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宋代：闽词的辉煌

引言

宋代词体文学在闽地获得很大发展，词人如林，佳作迭出，产生了柳永、刘克庄这样的大家。就闽词史的发展来看，宋代闽词无疑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即使放在全国的范围来看，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从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中就可以看出。问题是，宋代闽词有什么样的地域特征。任何词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从而对其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作品也会带上一定的地域色彩。目前尚无有力度的从整体上论述宋代闽词地域特征的论文，从局部论述者有陈庆元《词中的江湖派——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刘庆云《宋代闽北词坛鸟瞰》，都涉及宋代闽北词人的群体活动和创作特色。[1]宋代闽词地域特征或可从三个方面尝试分析：宋代闽籍词人地理分布的特征及其成因、宋代闽词对闽地风光的书写、宋代闽词蕴含的地域文化精神。此三个方面互为肌理，前二者着眼于空间，后者着眼于时间。从时空两方面着手不失为探讨闽词地域特征的一条路径。

一 宋代闽籍词人的地理分布

据《全闽词》[2]统计，宋代闽籍词人共161人，其中北宋29人，南宋132人，共作有2295首词（残句每则以1首计），其中知为闽籍但又不能确定具体籍贯者4人。另统计出宋代闽籍词人共有88人举进士（含赐进士出身）。朱熹祖籍江西，实际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尤溪），一生大部分时光生活在福建，故作福建词人统计。兹以上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宋代闽籍词人的地理分布状况。

在现存籍贯可考的157位闽籍词人中，首先是建州府和福州府人数最多：建州府44人（建州0人、建阳15人、建安10人、浦城6人、崇安13人、松溪0人、瓯宁0人、关隶/政和0人），福州府44人（福州11人、闽县5人、侯官3人、福清4人、连江3人、古田0人、永泰4人、永贞/罗源1人、长溪/福安3人、长乐5人、闽清3人、宁德1人、怀安1人）。其次是泉州府19人（泉州7人、南安0人、晋江8人、永春3人、同安1人、清溪/安溪0人、德化0人、惠安0人），兴化军18人（兴化3人、莆田10人、仙游/清源5人），邵武军16人（邵武11人、光泽2人、归化/泰宁2人、建宁1人），南剑州11人（南剑州0人、剑浦/南平6人、顺昌1人、沙县2人、尤溪1人、将乐1人），均在10人以上。漳州府和汀州府人数较少，漳州府4人（龙溪3人、长泰0人、漳浦1人、龙岩0人、南靖0人），汀州府1人（长汀0人、宁化0人、上杭0人、武平0人、连城1人）。[3]由此可知，宋代闽籍词人主要集中在福建北部与东部，而南部与西部则较少。

建阳、崇安、建安、莆田、晋江、浦城、剑浦、闽县、长乐、仙游、福清、永泰、侯官、连江、长溪、闽清、永春、龙溪凡18县占全省县数（46）的39%，词人数量（109）约占全省词人（161）的68%，这些县大多集中在福建的北部、东部和中部。

福建进士出身（含赐进士出身）的词人计福州25人、建州27人、邵武军7人、南剑州8人、兴化军13人、泉州5人、漳州2人、汀州1人，合计占词人数五成以上，可以说进士是宋代闽词创作的主力。这一点与整个宋词作者的身份高度吻合，“宋词大约有一半的作品是由有进士身份的人创作出来的”[4]，进士更有条件作词和传播词作。南剑州、兴化军、建州、福州尤其如此，而漳州、汀州超过五成，主要是进士数和词人数均太少所致。这五成以上进士出身的词人共作词1129首，占宋代全部闽词（2295）的49%，也就是说，近一半的闽词出自进士之手，此亦可证进士是闽词的主要作者。另一半闽词的作者主要包括门荫入官者、游幕之人、僧道两家以及女性词人，他们也是宋代的文士阶层。宋代闽籍进士有6713人[5]，依据今天的文献，只有88名进士作过词，占闽籍进士总数的1.31%，也就是说，宋代福建科举精英阶层中98%以上的人都不作词或未有词作传于世。

综上统计，可知宋代福建词人的时空分布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时代分布的不平衡

宋代以前的福建经济文化落后，教育必然滞后，因而人才较为缺乏，跻身于全国大作家之列者屈指可数。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受到重视，福建文化教育渐趋鼎盛，科举之风尤为盛行。有学者认为：其表层原因乃是对学校教育的重视，每县皆有官学，普及率达百分之百，远远高于全国县学普及率的44%，因而进士总数居全国第一位；其深层原因乃在于福建山多地少，往往口粮不足，不得不转向从事技艺、经商、出家、海外移民等方面寻求出路，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自然也成为读书人的首选之路。[6]宋代福建词人数居全国第3位实有其必然性。

北宋福建词人仅有29位，南宋则有132人，猛涨了3倍多。南宋时期的福建，被视为定都临安的南宋政权的大后方，经济上也取得比北宋更大的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的新拓展，使得福建经济更加繁荣，文化教育更为昌盛。据学者研究，除了每县有官学外，尚有大量的民间书院，几与官学相等，它们共同造就出文化精英。[7]这些民间书院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传播理学，虽然理学家大多不作词或反对作词，但他们所推行的高等教育确实提高了士子们的学问功底和创作才能，因而南宋闽词的勃兴实与理学的兴盛有莫大的关系，这是有意味的悖反。福建北宋进士2568人，南宋进士4145人，文化精英人士的增加，是词人数量增加的可靠保证。

（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

福建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词人地域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福建北部的建州、福州、邵武军，东部的兴化军、泉州，以及中部的南剑州，共有词人152位，占宋代福建词人总数的（161）的94%，其中具体籍贯不明者3人。这些地区就是福建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

关于宋代福建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作技术的提高最为密切。福建人口在宋初约46万户，北宋末年已有100多万户，南宋中叶高达300万人，是国内人口密集区之一。人口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加之唐五代之际、南北宋之交，大批北方移民南下福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大大提升了闽人开发耕地的能力。福州、泉州、建州迅速从荒原上崛起，成为国内有名的中等城市，其他许多市镇升格为县镇。[8]福州、兴化军、泉州处于福建沿海的平原地带，耕作条件优越，农业经济更是发达，加上靠海可开展海外贸易，经济优势明显。经济的发展是文化教育发展的前提。

北部的建州、福州，共有词人88位，占福建全部词人数的一半有余，尤以建州为突出，两个词人高产县（建阳、建安）均在建州。建州地处交通要道，为通往两浙的门户，乃人文荟萃之地，有“邹鲁”之称。如民国《建瓯县志》卷十九《礼俗》论宋代建州礼俗云：“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建推邹鲁，乃诗书之薮也。”[9]加上朱熹在此地兴建书院，聚徒讲学，其门徒多有承其衣钵，十分活跃，极大地推动了本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万历《建阳县志》卷一《风俗》云：“南宋朱、蔡、游、陈诸君子倡明道学，彬彬然为道义之乡……宋理学节义彬彬辈出，为海内前茅。”[10]建阳是宋代印刷重镇，朱熹《建宁府建阳县藏书记》中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1]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这些都是词人发达不可缺少的外在因素。

至于宋代福州文化教育的盛况，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学校》云：“朱子《学记》云：‘福州府学于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夫朱子所谓盛，盛以地亦盛以人也。溯建学法制大备于唐，福州学校，李椅兴于大历，常衮兴于建中。如日之升，必先启明；如春之至，必先诹訾。至朱子而日拂扶桑，春煦万类矣。”[12]其他如兴化军、邵武军、泉州的文化教育发达的情况，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此处不赘。而漳州、汀州开发较晚，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故词人少出。

（三）文化精英人士作词甚少

宋代福建进士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福建绝大多数历史名人都是进士出身，著名词人柳永、李纲、张元幹、刘克庄等都是进士。前文说到近一半的闽词乃进士所作，但是在总计6713名进士中，只有1.31%的进士作词或有词作传世。这一比例相当低，按理说进士更有条件从事艺术创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此中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一，词乃小道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进士出身者更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博取功名或建功立业上。大多数有词传世的进士都是偶一为之，仅一首或数首罢了。其二，与理学家不主张作词有关。朱熹在《答孙敬甫书》中云：“小词，前辈亦有为之者，顾其词义如何，若出于正，似无甚害，然不作更好也。”[13]虽然朱熹的影响在宋代只在南宋中后期，而且主要是在后期。但北宋杨时等人亲炙程门，薪火再传，在朱熹之前杨时等人的理学就在福建大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闽地士人们注意力多用在明心正性上，诗词被看作余事。朱熹又秉承二程法旨（“作文害道”之语即出自《二程语录》卷一），终生讲学不辍，门人甚多，再传更多，“吾闽世守理学”[14]，难怪98%以上的进士都不屑于作词。闽人对理学的痴迷，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的著名学者谢章铤曾大为感叹，其《归化县学教谕紫山刘君家传》有云：“吾闽自伸蒙子、海滨四先生以来，理学久已萌芽矣，将乐、延平相继而兴，及乎紫阳，遂集濂洛之成。逮兹数百年，都人士耳擩目染，失于迂拘者或有之，而行止卒不大远于矩矱。岂知迁流所极，顿至陵夷，其贤者以口耳为功绩，以学统为门面，其不肖者则且庠序其身、市井其心，盖自予之少而壮、壮而老，已不胜江河日下之危矣。”[15]此可见理学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二 宋代闽词中的地域风光

数百年词史造成了词的多个创作区域，浙江、江西、福建分别成为宋词创作的三个重镇。探讨词的地域特征，词人对所居地域地理风光的描写与反映不可忽视。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贵得本地风光。张子野游垂虹亭，作《定风波》有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是时子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时名人，意确切而语自然，洵非易到。”[16]张先《定风波》述苏轼等六人在湖州垂虹亭欢宴一事，并未描写垂虹亭之景物，刘熙载为何生出“词贵得本地风光”的妙悟？词一向被视为艳科小道，多写男女私情，体格卑下，如能像诗文那样去描写风土人情，就可注入新鲜内容，起到抬高词品的作用，故特重词品的刘熙载看重这一点，这就是用词描写本地风光之所以“贵”的原因。人物使江山增重，垂虹依旧，贤者毕聚，情景交融，倍添光彩，故后世每有踵事增华，效子野作六客词。审读宋代闽词，对于其中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正可从上述视角去衡量。

宋代闽籍词人比较完整地描写闽地风光的词有22首，主要描写了武夷山、双溪、福州横山阁、鼓山、九仙山的风光。描写武夷山风光的词有：柳永5首、李纲1首、刘清夫1首、刘应李1首、卓田1首、留元刚1首、葛长庚1首；描写双溪（含延平阁）风光的有严仁2首、张元幹1首、黄裳1首；描写福州横山阁风光的有李纲1首、李弥逊2首、张元幹2首；描写鼓山风光的有严仁1首；描写九仙山风光的有赵以夫1首。另有流寓词人辛弃疾描写福州西湖风光词6首、描写南剑双溪楼风光词1首。

描写武夷山风光，当以柳永词为代表。武夷山是闽赣的界山，碧水丹山，风景秀丽：有山峰三十六座，拔地耸天；有奇石九十九处，天造地设；有溪流九曲，山环水抱；有诸多寺院、宫观、摩崖石刻；极具神话传说，如武夷君、彭祖、十三仙、幔亭招宴等，诗意画境般的山水中散发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著名词人柳永是崇安五夫里白水村人，对武夷山风景与人文传说甚是喜爱，用五首联章体《巫山一段云》记其事。其一云：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　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

“六六”“三三”即指武夷山，六六三十六，指武夷山中最著名的三十六峰，三三得九，指的是环山盘旋的九曲溪。有学者认为这首词写的是幔亭招宴的传说：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会乡人二千余人于峰顶，设彩屋幔亭数百间，饮酒奏乐，尽欢而散。第二首写祭祀武夷君，第三、四、五首合咏武夷山中王母寿宴。[17]可以说柳永是第一位用词讲述武夷山神话故事的大词人，从“词贵得本地风光”这一角度看，这组词很值得推广。

柳词所开创描绘本地风光的传统在宋代其他闽籍词人中得到继承，大多围绕幔亭仙宴这一最能代表武夷山人文传统的典故来写。如刘清夫《念奴娇·武夷咏梅》云：“疑是姑射神仙，幔亭宴罢，迤逦停瑶节。”葛长庚《满江红·咏武夷》云：“夜半月华明似昼，玉皇降辇铺殽。笑曾孙、回首幔亭前，空松竹。”留元刚《满江红·泛舟武夷，午炊仙游馆，次吕居仁韵》云：“风送清高，沿流溯、武夷九曲。回首处，虹桥无复，幔亭遗屋。”

另一个为词人们吟咏较多的地方是双溪，由剑溪（今称建溪）和樵川（富屯溪）在南平汇合而成。双溪阁位于偏于剑溪的城东。据《晋书·张华传》载，此地乃双剑化龙之处。辛弃疾有《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乃其仕闽佳作，表达了用“倚天长剑”扫清金兵的宏愿，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慨。闽籍词人描写双溪或延平阁，也是紧扣双剑化龙的典故。黄裳《桂枝香·延平阁闲望》一面表达“腰间剑去人安在，记千年、寸阴何速”的时光飞逝之感，一面表达“山趋三岸，潭吞二水，岁丰人足”的欣慰，是北宋承平时期的写照；张元幹有《风流子·政和间过延平，双溪阁落成，席上赋》写“不似碧潭双剑，犹解相将”的“天涯倦客”的离情别绪，叹人世间聚少别多；严仁《归朝欢·南剑双溪楼》则感慨人世空幻，难遇识人之张华。

鼓山位于“首善之区”福州城的东部，有水云亭、半山亭、白云堂、东际楼、灵源洞、喝水岩、达摩洞等景观，为历代文人觞咏行吟之地。严仁有词《水龙吟·题天风海涛，呈潘料院》，杨慎《词品》卷五云：“赵汝愚题鼓山寺云：‘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朱晦翁摘诗中‘天风海涛’字题扁，人不知其为赵公诗也。严次山有《水龙吟》题于壁云（略）。此词前段言江山景，后段‘紫阳仙去’指朱文公，‘东山’‘甘棠’指赵公也。赵诗、朱字、严词，可谓三绝。”[18]经杨慎解说，此词所透露出的文化底蕴方显豁。

乌石山南有横山阁，亦为文人流连栖息之处。主张抗战的李纲、李弥逊、张元幹罢官之后曾逗留此地，他们的词作透露出失意后的愤激情绪。以李弥逊《蝶恋花·福州横山阁》最为有名。词曰：

百叠青山江一缕。十里人家，路绕南台去。榕叶满川飞白路。疏帘半卷黄昏雨。　楼阁峥嵘天尺五。荷芰风清，习习消袢暑。老子人间无着处。一樽来作横山主。

闽籍词人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不是很多，如果加上辛弃疾等外来流寓词家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数量也不多，但已开此传统，后来明清闽籍词家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骤增。以谢章铤为盟主的聚红榭同人就有大量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如果要编一部类似《皖词纪胜》将舆地纪与词选合二为一的书，尚需仔细清理发掘，有大量词作可编。

三 宋代闽词的人文精神

检视2000多首宋代闽词，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高扬捍卫国家统一精神的抗战词数量多，占据主流，二是颂扬和谐人际关系和对生命充满祈盼的祝寿词也不少，亦为主流。两个方面的词都可以从闽人的人文精神深处找到必然的原因。

（一）捍卫国家统一精神的高扬

南渡后的一段时期，辛弃疾的词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影响最大。论者有“辛派词人”之称，指的是韩元吉、陆游、陈亮、刘过、杨炎正、戴复古、刘克庄、吴潜、方岳、陈人杰、刘辰翁等，其中刘克庄、陈人杰为闽人。如果仔细检视，宋代福建词人中应有不少人可归属到这一阵营中，包括陈瓘、李纲、邓肃、张元幹、李弥逊、刘学箕、冯取洽、黄昇等，其中李纲、张元幹生活在南渡时期，他们可被视为“辛派词人”的先驱。

陈瓘是气节之士。李纲《了翁祭陈奉议文跋尾》称其文“辞意之高洁，笔力之遒健，与昔见其容貌、志气、辨论，无少异焉。信乎养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画似其为人也”[19]。李纲、张元幹、李弥逊都曾受到陈瓘的教导。李纲，《宋史》本传称其“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而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20]。其7首咏史词，“表现出政治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赋予了咏史词以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战斗性，词的言志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21]。李纲贬谪至沙县，结识邓肃，成忘年交。李纲与邓肃唱和诗极多，他们是情趣盎然的诗友。李纲上疏反对和议，张元幹在福州作《贺新郎·寄伯纪丞相》词赠之，以示激励；胡铨上书反对和议，请斩秦桧，张元幹在福州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予以声援，后来因此词被大理寺除名。李弥逊因主张抗战，忤权相秦桧，长年退隐故里连江。

宋金和议数十年后，局势相对稳定，但抗金收复失地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刘学箕虽隐居山林，却未尝忘怀国事。其《贺新郎》序云：“近闻北虏衰乱，诸公未有劝上修饬内治以待外攘者，书生感愤不能已，用稼轩《金缕》词韵述怀。”冯取洽感于国事危殆，作《贺新郎·次玉林感时韵》云：“多少英雄沉草野，岂堂堂，吾国无君子。起诸葛，总戎事。”呼唤能有诸葛亮那样的英雄力挽狂澜。黄昇，早弃科举，雅意读书，但是忧患意识郁积心头，其《秦楼月·秋夕》云：

心如结。西风老尽黄花节。黄花节。塞鸿声断，冷烟凄月。　汉朝陵庙唐宫阙。兴衰万变从谁说。从谁说。千年青史，几人华发。

陈人杰，殁年不到30岁，面对蒙古军队猖狂进攻而南宋小朝廷仍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现实，他在《沁园春》中愤然唱道：“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并大书杭州丰乐楼，以泄心中郁积之气。刘克庄生活在南宋中晚期，国势衰败难以挽回，对此他有清醒认识：“国脉危如缕”（《贺新郎》）、“城危如卵”（《贺新郎·杜子昕凯歌》），显得焦虑沉痛。

福建词人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大多高扬抗战的旗帜，家国情怀相当激越。其原因何在？据刘庆云统计：53位闽北词人中至少有26位系理学家及其门人或深受理学影响的人。刘庆云并指出，一批理学家或担任福建的地方官，或在朝中任职，像胡寅、刘珙、朱熹、真德秀等即在朝中为官，他们都是正直敢言的节义之士，对时风的影响表现出积极的作用。[22]杨时历仕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主张抗金，力排和议，因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讲学。建炎三年（1129），胡寅上书认为“中兴”要务在于“拨乱世，反之正”，论者认为：政治与词学上的“拨乱世，反之正”是相并而行，相辅相成的。[23]朱熹认为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力主抗战，其《壬午应诏封事》云：“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24]其《书张伯和诗词后》论张孝祥词云：“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25]他的人格和学说在福建士人特别是在闽北士人中影响深远。方勇先生指出：“福建的学子们正是遵循着朱熹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尤其在宋末元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他们更加重视务实躬行，把坚守民族气节看得高于一切。”[26]李纲、张元幹以及仕闽的辛弃疾的抗敌词也起到了不小的示范作用。宋代闽词中抗敌词发达，可谓渊源有自。

福建抗敌词发达的原因与闽人性情气质也很有关系。谢章铤《闽省形势答权守某公》论闽地民风曰：

闽，海滨之奥区也。以守易，以战难；自卫有余，援人不足。然而，深林密箐，萑苻易生；绝岛汪洋，孙卢不绝。是故上游必治山，下游必治海，不然处处皆寇资也。且夫闽地硗薄无生产，人多农少，资于田者二，资于山者二，资于海者二，资于商贾者四。其人椎鲁强干，疾贫好斗。呜呼！瘠土使之然欤？然其性质直，易恩易威，苟得欢心，刎颈相赴。盖闽山多嶻嶪，陡绝千仞，无所依附；水则各自为源，不乞余波于邻省。得于山水盘郁之气，故其性情为独厚。且中间惟广至闽间有坦途，其他界江西、界浙江。大抵一夫当关，飞鸟难度。用其人卫其地，事半功倍，是诚形胜为之助欤？虽然，习其厄隘，不利于平原；逐末为生，闭关则立毙。其心善恋乡，其俗易煽动，宜守不宜战。使徼功于万里之外，用违其材，则山川不为是分谤也。嗟乎！峻冈巨岭为天险，危溪深泽为地险，众志成城以死卫上为人险。人险不修，二险无恃。仙霞岭，山之险者，马、阮南窜，直下渔梁矣；五虎门，水之险者，郑氏扬帆，竟抵南台矣。呜呼！形胜虽佳，何补哉！去门户，守堂庭，盗扼其吭而四肢不灵矣。[27]

谢章铤论闽人性情气质，是据历史上和同时代闽人而立论，所论闽人“性质直”“刎颈相赴”“性情为独厚”“善恋乡”等特点，无一不适合宋代闽人。即使只从“善恋乡”这一条来说，也很符合宋代闽籍词家，如李纲、张元幹、李弥逊被斥退后，都是回到闽地生活。由上可知，宋代闽词颇多梗概之气，与词家所受到的理学教育有关，也与他们的性情气质有关。

（二）寿词创作的兴盛

两宋闽籍词人共有48人创作了157首寿词，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据刘尊明先生统计，宋代有寿词1860首，占《全宋词》作品总数（21005）的1/8弱，其中有姓名可考的作者431人，占《全宋词》作者总数（1494）的1/3弱。[28]可知：宋代闽籍词人中寿词作者占全部宋代寿词作者的1/10强，而所创作的寿词占全部宋代寿词的1/12弱。北宋全盛时有省级行政单位26路，南宋有19路。在全国范围内看，福建寿词创作是比较突出的。在福建全省范围内看，寿词作者占全省词人的30%，词作量占全部宋代闽词的6.8%，也有相当的比例。

刘尊明先生曾分析了宋代产生大量寿词的原因，除了祝寿成风这个外在的客观原因外，还有祝寿风气兴盛的文化因素和寿词创作繁兴的内在机制。文化因素包括游乐风气、社会心理、理学的兴盛诸方面，而内在机制则包括音乐属性和娱乐功能的作用、“应社”的外部需求与“自寿”的主体需求。[29]宋代闽词中寿词的大量出现也是内部与外部需求的必然结果。

宋代福建寿词兴盛当然是祝寿风气的反映。淳熙《三山志》卷四十云：“（元旦）是日享祀毕，序拜称觞祝寿于尊者。”[30]一年开元，闽人想到的是为尊者祝寿。成于咸丰年间的《榕城岁时记》载：“八月十五日，家家备果酒牛乳诸物，延道士禳醮，曰忏斗。”[31]所谓忏斗，传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因而拜南斗为求长寿，拜北斗为求消灾解厄、保命延年。词因其适合宴席歌唱这一内在机制，留下了对这一风俗的描述与反映。宋代福建寿词中有一首很别致，建阳人卓田《酹江月·寿詹守生日，在武夷设醮》云：

武夷山字，是使君衔上，新来带得。便觉闲中多胜事，满眼烟霞泉石。云卷尘劳，风生芒竹，去作山中客。晓坛朝罢，自然五福天锡。　当此孤矢悬门，步虚声远，直透云霄碧。替却燕姬皓齿，洗尽人间筝笛。九曲溪深，千岩壁峭，大寿应难匹。辑车有待，日边飞下消息。

这是宋代闽词中唯一的一首关于宋代“设醮”庆寿风俗的记载。《仪礼·士冠礼》：“若不醴，则醮用酒。”注：“酌而无酬酢用醮。”[32]这位詹守在“九曲溪深，千岩壁峭”的武夷山中做寿，没有太多的应酬，是为“难匹”。他的寿席雅洁而简单。闽地祝寿风气颇浓，一些有名望的人寻求避寿，避寿也成为一种风气。这位詹守在武夷山“设醮”，似有避寿的意思。

宋代福建寿词发达尚有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原因。北宋时期，福建是儒学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儒学中心在洛阳，通过将乐人杨时、南剑州人罗从彦、南平人李侗、尤溪人朱熹的递相传道，儒学鼎盛，南宋闽北成为全国的儒学中心，后人称为理学。“朱熹所建构的理学体系虽然繁博宏富，包罗万象，但其至关紧要的核心仍是伦理学本体。”[33]通过祝寿仪式来宣传和确立伦理道德秩序，就比较容易为社会各阶层认同与接受。朱熹今存寿词《满江红·刘知郡生朝》，其门人亦多有作寿词者。

无论是抗敌词还是寿词，都反映了福建士人的正当愿望，即渴望国家的统一与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实有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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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庆元先生在《词中的江湖派——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中论述了南宋后期闽北黄昇等16家词人群体的交往和创作活动，指出这些词人群风格以婉约为主，间或有雄迈之作。（文载施蛰存编《词学》第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刘庆云《宋代闽北词坛鸟瞰》一文指出：宋代闽北词人群是宋词创作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人数虽少而开拓之力功不可没；南宋时期人数众多，围绕爱国、隐逸两大主题进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文载《阴山学刊》2003年第5期）

[2] 刘荣平编《全闽词》，广陵书社，2016。本书所引录的闽人词作，除指明之外，均见此书，不详注出处。

[3] 以上地名，古今沿用者不再说明变迁，古今有变迁者略作说明。建安，今属建瓯市。崇安，今属武夷山市。瓯宁，今属建瓯市。关隶，宋咸平三年（1000）升关隶镇为关隶县，宋政和五年（1115）改关隶县为政和县。闽县，今属福州市。侯官，今属福州市。永贞，今属福州市，宋乾兴元年（1022），永贞县改名罗源县。长溪，今属福州市，唐天宝元年（742）改福州为长乐郡，长溪县属长乐郡；唐乾元元年（758），改长乐郡为福州，长溪县属福州；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长溪县升为福宁州，辖本州和福安县、宁德县。怀安，今属福州市。清溪，今安溪县，宋宣和三年（1121）清溪县改称安溪县。兴化军，宋代兴化军辖今莆田市、仙游市一带。清源，今仙游市，唐天宝元年改名仙游县。归化，今属泰宁市。剑浦，今属南平市。龙溪，今属漳州市。

[4] 王兆鹏、刘学：《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

[5] 刘锡涛：《宋代福建人才地理分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6]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第35～78页。

[7] 《福建教育史》，第35～78页。

[8] 徐晓望：《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9] 詹宣猷：（民国）《建瓯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10] 苏民望：（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11]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古籍出版社，2002，第3475页。

[12]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13] 《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3061页。

[14] 谢章铤：《董母杨太淑人六十寿序》，《赌棋山庄文续》卷二。

[15] 《赌棋山庄文续》卷二。

[16] 《艺概注稿》，第568～569页。

[17] 黄胜科：《柳永笔下的武夷山闽越掌故》，石子镜、杨长岳编《武夷山与古越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18～126页。

[18] 杨慎撰，岳淑珍校注《杨慎词品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第262页。

[19] 李纲：《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第1490页。

[20]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第11273页。

[2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35页。

[22] 刘庆云：《宋代闽北词坛鸟瞰》。

[23] 沈松勤：《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4] 《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573页。

[25] 《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3981页。

[26]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第94～95页。

[27] 谢章铤：《赌棋山庄余集》文卷一，民国14年（1925）刻本。

[28] 刘尊明：《唐宋词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35～162页。

[29] 《唐宋词综论》，第135～162页。

[30]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戴成芬：《榕城岁时记》，春檗斋抄本。

[3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956页。

[33]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