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即面临着极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国内，中国共产党要率领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要在各地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铲除官僚资本主义，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国民经济。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要制定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内外政策，中国的外交就是要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包含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对资本主义国家两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欧洲、亚洲先后建立起若干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新中国就是这股浪潮中一朵巨大的浪花。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由欧洲几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国际格局不复存在。除美国外的主要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英国、法国等传统欧洲强国的政治影响力极大降低，而发动战争的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削弱，国际地位也迅速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选择与社会主义阵营为伍。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隔绝、对立，更不表明中国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总的外交方针是：“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1]这个外交政策被形象地比喻为“一边倒”。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高度警惕，首先要与苏联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也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交流，争取最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不承认，对新中国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中国客观分析资本主义世界，认为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不同，应该积极拓展外交空间，创造条件与这些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进而争取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重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合作，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合作、政治交流、共同发展，是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往来中浓重的一笔。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两国关系经历了从冰冻到融冰，再到冰点的反复过程。研究中国与日本交流、合作的历史，对于汲取历史经验，克服不利因素，推进两国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2000多年的交流历史，多数时间是和平、友好的，也有过对立、矛盾和战争。近代以来，日本不断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结束了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为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致力于从长远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对待日本，注意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制定了一系列“循序渐进”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政策、策略，成为1970年代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平发展的范例。

在冷战格局形成的形势下，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外交上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又对日本社会不同阶层、团体、政党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战后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民主，中日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中国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循序渐进地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中国立足长远，“求大同、存小异”，终于在1972年9月与日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领导人又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用法律的形式将两国的和平友好巩固下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曾经走过令人难忘的“蜜月”时期，各个层次、领域的友好合作全面展开。198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1990年代，中日两国建立高层互访和对话机制，1998年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宣言》，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每年交替互访；在北京和东京建立中日政府间热线电话；加强两国各个层次和级别，特别是肩负两国未来发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就不存在分歧、矛盾。随着交流的加深，两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开始显现，1980年代中期，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等不断出现摩擦和矛盾，直至发展到21世纪初的“冰冻时期”，两国高层互访中断达8年之久。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我们迎来了改善中日关系的转机，李克强总理于5月8日开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今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希望通过此访与日方一道重温条约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基础上，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行稳致远”[2]。有学者指出，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是一次新时代的“破冰之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全程陪同李克强总理，显示了“出乎寻常”的特殊意义。当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很近，但是，在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之路上，我们却走了很久。

2018年6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上海参加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专程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献上花圈，并题词“东亚和平”。福田表示，日中两国国民不应忘记历史，更需面向未来，齐心协力为创建和平与美好的新时代而努力。福田康夫成为继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之后第四位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也是第二位自民党籍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本仍然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改善给予更高的期待。6月26日，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将细川家族收藏的4175册汉籍赠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中国历史上失传已久的重要典籍，不仅全面展示了中日典籍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发展轨迹、渊源脉络，也为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示范，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称赞。中日各个领域特别是高层的交流活动，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中日两国对此寄予厚望。8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弘扬条约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出席会议并分别做主旨报告。中日双方都希望深化友好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在中日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时，深刻认识中日友好的意义，开启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航程。可以说，中日关系正在不断得到改善，面向未来、迎接挑战、互利合作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愿望，也是弘扬条约精神的目的所在。

然而，中日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两国间的分歧、矛盾依然存在。要使两国关系在未来健康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需要恪守中日关系的四个文件精神，夯实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把握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抓住两国发展的机遇，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共同利益，继续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化解矛盾，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