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 关于资本逻辑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追求无限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本性和运行规律。在资本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依据无限增殖原则对生产、交换、消费等整个社会运行过程进行支配和组织，从而使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及特征都为资本逻辑所规定。因此，对资本逻辑的研究就体现在对资本的本质、资本的运行原则、资本与现代性、资本与社会发展、资本与人的生存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对资本逻辑进行最深刻而辩证的认识继而进行全面而彻底批判的无疑是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单纯地视为生产要素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为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通过对资本本质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发展是一个旨在寻求无限增殖的动态过程，整个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不断壮大自身的运动的产物。对资本运动逻辑的分析主要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正是在这几部著作中，马克思从资本运动自身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分析，同时清楚地展示了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
从19世纪末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理论界分别形成了以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其中，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从资本本身支配形态的演化出发，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发展趋势，他认为，金融资本的形成和统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转变以及帝国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形成的经济根源。[7]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其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模式。她强调，资本积累包含两个环节：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构成的资本主义内部市场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市场才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历史条件。从根本上说，卢森堡是“运用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和本质的思想来揭示世界历史运动的经济动因，从而使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变得能够说明当代世界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8]。与卢森堡突出资本与非资本的经济形态不同，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则从工业与农业不同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来阐发资本主义新形态。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对农业地区的征服和兼并。[9]
综合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们从不同维度阐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形态批判理论来看，尽管他们的目标主要在于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创新，但无论是希法亭的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发展、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是考茨基的工业资本对农业地区的征服，都客观地展示了资本运行和发展的历程，揭示了资本为追求无限增殖而无限扩张的运动逻辑。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众多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他们反思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致力于发达工业文明批判，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10]这一时期的资本理论主要针对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通过对工具理性、科技异化、大众文化工业化等现象的批判，直击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重重矛盾，并努力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如何成功地压制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该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局限在于没有从资本的本性处寻找根源，而是把造成社会和人单向度存在的极权控制归因为技术的进步。另外，在出路的探讨上，也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11]弗洛姆[12]的《健全的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一次有力的探索。最突出的创见在于他提出了社会作为整体的精神健康问题。他指出，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是集体焦虑和不安、人的自我丧失，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他人甚至自己相疏离，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是形成被异化力量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但相对于其批判现存制度的深刻有力，他所提出的诊治方案是缺乏足够力度的。[13]
随着在经济政策和运行机制上的自我调节以及经济全球化局面的形成，资本的发展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西方学者对资本理论的探索也是创见不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思想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一书从多个层面和领域探讨了“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包括原始社会的组织和财富的起源、利润源泉和资本“制度”的概念、变化相对缓慢的制度和财富积累的强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等。[14]美国著名学者威廉·格雷德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全球经济中人与人之间争斗的神话和现实。格雷德认为，全球经济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在以慢速运动的灾难形式威胁我们。[15]英国著名学者I.梅扎罗斯在《超越资本》中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后果进行了揭露，并提出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超越资本，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符咒。[16]该书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
相关的著作还有德国社会学家格罗·詹纳的《资本主义的未来》、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美国学者吉布森-格雷汉姆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终结》等。
综观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直接对资本的发展逻辑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并不多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种种特性、本质和发展逻辑直接表现为当代社会的特性、本质及发展趋势，因此，一方面，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历程、内部矛盾、发展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异化、生态环境危机等问题的研究直接加深了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西方学者常有意无意地混淆问题的根源，例如，他们（如法兰克福学派众多成员）常把资本主义社会纷繁复杂的矛盾以及人在各领域的异化现象归因于当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或理性形而上学等，而不是归因于资本逻辑。尽管如此，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揭露，这为本书提供了广阔的批判视野和丰富的现象层面的材料。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在国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探讨的主要问题有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对资本加以制衡等。
关于资本与现代性问题，孙承叔在其《资本与现代性——马克思的回答》一文中认为现代性问题是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上，离开了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肤浅的，而且带有虚伪的本质。[17]俞吾金在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论断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18]。鲁品越、骆祖望在《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一文中指出，正是资本逻辑不断把生活世界纳入资本运行体系中，在实践中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断引领和创造，产生了现代性的各种基本特质。[19]
对于资本的历史作用问题，黄楠森等学者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创造强大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发展了人的能力、人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人超出本能的丰富的需要，即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20]余源培认为，资本的历史作用，既典型体现于资本主义社会，又表现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其实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哲学基础。[21]
关于资本与人的异化问题，陈学明认为，在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功能会发生异化而出现单向发展，主要是物质需求和物质功能不断膨胀，精神的、情感的需求和功能相应地萎缩，因此必须对资本逻辑进行制衡，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使资本最大化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22]
相关研究成果还有鲁品越的《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赵峰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逻辑》、邵腾的《资本的历史极限与社会主义》、张彤玉等人的《嬗变与断裂——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江涌的《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以及陈宝的博士学位论文《资本·现代性·人——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哲学诠释》、韩金起的博士学位论文《资本与现代社会——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王欢的博士学位论文《超越资本逻辑与符号逻辑》等。
国内关于资本逻辑的研究从最初对资本的全盘否定甚至敌视，发展到现在对资本的客观评价和辩证批判，已逐渐成熟和全面。在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对人的发展以及如何对资本加以制衡等问题上，不同视角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资本的认识，而且大多数批判直击问题的本质，促进了马克思理论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但在所有相关研究中，还没有学者直接将资本逻辑与休闲领域的异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当前的休闲异化现象缺少足够的意识自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者们对资本在休闲领域的控制本质缺少现实和理论警觉。
二 关于休闲及休闲异化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西方人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世纪，被西方休闲学家尊为“休闲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就在其著作中多次阐释休闲问题。他认为闲暇包含“人生的幸福境界”[23]，“个人和城邦都应具备操持闲暇的品德”[24]。不过，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是一百多年来的事情，它是和近代工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近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人们物质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使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时系统的休闲研究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又以人的丰富性的丧失和人的全面异化为代价。这使人们对理性科学和工业文明的效能和价值产生深深的疑虑。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促进人类自省，寻找克服异化使人回归本我状态的途径。这些便是休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普遍认为现代意义的休闲研究始于1899年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凡勃伦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就对闲暇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到《资本论》的雇佣劳动理论批判中，马克思不仅充分论证了工人阶级的休闲权，而且揭示出自由时间在人类社会发展及个人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继马克思之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的《休闲的权利》被西方学者尊为现代休闲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作者为劳苦大众休闲权利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20世纪以后，随着休闲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休闲，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对休闲理论与应用的研究
（1）20世纪60年代前对古典休闲思想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前，西方休闲理论研究热衷于对以古希腊哲学家为代表的古典休闲思想进行回顾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社会的休闲实践进行批判和审视，试图以古典休闲思想规范现代人的休闲实践。
荷兰学者J.胡伊青加的《人：游戏者》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该书作者一反西方在人和人性理解上的理性主义传统，把游戏作为“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来论述，强调人的游戏本质和游戏因素对于文明的极端重要性。[25]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被誉为现代西方休闲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皮珀分析了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的休闲思想，以证明闲暇是古人最为珍视的礼物，是文化的根源和基础。在他看来，今天的人们正生活在“工作至上”的无闲暇文化中，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风靡使人们失去了骚动和惊奇的能力。在这种“工作至上”的世界中，“‘纯粹的人性’一再被忽略和置之不顾”[26]。最贴近真实世界和人的本性的哲学行动、宗教行动、艺术行动也无法逃离工作伦理的束缚，只能为工作世界服务。皮珀从天主教思想传统出发批判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由休闲向工作发生的重大转折。他的思想对西方休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葛拉齐亚的《论时间、工作和休闲》一书通过追溯工作和休闲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到现代工业化的历史来反思现代工业社会的休闲观念和实践，并讨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运行方式给休闲带来的障碍。[27]
（2）对现代休闲实践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后，休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休闲科学理论在欧美大陆得到迅猛发展。但同时，休闲领域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休闲的不平等问题、意识形态与控制问题，以及诸如药物滥用等一系列“反休闲”活动，严重挑战传统价值观。这时休闲理论研究就不再满足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完美的休闲理想，而是要结合社会问题，对休闲现实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让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休闲。
美国哲学家查里斯·波瑞特比尔的《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部著作是这一时期西方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著。《挑战休闲》指出，自由时间的增多使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28]美国心理学家席齐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tmihalyi）于1990年发表了对休闲心理学影响深远的专著《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休闲体验的性质做了深入的研究，强调休闲本质上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并提出了“畅”（Flow）的概念。[29]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和杰弗瑞·戈比合著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通过对休闲在西方雅典城邦的出现直到在当代的发展状况的考察，探索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史中的价值演变过程，批判了商品时代的物欲横行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以及人类道德和理性面临的困境。[30]杰弗瑞·戈比的另一著作《你生命中的休闲》从时间、心态、生存状态、行为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人生命中的休闲，并给出了有普遍影响的休闲概念。他认为休闲是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对生命意义和快乐的探索。[31]相关且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约翰·凯利的《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等。
20世纪60年代后的休闲学研究植根于现实生活，以大量实证材料为依据来反思人们的休闲实践，从而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而其局限在于，这些休闲理论尽管对当今社会休闲领域所暴露出来的休闲物质化、低俗化等多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始终未能真正揭示休闲面临异化和困境的根源所在。
（3）对休闲的应用性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休闲的应用性研究开始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休闲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但在休闲产业的规划与管理方面缺乏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休闲产业、休闲消费与休闲服务研究。
西方学者对休闲经济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主要以数理统计模型、统计学方法、系统方法等为研究方法，以休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基础，侧重于进行休闲产品生产及休闲服务的定量化的研究工作；另一种则是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侧重于将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休闲经济研究，注重对休闲经济和休闲产业发展进行理论性的分析，而且习惯将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融入其中。[32]
休闲的应用研究可以为休闲产业的发展和政府制定休闲政策提供依据，但这种研究往往过于强调休闲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与效益，从而导致对现实休闲领域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忽视，以及对休闲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维度的遮蔽。在当今休闲产业作为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背景下，服务于商业化休闲发展的应用性研究越来越缺乏应有的价值导向。
2.对休闲异化的相关研究
西方哲学家对工业社会人的异化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传统，不过对于专门的休闲异化批判研究并不多见，只是散见于其他的批判理论之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以及资本剥夺工人自由时间的批判理论就包含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休闲境遇的相关研究。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遭受无情剥削根本没有自由时间的残酷现实。
（1）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休闲异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休闲异化相关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33]在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工业批判中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品化的一般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文化事业的危害。他们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品经济全面渗透的历史趋势下，文化发展出现了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文化艺术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被严重地物化。[34]文化艺术与休闲具有内在相关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文化艺术异化现象的批判对本书的休闲异化批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休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因此，同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还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于其中”[35]，因此，日常生活是最能实现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的领域，但是随着资本商品逻辑的渗透，日常生活越来越单调刻板，人的主体性、丰富性、革命性不断被削弱。在列斐伏尔看来，根本意义上的革命是完全改变生活，他提倡让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在劳动、娱乐、家庭、邻里、两性关系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摆脱资本主义异化。
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写于1970年的《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直接谈到了休闲异化问题。波德里亚指出，由符号逻辑主宰的消费异化是当今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异化的消费必然导致异化的休闲。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最大财富是时间，但是，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都成为商品。自由时间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被购买以被消费。[36]
媒介娱乐成为当今时代休闲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导致休闲失去精神和思想向度。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从媒介生态学和媒介文化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媒介娱乐化的现象。他认为，在媒介娱乐影响的积累下，人们既失去了传统，又放弃了思考，最终人类会在娱乐中灭亡。[37]
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向人们揭示了当代美国人的休闲困境。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相应减少似乎成为二战后美国人的普遍感受。该书作者详尽地分析了这一趋势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它给家庭、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普遍的观点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们的休闲时间会不断增加。那么，现代人总是生活匆忙就只能归因于他们自己。该书作者质疑这一逻辑，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机制、纯功利的社会价值观标准以及“高效率—高消费”的恶性循环等才是这一反常趋势的根源。[38]
（2）休闲学研究中的休闲异化批判
在专门的休闲论著中，关于休闲批判的成分更翔实和具体一些。像前文提到的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正是当今一种典型的休闲异化的现象，即休闲成为“保持身份、礼俗”和“证明个人金钱力量”的一个必要条件。[39]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葛拉齐亚的《论时间、工作和休闲》以及波瑞特比尔的《挑战休闲》都是在对现实的休闲生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理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休闲研究界出版的一批引人关注的学术成果中的《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你生命中的休闲》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和分析了休闲异化的各种表现。杰弗瑞·戈比在《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中描述了美国人休闲时的匆忙感以及对时间的深度利用，他指出，对时间的深度利用意味着美国人在休闲期间从未充分地经历一切——从未真正投入过。[40]他在《你生命中的休闲》一书中指出，当今的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复杂，人们难以获得内心的平和与宁静。[41]托马斯·古德尔与杰弗瑞·戈比在《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一书中对休闲中的时间深度利用问题进行了研究。约翰·凯利在《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第八章中从“传媒、潮流与时尚”“自由的失窃”“异化的暗示”等几个方面揭示休闲的异化，并指出休闲异化是“成为人”的最大障碍。[42]韩国休闲研究学者孙海植等在《休闲学》中阐述了“休闲的消极作用”，他还指出，这种休闲的特征是单一化、模仿性、虚伪性和享乐性。[43]
这些作品结合多层面的实证材料对现实生活中的休闲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的相关著作成为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中国的休闲思想具有和西方休闲思想一样悠久的历史和深邃的观点。中国学者往往把休闲视为一种个人体验活动，推崇“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休闲观。不过，在国内把休闲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却起步非常晚。在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最早提出要进行休闲理论研究。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95年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策划中心，它成为我国第一个休闲研究民间学术机构。随后，在他和龚育之、成思危等学界泰斗以及我国知名休闲学研究学者马惠娣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等学术机构。随之有一大批学者进入休闲研究领域，产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对休闲理论与应用的研究
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休闲的专著。1996年，在第四届世界休闲大会上，马惠娣提交了《文化精神领域的休闲理论》（On Leisur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Spirit）一文，成为第一位参与国际休闲学术研究的大陆学者，标志着休闲研究在国内的萌芽和传播。此后，我国休闲研究逐步发展起来。
（1）奠基性译著和论著
目前我国休闲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由马惠娣等组织翻译的两套“休闲研究译丛”（共10本书）和于光远等人牵头出版的“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共5本书）。“休闲研究译丛”分别从不同层面对美国的休闲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学者研究当代西方人休闲生活、休闲价值观，反思中国当前休闲领域的相关现象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是目前我国休闲研究的阶段性标志成果。其中，于光远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以战略思想家的眼光论述了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并深刻地指出，“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44]陈鲁直的《民闲论》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系统地整理了马克思关于“劳”与“闲”关系的论述。他认为，通过“闲”，不仅可以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而且可以完善人、提升人，从内在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45]马惠娣的《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论述了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消费的本质问题。马惠娣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从跨学科的视野论述了休闲哲学、休闲文化、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等若干方面的问题。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是国内外数十位学者用近三年时间对我国公众休闲状况所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对本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视角丰富的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含“休闲”关键词的论文所论述的休闲其实和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并无关系，指农田耕种的休闲期，是技术术语。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与休闲主题相关的论文，且数目不多。21世纪以来，相关论文急剧增加，尤其是近5年来，每年有数千篇论述休闲的文章发表。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了休闲的内涵与本质、中国传统的休闲思想、某一特定群体的休闲方式、某历史名人的休闲思想、中西休闲文化的异同、休闲历史的考察，休闲体育、休闲旅游、休闲经济、休闲消费、大众休闲、农村休闲、城市休闲，休闲教育，休闲与审美、休闲与大众媒介，马克思休闲思想等不同主题。近些年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研究“休闲”的学位论文开始增多。其中，社会学背景的学位论文集中于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以及社会某一群体或阶层的休闲方式等主题；哲学背景的学位论文倾向于研究休闲的内涵、休闲的价值意蕴、马克思主义休闲观、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及休闲异化等主题；其他学科背景的学位论文则将休闲与其专业领域进行巧妙的结合。具体论文不一一列举。
与西方休闲研究类似，中国休闲研究的兴起也是对当代中国休闲实践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关注和回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推动了体育、旅游等休闲生活方式和休闲需求的兴起和出现，休闲经济、休闲服务等休闲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休闲研究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休闲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占大多数，休闲的基本理论研究较少。据岳培宇、楼嘉军的统计，在所搜集到的国内休闲研究论文中，有关休闲经济研究的论文占1/4，接着是关注城镇居民休闲消费和休闲行为以及城市休闲空间规划和设计的论文，以上三种论文所占的比例高达67%[46]，而有关休闲基本理论的研究则严重滞后。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休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实证数据，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对休闲异化的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的休闲研究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有关休闲的理论以及休闲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推动效应方面，对休闲领域的问题的反思相对滞后，因此，关于休闲异化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
（1）对休闲异化现象的揭示
马惠娣、成素梅指出了我国的休闲目前所面临的几个误区，对自由时间的异化进行了揭示并提出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47]章海荣、方起东对享乐炫耀性消费进行了研究，并对消费主义休闲进行了批判。[48]陈玉霞研究了信息技术带来的精神上的困惑和压抑，以及由此引发的休闲异化问题。[49]周觉对休闲异化的本质进行了探索。[50]袁其微从伦理角度论述了休闲异化。[51]
（2）对休闲异化的归因及克服路径分析
李春生教授撰文指出，生态休闲是应对休闲异化、实现休闲回归自然状态的休闲理念。[52]谢秀华揭示了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时期以来，物质财富的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致使休闲生活物质化、商业化、低俗化。她认为工业社会人的休闲生活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劳动的异化，并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克服休闲异化的路径。[53]王立新主要论述工业社会的技术乐观主义、技术价值悖论和价值理性失衡导致休闲异化。他认为克服休闲异化应该从技术与休闲的合目的性着手，即通过对技术价值实现的规制和价值理性的重构来防范休闲异化。[54]赵瑞华论述了休闲异化与当代大众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媒介文化推动并加深了现代休闲异化。媒介文化本身的娱乐化、消费化倾向推动并促成了休闲的娱乐化与消费化，而媒介文化的标准化则加深并强化了休闲的标准化。因此，建构理想的休闲生活，必须培养大众对现代媒介的批判意识。[55]
从以上休闲困境和休闲异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由于休闲异化现象是随着资本逻辑扩张到休闲领域才逐渐凸显的，因此相关研究还并不十分成熟，在国内外为数不多的相关论著和论文中，尽管学者们在揭示休闲异化多种表现形式、探究休闲异化的根源以及探讨克服休闲异化路径上都做出了相当有成效的研究，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综合起来看，学者们对休闲异化的批判大多酣畅淋漓，但在涉及异化的根源问题时往往意见不一。被不同学者归结为休闲异化根源的有消费异化、技术统治、媒介文化、效率文化、劳动异化、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机制等，这些确实都是加剧休闲困境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它们本身也都是表象，和休闲困境有着共同的更深层次的根源——资本逻辑的统治。困境的根源确定不到位，必然导致对出路的探讨或者不切实际，或者行之无效。在马克思时代，休闲异化现象还没有完全展现，而最早论及工人休闲困境的马克思却已准确无误地指出资本是最终的根源，工人休闲权的实现、自由王国的理想休闲的实现依赖资本的发展，也依赖对资本的最终超越。也就是说，资本逻辑才是导致休闲困境的根源，超越资本才是根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