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脞谈

对编辑工作的老生常谈

一九三二年秋天，我到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工作。我怎样到开明书店去的呢？原来海宁朱起凤先生著作了《辞通》，这部书是搜集了很多可以相通的或相同的不同写法的辞，把它们汇集起来，说明它们相通的原因。这些辞都是从古书中搜集来的。这部稿子原名《读书通》，投给商务。这是一部大书，当时的商务的总经理是王云五。大概他认为这部大书不能赚钱，拒不接受。这部书就投到开明书店。开明的经理章锡琛看到了这部大书，觉得这书名为《读书通》，销路不会广，怎样改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名字，就想到《辞通》。《辞通》的名字既符合书的内容，又好象同《辞源》是相类似的书，而《辞源》是非常畅销的。这样把名字一改，就可能打开销路。再说，这本是有分量的书，即使出这本书要亏本，但它可以提高开明的地位，亏本也是值得的。再说，这部书是商务怕亏本而不肯接受的，以当时国内最大的书店商务不肯接受的稿子，开明竟肯接受，这也是向商务显示力量，就决定接受了。这部书引的全是古书，因此把朱起凤先生的学生宋云彬先生也请进来，负责校对。后来宋先生要给开明函授学校编讲义，又要替开明中学生写历史小品象《玄武门之变》，《辞通》的校样就不免积压，因此想找一个人来帮他校对。当时，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就写信给我，问愿不愿意进开明。我那时正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念书，接信后就表示愿意。开明就让我给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断句。他们看了我的断句，认为可以，这样我就进了开明。

在开明，先帮宋先生校对《辞通》。不久，开明要出一套中学生知识读物，拟了一批选题。我担任写《班超》那本小册子。我把《后汉书》全读了，稿子写了，开明审了一下，认为可以，就出版了。后来这套书销路不好，没有出下去。现在看来，由年轻的编辑参加编书，是给予锻炼提高的一个好方法。假如编辑只顾审稿，不参加自己编书，对编书的甘苦缺少体会，审稿水平也不容易提高。经过自己编书，自己找资料，考虑对资料的选择剪材编排改写。在这方面取得经验，再来审稿时，就会注意到审稿中怎样核对资料，看稿件对资料的取舍组织有没有问题，会提高审稿的水平。现在回想起来，开明在这方面工作是做得不够的，一是指导不够，二是要求不严。让年轻的编辑编书，应该给予指导，指导他从多方面去找有关资料，这样来丰富他的知识，来帮助他学会做研究工作。开明在这方面根本不管。第二，对年轻人写的东西，应该提出严格要求，帮他提高。这方面开明也没有做。后来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很少了。

《辞通》校对完了。我曾经在王伯祥先生领导下参加《二十五史补编》的校对工作。《补编》的书目是由王先生拟定的。拟定以后就去搜集书稿，多数是旧书，也有少数稿件，搜集后就批好格式付排，没有什么编辑工作可做。只是当时编印了一些补编所搜集的书的内容提要，寄到北京，引起了顾颉刚先生的赞赏，那可能符合他的爱好，并不说明这些提要写得好。在校到其中一部吕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著作时，发现他对水道有不少胡说，请示王先生，由我写了一篇跋，指出他的胡说，这也许可算做了点编辑工作吧。在给童书业先生校对《春秋史》时，给他提了点意见，他接受了，写了复信。他要求把我的去信和他的回信作附录刊在书后，这也算做了点编辑工作吧。

当时对投稿或无名作家的稿件才审读，提意见。对有名的学者或作家的书是不需要审读就付排的。所以只能在看校样中发现问题向作者提意见。

当时的编辑有两种：一种是专职的，一种是以别的身份来做编辑的。后一种的编辑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高。地位高，不由于他是编辑，是由于他不光是编辑，还有另一种身份。比方叶圣陶先生，他是编辑，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高的，那是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教育家，又是著名的语文学家。要是光做编辑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比较低。因此，傅彬然先生说：编辑好比裁缝，把各种材料搜集剪接编排。这是对编集各种资料说的。又说：编辑好比跑龙套。龙套围着主角转，这出戏里替这位主角跑龙套，那出戏里替那位主角跑龙套。编辑围着书稿转，看这本书稿时围着这本书稿转，可能要找和这本书稿有关的材料来核对参考；看那本书稿时又围着那本书稿转。因此，编辑好比清朝章学诚说的书贾的横通。他对他所处理的各种书稿也知道一些，可是这些知识缺乏系统性，不可能对某一方面作专门研究。编辑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高。当时稿件的采用权不由编辑决定，由上面决定了交给编辑处理的，不发生编辑扼杀稿子的事。

当时，开明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教科书，教科书以外的书当然也要出，但不是主要的，所以出多出少关系不大。因此，不考虑拟定选题，向各方面约稿。

解放后，我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那就要定选题、约稿、审稿。在这些工作中，要是对领导的意图体会得不明确，工作就不好做。记得通俗出版社有一位编辑来向我约稿，写一本小书。题目定了，他要我拟个提纲；提纲交上去，他也同意了；稿子写好后，他提了意见，作了修改。他准备发稿了，送交领导签字，领导一看说不对，就作废了。原来领导要求是从语文角度来谈，这位编辑没有搞清楚，让我从读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谈，就不合要求了。还有，一部书稿，从拟定选题，约稿，到稿子写成，经过审稿，有时领导不放心，还要送外审，再退修，复审，批准，发稿，稿子发到出版部还要排队，到送交排字房，还要排队，等排出来又要校对，三校签字，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时，等不到发排，一个运动来了，气候变了，稿子就搁起来了；有时，已经排出清样，运动来了，不能印了，只好拆版；有时，书印出来了，运动来了，成了批判的对象。稿子约来了不能出，出来了挨批，这给编辑工作造成困难。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编辑工作也不好做，可见安定的重要。

后来，我到中华书局去参加《明史》点校工作。《明史》的点校工作，本来由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领导几位同志一起搞的。初步点校工作已经完成，只有一些志还没有校完。由于“文革”的关系，这工作中断了。到一九七一年再继续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时没有请郑天挺先生等参加。等到改写的校勘记排出来以后，再请郑先生和南开其他同志看，他们有意见，要修改。在校样上改，给工人造成很多困难。现在看来，当时在校勘工作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明史》的志说，问题多的是《地理志》，《地理志》该用哪几种书来校，事前没有讨论，后来在引用什么书上发生问题。哪些该校，哪些不该校，事前也没有讨论。在这方面要是事前讨论明确了再动手，或者发稿前把稿子交给郑先生审定，也不会引起后来的麻烦。

这样看来，做编辑工作先要体会领导意图，体会得越明确越好，从选题到约稿到审读提纲，最好都能取得领导同意，免得组来的稿子不符合要求。拟定选题时，要了解一下读者对象的需要，不要闭门造车，要出门合辙。适合读者需要的书，才能起到为读者服务的作用。审稿子还是围绕着稿子转，看看同样性质的书，目前已经达到什么水平；手中的稿子，同目前已经出版的同类性质的书，比较起来怎样，有什么特色；在知识性方面有没有问题，在表达上有没有问题。在看稿前，对稿件内容的有关知识要做初步了解，要是自己对这方面知识掌握不够，要向人请教。在审稿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样才能做好审稿工作。由于书稿的内容多种多样，对审稿的要求也不一样。但要注意，自己的知识有限，在审稿中要吸取有关知识，找同类性质的书来做比较，在审稿中提高自己的审稿水平，做好审稿工作，这大概是一致的。

审稿是重要的一步，但校对也很重要。有时稿子内容没问题，书印出来有错字，看了很不舒服。校对由校对同志负责，但编辑也有责任。中华书局最近出了一本书，作者姓“范”，在封面上印成“範”字，原来这本书用繁体字排，管封面的同志把“範”看作是“范”的简体，要改繁体，给改错了。有一本书，是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著作的，在版权页上排成高享，虽然版权页的字小，不显著，看了也很不舒服。因此，校对很重要，校对除了由校对同志校正外，编辑也要校；有时很普通的错字，校时会滑过去。所以除了校原稿外，还要通读，通读时会把普通的错字读出来。

对编辑工作，我实在谈不出什么来，只有老生常谈罢了。

（《编创之友》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