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阿拉伯国家的老人政治及其危机
2019年4月2日，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统20年、时年82岁、疾病缠身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在第五次连任的幻想中，在人民“这里是共和国，不是王国”“这里的人民不想要布特弗利卡”的抗议浪潮中，在军队的临阵倒戈中，被迫宣布辞职，保持了“最后的体面”。而在这9天后的4月11日，统治苏丹达30年之久、时年75岁的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也在国家分裂、经济危机、民众怨声载道的抗议浪潮中，被他竭力笼络的军队从宝座上拉了下来，并被投入监狱。2019年发生的这两次事件往往被外界称为“迟到8年的‘阿拉伯之春’”或“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在所谓的两次“阿拉伯之春”中倒下的总统，都是年事已高、长期执政，甚至试图将总统之位传给自己家人的“老人”。“老人政治”在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存在及其影响值得关注。
一 普遍性、结构性的老人政治现象
总的来看，阿拉伯国家“老人政治”现象普遍。截至2019年，在两次“阿拉伯之春”中倒下的和仍然在位的“老人”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执政者上台时年龄就已较大，往往由于身体欠佳而无力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第二，执政者上台时年龄并不大，但上台后往往是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第三，由于长期处在“老人”的统治之下，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趋于保守，社会经济利益结构日益固化，统治低效且政权腐败。不管是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都体现出上述一个或多个特点。所以，阿拉伯国家的“老人”当政者不仅包括国王、埃米尔、苏丹，也包括更具现代性的称呼——总统。
第一类情况，上台时就年事已高，最具代表性的是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等，他们上台时的年龄分别是81岁、80岁、77岁。如果说黎巴嫩由于国内形势的动荡，总统高龄当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那么沙特国王和科威特埃米尔登基时的高龄却是继承制度造成的结构性结果。以沙特阿拉伯的王位继承制度来说，现代沙特王国建立于1932年，到2019年为止，除了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外，其余5次王位传承都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在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们中间进行的。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一生子嗣众多，仅具有王位继承权的儿子就有35个（也有38个、43个等之说）之多。在继承顺序中，次序相邻的亲王间往往年龄差别不大。所以，除非特殊情况，如国王被废或遇刺等，不仅新国王登基时年事已高，而且王储也已经进入高龄。例如，前国王阿卜杜拉于2005年以81岁高龄登基时，排在第一位的王储苏尔坦和第二位的王储纳伊夫已分别77岁和72岁了，这两位王储没能等到登基就去世了；排在第三位的王储，也就是现任国王萨勒曼当时也已70岁高龄。而当80岁的萨勒曼在2015年登上王位时，王储穆克林也已70岁了。因此，阿拉伯国家存在结构性的老人政治现象。
第二类情况，当政者上台时年龄并不大，但上台后往往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就这方面而言，8个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多是实行终身制，只有少数例外。例如，阿曼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就是在1970年通过政变迫使其父退位上台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则是2013年由其父让位后上台的，而他的父亲是在1995年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其祖父而上台的。这种非正常继承的结果是新任君主继位时年龄较小，而在位时间更长。卡布斯上台时年仅30岁，截至2019年，其已经在位49年，是当时阿拉伯国家在位时间最长的“老人”（卡布斯已于2020年1月10日去世）。塔米姆2013年上台时年仅33岁，除非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未来他仍将统治卡塔尔几十年。
即便是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总统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并试图将职位传给自己家族的想法和尝试也屡见不鲜。截至2019年，已经实现这种安排的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他1970年通过政变上台，担任了30年的叙利亚总统。在位期间，先是培养其长子巴西勒·阿萨德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巴西勒在1994年的一次车祸中丧生，他才转而培养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2000年，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35岁的巴沙尔·阿萨德便在叙利亚继承了父亲的总统之位。如今，55岁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已经在位20年了。其他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总统在执政期间将自己的儿子或亲人作为自己接班人培养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只不过由于阴差阳错而最终没有实现罢了。如，卡扎菲生前曾培养其第五子穆塔西姆·比拉·卡扎菲为自己的接班人，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位期间试图培养其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也曾是穆巴拉克同埃及军方之间最大的矛盾之一。
在两次“阿拉伯之春”之间倒下的和目前仍然在位的“老人”之中，共和制国家中当政时间最长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等，他们在位时间分别为42年、33年、30年。卡扎菲1969年发动政变上台时年仅27岁，到2011年垮台时，尽管他只有69岁，但已在位42年。同样，萨利赫1978年上台时才36岁，2011年下台时也已69岁。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1981年上台时53岁，但一直当政到2011年。截至2019年，仍然当政的阿拉伯“老人”在位时间最长的是阿曼苏丹卡布斯，他已执政49年。多国的当政者在位已长达20年以上，如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019年仍然在位的“老人”们中，年龄最大的是90岁的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其次是84岁的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和沙特国王萨勒曼，70～80岁的“老人”有：71岁的阿联酋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79岁的阿曼苏丹卡布斯、75岁的也门总统哈迪、72岁的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等。截至2019年，一些年龄较小，但已经执政或即将执政并预计在未来长期执政的年轻“老人”已经出现，他们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等。塔米姆1980年出生，2013年上台时年仅33岁，目前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未来的执政时间会很长。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985年出生，现在虽然才34岁，但已经掌握沙特国内大权，其父萨勒曼国王1935年生人，目前已经84岁，继续在位的时间恐不会长久，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近几年内上台的话，未来沙特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都可能处在他的统治之下。2019年倒下的两位“老人”总统是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和苏丹总统巴希尔。布特弗利卡1999年上台，执政20年；苏丹总统巴希尔1989年通过政变上台，时年45岁，之后四次连任总统，到2019年已经当政30年。
第三类情况，长期处在“老人”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往往存在体制僵化保守、利益集团日益固化、统治腐败低效、精英和民众之间关系日益紧张、代际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情况，老人政治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青年革命”。阿拉伯世界是世界上“民主赤字”和“治理赤字”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人民主权”通行世界几个世纪后，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仍然有8个即超1/3的国家属于君主掌权的国家，有些甚至是绝对君主制国家。而在所谓的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中，总统权力独大，议会、政党等现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和动员工具往往是为总统权力赋予合法性的橡皮图章，所以，阿拉伯国家的总统制也被称作“总统式君主制”（presidential monarchy）。[1]老人政治下的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体制僵化、保守，最明显地体现在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这一政策上。例如，埃及自从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后，穆巴拉克总统开始实行紧急状态法，直到2012年6月才解除，整整执行了31年。紧急状态法不仅“暂时”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且是当局打击政治反对派的工具。自2012年以后，埃及又先后多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019年，塞西总统分别在4月、7月、11月宣布进入新一轮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叙利亚从1963年开始实施紧急状态法，直到2011年才解除，共执行了48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都曾长期实施过紧急状态法。紧急状态法成了“政治老人”阻止民众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工具。
老人统治的阿拉伯国家，围绕权力中心形成的利益集团日益固化。在君主制国家，或者由王室直接控制国家政治经济资源，或者围绕王室和宫廷形成了控制国家权力和经济的深暗势力集团（deep state）。在共和制国家，则围绕总统家族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总统家族控制着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卡扎菲家族可能是真正的世界首富，控制着利比亚的石油、电信、银行、基建、酒店、传媒等行业；穆巴拉克家族富比法老，家族资产估计有400亿～700亿美元。不仅如此，围绕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还形成了埃及最富有、权力最大的小集团。突尼斯的本·阿里家族犹如黑手党，控制着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银行、酒店、房地产、运输、港口、媒体等行业。[2]
与军方保持紧密的关系是老人政治存在重要因素。老人统治的基础是军队等国家强制力量的支持，因而其也极力维护军方的利益。但双方利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军队倒戈往往是压死“老人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在埃及，军方是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柱，他本人也是军队出身，其在位30年始终极力维护军方的利益，试图以此换取军方的支持和忠诚。双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穆巴拉克的继承人问题上，双方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军方认为穆巴拉克家天下的企图是不可接受的，而穆巴拉克执意培养自己次子接班也是军方最终倒戈的重要原因。从两次“阿拉伯之春”中倒台的“老人政权”来看，军队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老人政治下，军队也成了“政治老人”尽力笼络的集团，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在国家中形成了特权阶层。
在政治体制僵化保守、经济被裙带关系所控制、社会矛盾和群体冲突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青年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两次“阿拉伯之春”最初都是“年轻人的革命”。只不过在革命的过程中，年轻人逐渐被边缘化，更具组织能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尤其是军队最终攫取了革命的果实，不同的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陷入内战，埃及等国又恢复了威权统治，只有突尼斯等少数国家维持着形式上的民主。不管“阿拉伯之春”在各个国家的具体结果怎样，长期的老人政治造成了政治僵化保守、经济停滞不前和社会矛盾加剧，这几十年的积弊未来仍将长期存在，不管是何种政府上台都很难轻易解决这些问题。
二 阿尔及利亚的老人政治与布特弗利卡政权的垮台
当今阿尔及利亚的体制沿袭的仍然是1962年独立以来陈旧的、精英当政的体制。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是1937年生人，属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年）时代的“老人”。他自1999年开始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统，直到2019年4月在民众的抗议和军队的倒戈中被迫下台。2019年，造成阿尔及利亚老人政治危机的导火索和触发点是新一轮的总统大选，已82岁高龄的总统布特弗利卡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顾人民和部分军人的反对，坚持要成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谋求第五次连任。
2019年1月18日，布特弗利卡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大选将在4月18日举行。2月11日，布特弗利卡宣布将第五次参选，引发了阿尔及利亚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如禁止媒体报道、切断互联网等压制手段，但示威游行仍愈演愈烈。3月3日，布特弗利卡通过第三者正式递交了材料，成为总统候选人，并宣称做好了向民众所要求的那样为“改变制度”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准备，并承诺如果自己再次赢得大选，他将提前结束第五个任期并举行大选，保证不再第六次参选。这一拖延之计，进一步激怒了人民。3月11日，布特弗利卡迫于压力，宣布不再参选新一届总统，并将改组政府，以期平息民众的愤怒。但同时他又宣布将原定于2019年4月18日举行的大选延后（没有明确日期），将成立全国性的协商大会商定选举事宜，他将承担变革政治体制以及起草新宪法的使命，并承诺新总统选出后他立即移交权力。但这一政治路线图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被反对派视作布特弗利卡试图继续掌权的诡计。因为大选无限期的延后意味着布特弗利卡在其法定的任期结束后，仍可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随着局势的动荡，阿尔及利亚军方最终倒戈逼宫，3月26日，人民军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盖德·萨拉赫（Ahmed Gaid Salah）将军发表电视讲话，称总统布特弗利卡的身体状况已使其无力履行总统职权，要求启动宪法第102条，解除布特弗利卡的总统职务，并在此后不断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当政20年之久、82岁高龄的布特弗利卡最终于4月2日被迫“辞职”。4月9日，阿尔及利亚议会任命阿民族院（参议院）议长本·萨拉赫为临时总统。
风烛残年的布特弗利卡虽然下台了，但是20年来围绕总统形成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并没有被推翻。政治权力仍掌控在执政集团手中，包括政府高官、高级军事将领和商界精英。79岁的军方领导人萨拉赫与布特弗利卡一样，都是参加过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老人”。[3]因此，布特弗利卡的辞职并不能够从实质上解决“老人”执政问题。布特弗利卡虽然下台了，但能够维持老人政治的体制仍然存在。[4]
阿尔及利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事实上由一个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导人组成的小集团作为“当权者”（Le Pouvoir）在统治。这个小集团既包括正式的机构，也包括非正式的机构。具体包括总统布特弗利卡的家族成员、军方和安全机构的高层领导人、政治领导层和执政党等，他们共同组建了这个“同一中心、利益交织”的统治圈。[5]这位疾病缠身、82岁高龄的老人如此依恋权力是一方面（2012年布特弗利卡就曾公开向人民承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担任总统，但他食言了），但另一方面，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军队、家族和企业家的傀儡。[6]正是这些利益集团需要布特弗利卡在位以维持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布特弗利卡患有严重的疾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在6年前中风后就已经瘫痪，坐上了轮椅，基本上不能说话，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关于他已经去世的消息也时有传出。自此以后，他基本上是通过发布书面声明的方式统治国家。2014年他就无力参加总统竞选活动，在大选当天也是坐在轮椅上勉强参选的。2019年3月3日，他甚至都已不能亲自递交候选人材料了。因为他于2月24日前往日内瓦进行“常规医学检查”，直到3月10日才回到阿尔及利亚。反对党派一再强调布特弗利卡已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强烈要求启动宪法第102条。但围绕在布特弗利卡周围并指望继续仰仗他获取特权和利益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则称总统身体无恙，强烈反对另立总统。其中最激烈反对更换总统的就是布特弗利卡的胞弟赛义德·布特弗利卡。
总统家族由布特弗利卡的胞弟赛义德·布特弗利卡领导。2013年布特弗利卡中风之后，他就成了总统的代言人。外界猜测，他可能是这些年真正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人，而布特弗利卡之所以疾病缠身还不肯退位，就是要培养他弟弟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以至于2015年7月总统办公室不得不声明“阿尔及利亚不是埃及”，即布特弗利卡不会像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那样培养自己的儿子（兄弟）作为自己接班人。阿尔及利亚统治集团的第二方是军队，而军队的核心当属总参谋长或军事情报负责人。时任总参谋长艾哈迈德·萨拉赫，是总统布特弗利卡长期的盟友。1999年，布特弗利长就是在军方的支持下上台的。由“老军人”所掌控的军队和“老总统”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能够互相支持。“老军人”支持“老总统”继续执政，“老总统”则保证“老军人”的权力和非洲国家中最庞大的军费。因此，军队也是旧体制的一部分。但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2018年，军队和安全机构中就曾有数位最有可能反对布特弗利卡统治的高级官员被清洗。不过，总体上看，阿尔及利亚军队一直是布特弗利卡政权强大的支持力量。统治集团的第三方是利益集团。由于老人政治下体制的僵化和腐败，经济界大亨与政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政治与经济间的“旋转门现象”和裙带主义盛行。
跟“阿拉伯之春”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阿尔及利亚此次抗议的主体也是年轻人。但与8年前那场席卷阿拉伯国家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不同，阿尔及利亚抗议民众相对冷静克制，但他们的要求是深层次的改革，即彻底改变当前的政治体系，包括萨拉赫将军本人在内的现政权成员应全部下台，通过民选产生新的执政集团。阿尔及利亚人不仅仅反对布特弗利卡或政府，而且也反对整个体制，包括长期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官僚、军方高官和商界巨头等布特弗利卡背后的势力，要求新一代领导人取代整个老龄化的统治精英。因此，2019年12月，当前总理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在具有争议性的总统选举中胜出时，同样遭到了阿尔及利亚民众的抗议。特本被认为是布特弗利卡的亲信，而且与军方领导人萨拉赫关系密切。这次由多名属于前政权的候选人参与的选举，被民众视为当局抵制变革和走回头路的表现。所以，民众抗议并抵制了这次选举，使得此次选举的投票率低于40%。[7]未来，阿尔及利亚不管是哪方势力上台，首先，要想平衡各方的利益极其困难。其次，也不可能轻易解决20年来老人政治的积弊：政治体制保守僵化、经济体制封闭落后、高度依赖油气产业、社会贫富差距大、腐败横行、占人口多数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民众的抗议还会持续多久，以及未来阿尔及利亚的形势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三 苏丹的老人政治与巴希尔政权的垮台
2019年，巴希尔维持了30年的老人政权在持续4个月的群众抗议和军队倒戈中倒台。苏丹军队具有干政的“传统”，自1956年国家独立以来，已经发生4次成功的政变，还有很多次未遂政变。巴希尔政权就是通过政变建立的，最终也在政变中崩溃。1989年，45岁的巴希尔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建立了以个人集权、长期执政为特征的“老人”统治，他始终未就权力运行和权力交接制定相关制度。他上台后随即就解散了议会、内阁及地方政府，取缔一切政党，停止一切非官方新闻机构的活动。为了维持个人统治，他甚至与原全国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图拉比结盟，199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南方部分省除外）实行伊斯兰法，进一步激化了南北方的民族宗教矛盾，并最终签署了分裂国家的协议，失去了对石油产业这一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他，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防止针对自己的军事政变，在其统治的30年中主要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极力提高军方待遇，据有关估计，政府预算的70%甚至更多都用于日益扩展的安全部门；[8]二是建立了彼此竞争制衡的情报及安全部队、正规军及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等多种武装力量。在军队内部进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虽然有助于他当权，却导致后患无穷。[9]巴希尔本人先自封为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国家元首、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部长。后又于1993年改任苏丹共和国总统并兼任政府总理，1996年3月、2000年12月、2010年4月和2015年4月四次连任苏丹总统，并准备在2020年继续谋求连任，这在巴希尔的统治工具——执政的全国大会党内部引起了争议。不过，还没到2020年，他的老人政治梦就在2019年4月11日折戟沉沙。
巴希尔政权倒台的导火索是2018年底因政府试图取消小麦和燃料补贴而导致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一事。被称为“生命”的面包价格上涨了3倍，所以这一事件也被叫作“面包革命”。这是苏丹长期经济危机的集中爆发。自从2011年南苏丹从苏丹独立以后，苏丹的经济经历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因为大部分石油和由此而来的政府收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加上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因素，苏丹陷入了经济危机。于是政府开启了新一轮的紧缩政策，削减在能源、电力和小麦方面的补贴。这是已经陷入经济困境的民众无法接受的。2013年就发生过民众抗议能源和面包价格上涨的动乱。所以，2018年底发生的“面包革命”实际上此前已经在苏丹预演过多次了。[10]
2018年12月19日，北部城市阿特巴拉首先爆发示威游行，抗议面包涨价，之后迅速蔓延全国并转为对巴希尔政权的声讨。抗议者主要是学生、青年职业人士和中产阶层。2019年1月，苏丹专业人士协会（SPA）联合全国共识联盟、“苏丹呼吁”等多个反对派团体共同发起《自由与变革宣言》，要求巴希尔政府下台，并“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政权更迭”。巴希尔拒绝下台，软硬兼施力图稳局，均未能有效平息抗议活动。2019年2月，巴希尔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改组中央政府，并让军人执掌地方政府，包括任命亲信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Ahmed Awad Ibn Auf）为副总统兼国防部部长。4月2日，统治阿尔及利亚20年的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下台，这进一步鼓舞了苏丹抗议民众。4月6日是和平抗议推翻前总统尼迈里的纪念日，抗议者不断在陆军总部大楼前请愿，力争军方支持抗议诉求。同时，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再次席卷全国。4月11日，国防部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领导的军方发动政变，逮捕了巴希尔及其亲信，并联合警察部队、情报及安全部队、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共同成立了过渡军事委员会代行国家权力，他本人担任主席。苏丹政府被解散，宪法暂停执行，国家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建立为期2年的过渡政权，以图结束政治危机。
巴希尔虽然倒台了，但抗议者仍然愤怒，因为军方宣布的国家进入军管、建立过渡政权等措施与民众立即实行文官统治的要求大相径庭，抗议者无视宵禁令继续在街头示威，要求军方尽快“退场”并实行文官统治。尽管军事委员会在4月12日就声明无意永久掌权，并将尽快与除“全国大会党”外的所有政治力量协商组建文官政府，但民众并不相信。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伊本·奥夫及副主席马鲁夫因被指控曾参与巴希尔政权暴行而不得不在数小时后辞职，由军方第三号人物、争议较小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中将接任。这被认为是军方对民众抗议的一种安抚。布尔汉在4月13日发表的上任后首次电视讲话中声明，他将与反对派协商组建文官过渡政府，过渡期最长2年。13日，国家情报暨安全局局长萨拉赫·高希也辞职。但抗议仍在继续，抗议民众要求军方尽快把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而不需要长达2年的过渡期。因此，巴希尔虽然已经下台了，但军方与民众的矛盾仍然尖锐。军队作为巴希尔老人政治统治的支柱之一，属于旧体制的一部分。在民众看来，军方过渡政府仍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因此，苏丹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组织领导民众持续进行抗议示威活动。6月3日，安全部队暴力镇压了抗议者，据称有120人在此次袭击中身亡，袭击者是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过渡军事委员会还将全国的互联网关闭了5周。
在此背景下，过渡军委会和反对派一度就3年过渡期和过渡期国家权力架构达成一致，但在过渡期国家治理机构人员组成和由哪一方主导等事宜上双方难以弥合分歧，对话陷入停滞。在非盟、埃塞俄比亚、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盟友施压下，苏丹过渡军委会和反对派代表7月3日恢复对话，同月5日宣布达成协议，17日签署初步协议，同意组建“联合主权委员会”作为国家过渡期治理机构。8月17日，双方签署了最终的分权协议，界定了过渡期治理机构“联合主权委员会”、总理和立法委员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于8月20日成立了由军方代表和平民代表共11名成员组成的过渡期最高权力机构“联合主权委员会”，原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布尔汉任主席。8月21日，“自由与变革联盟”提名的阿卜杜拉·哈姆杜克就任过渡政府总理。9月8日，哈姆杜克组建的、由18名内阁成员组成的苏丹过渡政府在首都喀土穆宣誓就职。自2018年底出现的苏丹动乱终于告一段落。
不过，尽管双方间的协议满足了抗议者的关键要求，但军队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这对将来的文官政府是不小的挑战。例如，尽管成立了“联合主权委员会”，但军方领导人掌握着最高权力，尽管过渡政府中文官占多数，但内政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的人选则是由军方人士决定的。此外，之前曾残酷镇压过达尔富尔人和此次民众抗议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既是先前的过渡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新建立的国家最高统治机构“联合主权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个昵称为“海麦提”（Hemeti）的军阀实际上是巴希尔30年统治的重要遗产之一。“快速支援部队”虽然是一支准军事组织即民兵队伍，却处在巴希尔直接控制之下，属于禁卫军，是苏丹武装力量中与正规军、情报及安全部队竞争制衡的第三个权力中心，甚至担负着防止军队政变的任务。[11]“海麦提”的继续当政显示反对派最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而军方与反对派的分权协议最终能否得到执行进而实现民主宪政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武装力量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后果也值得关注。过去30年中，巴希尔为增强自己的控制力而精心设置的、相互制衡的多种武装力量，包括安全部队、正规军和民兵等，虽然有助于他当权，但是在巴希尔下台后的权力争夺中，这也可能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和武装冲突的升级，甚至导致国家陷入利比亚式的混乱或彻底崩溃，而这将是苏丹的噩梦。在2019年的抗议运动中，不同的武装力量对待抗议者的态度是不同的。镇压抗议群众和反对派最凶的主要是国家情报及安全部队、防暴警察、“快速支援部队”等，而军队总体上表现出中立观望和避免卷入的态度。军队内部尤其是下层军官对抗议者的同情日益增多，部分军人甚至因保护示威者而与“快速支援部队”发生流血冲突。苏丹军事力量内部的分裂早有端倪。外界认为，巴希尔能掌控的只是安全部队和警察，而军队保持着某种独立性。而在此次抗议活动中，情报与安全部队及“快速支援部队”甚至与军方发生过交火，这也是军方最终发动政变的一个原因。在巴希尔倒台后，民兵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部分领导及成员倒向抗议阵营，发表了与军方相冲突的声明，呼吁公平选举，要求权力过渡期不得超过6个月。2019年4月以来，情报与安全部队与军方因为权力和利益分配不均已发生多次激烈武装冲突。过渡军事委员会和“联合主权委员会”宣布已挫败多次军事政变。
总的来看，苏丹的民众抗议虽然成功推翻了巴希尔政权，但争取持久性体制变革和实现民主仍然是道阻且长。尽管目前军方与反对派签订了分权协议，成立了过渡时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联合主权委员会”和政府，但3年的过渡期仍然存在很多变数。苏丹军队内部派系众多且有很强的干政传统，反对派组织涣散且其领导人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却面临着改变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挑战，还有棘手的达尔富尔等地区冲突问题。苏丹未来发展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军政权，也可能出现民选政府，或者就像过渡时期一样出现某种文官和军人混合的政权。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种势力还是哪种政府，都不可能轻易解决巴希尔30年老人政治留下的痼疾。因此，2019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所谓的“第二次‘阿拉伯之春’”或“迟到8年的‘阿拉伯之春’”，尽管推翻了各自国家统治20年和30年的老人政权，并成立了新的政府，但都是军方和反对派妥协的结果，支撑老人政权的旧体制和势力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新的领导人，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之春”“苏丹之春”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正在孕育新的不确定性和危机。
[1] Raymond Hinnebusch，Syria：Revolution from Above，London：Routledge，2001，p.Ⅰ.
[2] 《末日总统们的“惊天财富”》，《人民文摘》2011年第6期。
[3] 阿尔及利亚前军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盖德·萨拉赫（Ahmed Gaid Salah）已于2019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79岁。刚刚上任四天的新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任命赛义德·成里哈（Said Chengriha）将军接任军队总参谋长一职。
[4] Zvi Bar’el，“Algeria’s President for 20 Years Is Going，but Not the System That Enabled His Rule，” April 5，2019，https：//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premium-algeria-s-president- is-going-not-the-system-that-enabled-his-rule-1.7088740.
[5] Emily Estelle，“Algeria’s Future：What Follows Bouteflika？” April 5，2019，https：//www. criticalthreats.org/analysis/algerias-future-what-follows-bouteflika.
[6] James Doubek，“Algerian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 Resigns Early Under Pressure，” April 3，2019，https：//www.npr.org/2019/04/03/709340831/algerian-president-abdelaziz-bouteflika-resigns- early-under-pressure.
[7] Merrit Kennedy，“Algeria Elects A New President In Controversial Election，” December 13，2019，https：//www.npr.org/2019/12/13/787789940/algeria-elects-a-new-president-in-controversial-election.
[8] James Copnall，“Sudan’s Third Revolution，” History Today，July 7，2019，https：//www. historytoday.com/archive/behind-times/sudan%E2%80%99s-third-revolution-0；El-Battahani，Atta，“The Sudan Armed Forces and Prospects of Change，” CMI Insight，2016，p.4.
[9] Katariina Mustasilta，“Three Scenarios for Sudan：From Non-violent Revolution to Democratic Reform？”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September 2019，p.3.
[10] Magdi El-Gizouli，“The Fall of al-Bashir：Mapping Contestation Forces in Sudan，” April 12，2019，https：//www.arab-reform.net/publication/the-fall-of-al-bashir-mapping-contestation-forces-in-sudan/.
[11] Tubiana，Jérôme，“The Man Who Terrorized Darfur Is Leading Sudan’s Supposed Transition，” Foreign Policy 14，2019，p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