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文人与学者

学术养成：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

沈从文的学者之路曲折多姿。他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体制化学术训练，却通过自我摸索探寻到研治国学的正途：受近代以来古史研究学术新风影响，他自少年起就领悟到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对勘的读书法，读书范围从经史子集扩大到工艺杂著，逐步完成他研究文物的知识积累；通过文物的收藏和捐献，他进入“好古—集古—考古”的传统学术轨辙，也参与到“从个人研究到集团合作”的现代学术序列；由于追踪王国维、胡适等国学大师的考证方法，他精于“文史研究与实物相结合”，不囿于“以书证书”，而拓殖于“以物证史”新领域，具有学术创造的意义。沈从文从文人到学者的转身，使其接榫于古典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沈从文（1902—1988）创作了一部文学的《边城》，又创造了一座学术的“边城”。这个学术的“边城”，就是他后半生所从事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之所以这样称谓，一方面是为了表明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双峰并峙成就，另一方面也借以表明他的学术研究在当时属于少人问津的边缘题材；但从学界常见的“从边缘走向中心”之位移，这个“边缘”实寓“前沿”含义。当然，学术“边城”的称谓也表明一种多少有些“被遗忘”的寂寞，相对于“作家沈从文”研究的热络，“学者沈从文”的研究要落后一大步。早在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就有人感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严肃的检视、争鸣，更无批评驳斥之声，这就如同巨人的肩膀已立在那里了，却没人肯登上去凭高望远。倾注半生的研究心血，在身后激不起波澜，引不来争议，这又是何等的寥落光景”[1]。这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一些联想：究竟是他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难以至之，还是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尚在信疑之间？黄裳曾发表文章，重提他多年前的一个观点：“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2]这种对沈从文“凭一支笔闯天下”的定位，文字之下隐伏的波澜，或多或少地有些质疑的意思在。

然而，笔者更愿意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学界权势网络的运转规则密切相关。沈从文师出无门，及门弟子有限，所处位置不居某籍某系的统绪之内，所做学问也不在时流大学者的优选之列，逸出权势网络势所难免。但不在权势网络之中，并不排斥他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脉络中的存在，沈从文虽然学非正途，其实也是自有门径和学人圈子的。在他通往学者的道路上，就是从“爱智慧”的求知启智强烈兴趣入手，追踪时代学术发展流向，取学多方，凭借“苦读”“眼摹”“手追”“默识”“心研”“自度”“交往”，以刻苦自学打下学问根柢而修得学术正果，并非随便翻书攒得零碎的知识学问。本章拟爬梳传记、书信、日记、著述、回忆文字等相关资料，从读书、收藏、学人影响各方面，寻绎他学术养成的脉络，试为“学者沈从文”的治学道路作一点开篇处的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