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对话交流的优秀样本

对南粤古驿道的发现和讲述，离不开对其背后所承载的多元文化价值的追问。作为秦汉到清末时期连接中原和岭南的官道和民道，在历史上，南粤古驿道不仅有利于中央王朝征服和统治岭南地区，还为东西南北之间连续而广泛的宗教、商贸、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动起到促进作用，使得国内外多种文化在岭南融合协调和共同繁荣。同时南粤古驿道还见证了中华文明和南北文化在岭南大地两千年以来发展的主要脉络及重要历史阶段，是历史上中国建立南北交通与岭南内部交通，广泛开展文明与文化交流、对话的优秀样本。

根据目前的研究和梳理，自秦始皇为征服岭南而下令开凿第一条粤北古驿道始，延续两千年至清末，岭南地区在粤北秦汉古驿道线路、北江—珠江口古驿道线路、东江—韩江古驿道线路、西江古驿道线路、潮惠古驿道线路、肇雷古驿道线路这六个线路上，修建形成了由14条主线，56条支线，全长约11230公里的古驿道构成的特大型交通网络。其中著名的古驿道有梅关古道、西京古道、云浮古驿道、上饶古驿道等。

铺陈在岭南的这张庞大线路网，其沿途拥有红华赤壁的丹霞景观、风光迷人的高山石林、物种丰富的辽阔平原、温和宜人的河谷绿洲、地势险峻的关隘山口等诸多地理景观，贯穿了粤北、粤西、粤东、珠三角等多个地理单元，涉及山地、丘陵、平原、森林、湖泊等多种地理形态。从遗迹遗址的类型来看，有古驿道、古驿铺、古驿亭、古关隘、指路石、古碑刻、古码头、古桥梁、古渡口、古栈道等。

南粤古驿道交流沟通的范围涉及诸多省、区、市，连接着中国的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和沿海地区，不仅有利于古代朝廷对岭南的统治管理，还极大地促进了广东与外省甚至与海外地区在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商品贸易、城市文化、建筑设计、居住方式等多方面的相互交流。

当然，南粤古驿道不仅是军事之路、商贸之路，也是民族迁移融合之路，在历史上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广泛的交流促进作用。

古驿道的景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秦汉统一岭南期间、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之后和南宋灭亡之际，为躲避战乱和寻求更大发展，大量中原和闽赣的民众顺着古驿道南下，最终在广东形成了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三大民系鼎立的局面。

而随着各地移民的交流融合，沿着古驿道也出现了大量的传统村落，既有广府梳式布局村落，也有客家围屋型村寨。以珠玑古巷、梅岭村、龙湖古寨、龙岗村等为代表的传统村落，不仅其音乐、民俗、饮食等在不同程度上有交流和融合，其居民建筑在形式、材料、工艺、装饰艺术、风格等方面也都展现出不同地理区域与民系间交流发展的特点。粤北民居受赣南、湘楚文化影响，多一明两暗的三合院；粤东民居受赣南、闽西文化影响，多围屋；粤西高雷民居受闽海文化影响，多为三间两廊式的四合院等。

由于古驿道上商贸往来频繁，其沿线逐渐出现一些商铺，并带动周边村落发展形成一系列的中心城镇、商贸聚落或墟市等。而这些城镇、聚落的形制、功能、布局、建筑等展现出岭南大地上不同地理区域与民系间的传统价值观，在城市文化上的交流与发展。特别是广东的中心城市广州，突出展现了多元文化汇聚一身的交流特征。这些中心城镇、商贸聚落、墟市曾在古驿道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珠玑古镇，曾是梅关古道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但20世纪新的交通设施出现以后，古驿道逐渐被边缘化，有些村落、城镇和墟市的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直到今天，在新的发展理念、开发逻辑和文明价值之追问下，这些沉默的文明与其所在的岭南大地一起，再次被唤醒。

广东北枕五岭，南面大海，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土地上不仅出现了农耕文明，还出现了海洋文明和特殊的制度文明，南粤古驿道不仅促进了这些文明的交流，更是见证了它们的兴衰。

在岭南的东北部地区，由于山地和丘陵居多，人们以农耕为主，出现了代表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如韶关地区的舞春牛和采茶戏、清远地区的闹花灯和凤舞、河源地区的忠信吊灯习俗和花朝戏等。其中客家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历来学者辈出。

另外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广东省拥有我国最长的海岸线，其沿海地区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海洋文明。中原王朝对沿海地区特别是徐闻古港的经营和开发历史悠久：雷州徐闻早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而连接徐闻的肇雷古驿道线路附近至今还有莲塘驿城遗址、芷寮古港古驿道、三墩古港、硇州灯塔等一系列与海洋文明相关的遗址遗迹。

古代帝国在交通设施方面也有其制度，并建构起一套独特的驿传文明。自秦汉时期以降，各朝代为古驿道所建立和强化的一整套古代帝国的交通安全防御体制，在南粤古驿道路网沿线，特别是粤东北地区的系列驿站、关隘乃至古道等各种遗址遗迹中都有所体现。梅关、蓝关、蔚岭关、梅花港隘、高车岭隘、阳山关、莲塘驿城遗址、梅岭驿馆、盐布潭客栈遗址等，曾为整个古驿道的交通安全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除此之外，南粤古驿道的时空框架还涉及多个民族民系曾经建立的多个聚落和地方文明。比如瑶族、壮族、畲族、客家人、潮汕人，这些民族民系的演变更替直接见证了广东省各民族民系发展的主要脉络与重要历史阶段。

基于以上所见证的多民族民系、多文明的长期交流交往历史，分布于南粤古驿道沿线的一系列宗教遗址遗迹还证明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民间对海神、山神、风神等的信仰在岭南之地曾和平共处、交融共生。

还有就是，赵佗与任嚣率兵南下攻打百越，这一军事事件拉开了古代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交流的帷幕，使南北文化交流从之前的小范围浅层次交流逐渐发展成大范围深层次的经常性活动，成为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而岭南地区从徐闻开埠伊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窗口，连接徐闻古港、黄埔古港、樟林古港等港口码头的南粤古驿道，也随之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通道。

其交流的物产极其丰富，有产自中国的丝织品、漆器、铁器、茶叶、瓷器、食盐等，也有产自西方的香料、宝石、服饰等。成品输出的同时，丝绸生产、造纸、印刷、制瓷、凿井、采药制药等技术也经由南粤古驿道从中原传至岭南甚至西方，尤其是瓷器生产技术。

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最大宗、最昂贵的物品之一，具有商品及货币等价物的特殊性质。南粤古驿道沿线至今仍保留着众多知名的窑址，如三水洞口窑、番禺沙边窑、佛山石迳窑、潮州笔架山宋窑、丰顺马鞍山窑、大埔余里窑等。

历史上，除商人之外，沿着古驿道进行南北文化交流的还有历代文人、官员、曲艺名伶……他们为岭南带来诗词歌赋、儒家思想和戏剧艺术等，滋润着岭南的文化土壤。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改变了一座潮州城的韩愈、无限乐观豁达的苏东坡，还有写下传奇戏剧《牡丹亭》的汤显祖，他们在岭南汲取着所需的营养，也为岭南增添了别样色彩，他们在韶关、广州、惠州、潮州、端州等地均留下过足迹与众多不朽的诗篇。

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名人，智药三藏、菩提达摩、利玛窦等国外重要历史人物也在岭南沿南粤古驿道传播文化，并在广东留下与此相关的光孝寺、南华寺、西来庵、台山上川岛教堂等文物古迹。

而广东本地，南粤古驿道沿线也是群英荟萃，涌现出明末将领袁崇焕、提出著名“商战”思想的郑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使中国茶叶远销海外的唐翘卿、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人张文湛、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画家古元等一大批名人志士，或改变或推进着岭南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

国民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韶关飞舟险渡乐昌九泷十八滩，朱德在潮州饶平主持召开“茂芝会议”，陈毅在梅岭写下著名诗篇《梅岭三章》，红七军途径乳源“血战梅花，强渡乌江”等，古驿道的交通功能在逐渐离场时再次见证了众多革命先烈们的不朽传奇。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在其《驿道史话》一书中提到，“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文明圈的规模，同时也影响着各个文明圈之间的联系”，“古代驿道与驿站等构成的驿传系统，恰如通贯中国文明体系的经络。中国文明的升级与活力的焕发，也体现出驿传系统的作用。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较早形成，以及较早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结构形式，较早表现出相对迅捷的工作效率，是中国文明创造的杰作之一”。

所以，在王子今看来，“讨论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形制、特征及其历史作用，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许多有关的历史文化现象，从而更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特质，更具体地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真实历程”。

也正是基于此逻辑，在我们看来，今天我们对南粤古驿道的价值本质之追问，是对岭南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演进的真实历程之追问，也是对岭南中华文化谱系的历史性和人文性之追问。而且，考虑到文旅融合的国家战略和时代变革之背景，这也是我们重新唤醒古驿道这一岭南大地上厚重的历史人文资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