詩四十四首，部分文字殘缺。（2）蘇一四八七原卷首末俱殘，下部邊緣亦殘破，唯存二十四殘行，詩十三首，部分已殘。（3）蘇一四八八原卷前後俱殘，唯存二十四行，詩二十一首，部分詩句已殘。（4）蘇二八五二原卷前後俱殘，唯存五殘行，詩一首，殘詩二首。（5）蘇二八七一原卷前後及上部皆殘，唯存十五行，詩八首，部分已殘。

除上述三國藏本外，《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敦煌遺書散録》（《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版）著録李盛鐸藏“散二一九”號，爲“王梵志詩卷一，辛巳年十月寫本”，尚未公之於世；日本奈良寜樂美術館藏一王梵志詩敦煌寫卷，爲《王梵志詩集》一卷鈔本，存詩八首。

綜上，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共三十四個（不含其他四個徵引王詩的佛教文獻寫卷），其中明確題署卷次者十七個，其編次可分爲三類：（1）三卷本，即標明卷第一、第二、第三，與卷上、卷中、卷下之三卷本；（2）一卷本，即標明爲一卷本者；（3）法忍本，即法忍鈔“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本。目前，三卷本的兩種序號内，前者只存“卷第三”，後者唯存“卷上”、“卷中”，兩相對應的卷次尚未發現，因此兩種編次的相應各卷，所收作品是否完全相同，一時還難以斷定。而且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三類編次之各卷作品，亦無一首彼此相互重複。至於唐宋詩話、筆記、小説中所引王梵志詩，也無一首與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中的作品相重複。

上述王梵志詩集的庋藏及編次情況，是學者們主要是我國的學者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才查考清楚的。我國學者劉復（半農）曾遠涉重洋，最早對巴黎藏王梵志詩寫卷加以鈔録整理。一九二五年，他把鈔回的三個王梵志詩寫卷編入《敦煌掇瑣》：“瑣三○”（伯三四一八）、“瑣三一”（伯三二一一）、“瑣三二”（伯二七一八）（劉半農《敦煌掇瑣》上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二五年刻本）。其中，只有“瑣三二”原卷題記標明“王梵志詩一卷”；另外兩個由於原卷殘損，只籠統題爲“五言白話詩”，實際亦是王梵志詩寫卷。一九二六年前後，胡適趁在歐洲考察之機也曾閲讀《王梵志詩集》的部分敦煌原卷。迨一九三五年《世界文庫》第五册出版，收入鄭振鐸校補的《王梵志詩一卷》與《王梵志拾遺》（《世界文庫》第五册，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五年版）。《王梵志詩一卷》乃據伯二七一八、伯三二六六兩個王梵志詩寫卷校録而成；《王梵志拾遺》則據胡適《白話文學史》所引伯二八一四寫卷中的五首王梵志詩，及散見於唐宋詩話、筆記、小説中的王梵志遺詩輯集而成。二者收詩數量雖不多，卻是王梵志詩的最早校録本，文字校勘和詩歌分首亦較《掇瑣》前進了一步。然而，伯希和劫取的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到底有多少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王重民編輯的《伯希和劫經録》（《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年版）出版，才將巴黎藏王梵志詩寫卷的概貌反映出來。王重民在法國查明：巴黎藏王梵志詩敦煌寫卷有十個：伯二七一八，伯二八四二，伯二八一四，伯三二一一，伯三二六六，伯三五五八，伯三六五六，伯三七一六，伯三八三三，伯四○九四。另外兩個伯三四一八，伯三七二四標爲“五言白話詩殘卷”者，後來考證，實際亦是王梵志詩寫卷。

倫敦藏王梵志詩寫卷，日本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出版的《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八五首先收入斯○七七八。一九三六年，我國學者向達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閲覽了倫敦所藏五百個左右的敦煌寫本，先後寫出了《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録》（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新中華雜誌》一九三七年五卷第十三號），著録了斯○七七八，斯二七一○，斯三三九三，斯五四四一，斯五四七四，斯五七九六等六種王梵志詩寫本。一九五七年我國學者劉銘恕，據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攝全部敦煌原卷膠片，編成《斯坦因劫經録》（向達《敦煌卷子經眼目録》，《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一九三九年新一卷第四期）。《劫經録》明確著録倫敦藏王梵志詩寫卷有十個，即向氏著録的六個，再加斯一三九九，斯四六六九，斯五六四一，斯五七九四四個；同時著録的兩個“禪詩”寫卷斯四二七七，斯六○三二，實際也是王梵志詩寫卷。劉銘恕還考證出伯三二一一（即“瑣三一”），正是斯五四四一王梵志詩集“卷中”的内容，從而使長期按無名氏“五言白話詩”處理的伯三二一一寫卷，亦得歸入王梵志詩集中。至此，斯坦因劫經中王梵志詩寫卷的面貌，也基本得到澄清。

鄂登堡等所劫王梵志詩集的五個寫卷，除蘇一四五六號原卷題記明確標爲“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外，後四個寫卷經張錫厚考證，蘇一四八七、蘇二八七一兩個寫卷的詩，已見於伯三八三三王梵志詩集卷第三；蘇一四八八中的詩，已見於伯二七一八王梵志詩一卷；蘇二八五二中的詩，則見於伯三四一八、伯三七二四兩個王梵志詩殘卷（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年版）。所以這後四個寫卷，當然也是王梵志詩寫卷無疑。

在澄清敦煌王梵志詩寫卷概貌的基礎上，第一個將敦煌王梵志詩寫卷化零爲整、輯斷簡散篇爲專集者，乃我國學者張錫厚。其《王梵志詩校輯》纂成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三年十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前五卷大體據敦煌原卷的編次編排，收入斯坦因、伯希和與蘇編王梵志詩寫卷二十九個。其凡例曰：

本書校輯的敦煌寫本有：英國斯坦因編號十二個寫本；法國伯希和編號十五個寫本；蘇聯編號一個殘本。（按：指蘇一四五六，然當時全卷尚未公佈，張氏僅據刊出的卷末照片録詩六首。）

實際上《校輯》收入斯坦因、伯希和與蘇編王梵志詩寫卷共二十九個，該書附載的斯四二七七中的“梵志體”禪詩十二首，實際亦是王梵志詩。張氏曾用竭澤而漁的辦法，查閲了倫敦藏斯坦因所劫全部寫卷的膠片（編號○○○一～六九八○），巴黎藏伯希和所劫全部寫卷的有關照片，以及王梵志詩的相關資料（張錫厚《蘇藏敦煌寫本王梵志詩補正》，《社會科學》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因此除去少數幾個卷子由於種種原因未能獲見外，《王梵志詩校輯》前五卷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已知的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張氏還把《詩式》、《雲溪友議》、《林間録》、《梁溪漫志》、《焦氏易林》等十九種詩話、筆記、小説、類書、佛藏等典籍中散見的王梵志詩三十四首，一併輯爲第六卷。全書共收詩三百四十八首，成爲一時録詩最多、最全的本子。在編排體例上，《校輯》也比較得當。其《凡例》云：

本書基本依據敦煌寫本原卷“卷次”之順序，依次編爲：卷一（原題“卷上”）、卷二（原題“卷中”）、卷三（原題“卷第三”）、卷四（原題“一卷”、卷五（一題作“五言白話詩殘卷”）、卷六（輯録散見於敦煌遺書、唐宋以來詩話筆記内王梵志佚詩）、補遺（收録一一○首殘詩），此外還附載敦煌寫本“禪詩”殘卷内（斯四二七七）類似“梵志體”的詩作。

這一編排體例，保存了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原有編次的面貌，態度是相當審慎和科學的。卷中之詩，原本没有詩題，也不分首，《校輯》依内容、叶韻斟酌分篇，據首句擬題；每首詩後，依先後順序統一編號，總三百四十八首，頗便閲覽。在文字校訂方面，前五卷每卷選用一種寫本作底本，以内容相同的卷子參校，擇善而從。各詩不作詳釋，僅對某些口語、俗語、方音、叶韻、佛教用語及難懂詞語作簡注於各詩下。書後之附編，收録作者《敦煌寫本王梵志詩著録簡況及解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原卷簡況》、《王梵志詩評述摘輯》、《敦煌寫本王梵志詩考辨》、《唐初民間詩人王梵志考略》、《王梵志詩語辭索引》等有關王梵志的文獻資料多篇，以便讀者。總之，此書乃第一部系統地從敦煌遺書中整理編輯出王梵志詩歌的“全集本”，在敦煌學研究範圍内堪稱首創。然而正因爲此書問世較早，所以在王梵志生平及佚詩的考訂、文字的校録、俗詞俚語的詮釋等方面，仍有可訂補之處。

法國漢學家戴密微，長期堅持整理和研究王梵志詩歌，他的《王梵志詩集·附太公家教》（後附校注）與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先後成書，編次大體相同，一九八二年在巴黎出版；然而收詩數量及文字校訂等方面均不及《校輯》。

王梵志詩歌的釋注，據筆者所知最早始於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載《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年第五、六期），但當時僅限於伯三二一一、伯三四一八兩個寫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臺灣學者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分《研究篇》與《校注篇》）出版（張錫厚《關於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整理的幾個問題》，《文史》第十五輯），朱氏校注王梵志詩歌的數量雖有所增加，但仍然不全。

一九九一年十月，項楚《王梵志詩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編次，前六卷仿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及戴密微《王梵志詩集》的體例；卷七收入項氏一九八八年八月於歐洲友人處新獲的法忍和尚大曆六年鈔“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殘卷影本中的詩四十四首，又采納朱鳳玉的研究成果，將蘇一四五六號與斯四二七七號兩個殘卷拼合。朱氏證明這兩個殘卷，原爲法忍鈔“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的同一個寫卷，因斷裂爲二，才分别被劫藏於兩地。正因爲如此，張錫厚《校輯》所存疑的斯四二七七號殘卷中的詩，被項楚全部録入王梵志詩的正文，從而使該書校録的王梵志詩歌總數達三百九十首之多，一時成爲王梵志詩歌的“全輯本”。另外，在王梵志生平探討、各寫卷編輯年代考證以及詩歌思想内容與藝術特點的分析等方面，該書亦頗多創獲。《王梵志詩集》的作者及不同寫卷的編輯年代問題，是王梵志研究中歷來聚訟紛紜的難題，項氏博徵文獻，細心考證，頗多新見。如《王梵志詩集》中的詩歌非王梵志一人所作，《王梵志詩集》也並非一時編輯而成，這一看法前人雖已提出，但項氏的分析顯得更加剴切穩妥。項氏認爲：王梵志的全部作品可分爲四個部分：第一，寫卷中有編號的三卷本《王梵志詩集》（項氏《校注》之一、二、三卷，包括卷五中的寫卷）；第二，寫卷中標明爲一卷本的《王梵志詩集》（項氏《校注》之卷四）；第三，法忍鈔“一百一十首”《王梵志詩集》（項氏《校注》之卷七）；第四，散見於詩話、筆記、小説中的王梵志詩歌（項氏《校注》之卷六）。三卷本《王梵志詩集》主要作於初唐及武則天時代，編成於開元以前，因爲其中看不到禪宗南宗思想的影響，而南宗禪的興盛，衆所周知是在開元以後。法忍本《王梵志詩集》主要部分乃“盛唐時期的産物”，因爲“其中有許多作品明顯地表現出禪宗南宗的思想”。而一卷本《王梵志詩集》，則是在《太公家教》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太公家教》成書於八世紀後半期，所以“一卷本《王梵志詩集》編寫於晚唐時期”，“出於唐代一位民間知識分子之手，而借用了王梵志的大名，以廣流傳”。法忍本、一卷本的詩，不見於三卷本《王梵志詩集》，原因正在於其後成。散見的王梵志詩歌“産生在《詩集》編定之後……是在從盛唐、中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長時期内陸續産生、並附麗於王梵志名下的”，因此這些詩也不見於三卷本、法忍本、一卷本的《王梵志詩集》。由於項氏的分析剴切中理，見解獨到，使項氏的結論“王梵志詩是若干無名白話詩人作品的總稱”，顯得説服力較强，且使以往認爲《王梵志詩集》乃王梵志一人所作的看法，顯得有些絶對。王梵志詩雖然出自衆人之手，但對王梵志其人，項氏並不否認，且認爲最能代表其“特點和成就的，仍然是三卷本《王梵志詩集》”。又，在敦煌王梵志詩寫卷的文字校録方面，項氏前此曾發表過一系列論文，諸如《〈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王梵志詩校輯〉匡補》、《王梵志詩校注》等等（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年第五、六期），新見勝義，紛陳迭出，鉤沉發微，創獲頗多。此書撰成，文字考訂益加精粹。該書還對語詞事典詳加訓釋，功力獨到。唯寫卷文字録入偶有訛誤處，參《文史》二○○二年二期所載拙文《〈王梵志詩校注〉指瑕》。然美玉微瑕，全書皇皇七八十萬字，是目前王梵志詩歌整理校輯與注釋的優秀之作。

【參考文獻】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六上册、一九八七下册 項楚《〈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四期 項楚《王梵志詩校注》，《敦煌研究》一九八五年二期（總第四輯），《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