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沈从文创作了一部文学的《边城》，又创造了一座学术的“边城”。这个学术的“边城”，就是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出现了“跨界”现象，事实上却是他接榫于古典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这种现象是如此迷人且具魅力，研究其所以形成之“内在”缘由和具体“情节”，及治学与文学之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本书搭建文学史与学术史交叉视野，梳理沈从文的人生屐痕及其为文为学相互映射的轨迹，对沈从文文学与学术的跨界交织作一初步的整理研究，尝试揭开其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丰富立体面相，命其名曰沈从文的“双城记”。值此出版之机，特作简要前言如下：

上编题名“文人与学者”，旨在揭示沈从文由文人转型为学者的人生道路与心路历程，阐释这种表面看来令人意外且费解的身份转变，其实渊源有自。它既关乎沈从文对其安身立命事业虽有转折但又一以贯之的预设与想象，也关乎几次时代变迁提供的压力和助力，形成他多轨并进的人生轨迹，最终把“五四”新文学与20世纪新学术绾合于一身。在文学史与学术史的互联互动之中考察，沈从文构建的文学“边城”与学术“边城”，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生性，实是一笔宝贵的文史文化财富。

下编题名“治学与文学”，旨在厘清沈从文学术研究之特色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沈从文治学深受传统金石博物、文史之学与排比考证学风影响，又吸纳20世纪由王国维首倡并得到民国以来学人发覆、赓续之“二重证据法”与综合研究的学术新知，填补我国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述论由百工技艺创造的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彰显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体现了我国固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的一条富有自家面目的路径。其治学影响到文学：一是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沉淀着他的学术思考，他在艺术原则上取法古代文物精致纯粹的审美精神，形成小说创作上的“巧思”与“性格”，特别是运用别出心裁的“美术考古”，使创作朝着“文画同一”的方向发展；二是在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提出“以物证史”，主张“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他运用实物材料进行的文学研究，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断代与释读屡收一锤定音之效，其研究呈现出更多的由实物材料烘托出的想象世界，具有文学考古的鲜明特色；三是在20世纪70年代，沈从文以物质文化研究作为古体诗题材，创作“文化史诗”，形成“诗化学术论文”新文体，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新的诗歌品种。

本书主要采用文史考辨、以意逆志等研究方法，重视材料的具体语境和在不同文本间的对照阐发，发掘研究对象的人生轨迹与为文为学的内在深层逻辑，尽量贴近人物展开研究，贴紧作品展开研究，钩沉、体味文本中潜伏的人物心境，发覆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心所在与命意所归；亦欲通过学术研究体察“知人论世”之旧义，故在阐释相关问题之同时，间夹若干“抒情意味”，以略表学术研究“人文学性”之微意。

本书的写作从2012年撰成并发表《学术养成：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起始，陆续成章，以至完成全稿。它们虽为考察沈从文文人与学者、治学与文学的若干个案式研究文字，但每一个个案均建基于整体的、综合的视野，而其中的问题意识，仍是可以继续挖掘、开拓和深入研究的。这不仅是因为沈从文的跨界身份充满魅力，而且还因为这个跨界现象承接了古典中国为学与为文相统一的文道、文学传统。略而申之，这种学术和文学互相影响的现象，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并不是孤立的。不少现代作家古学学殖深厚，又经历了近代新学的洗礼，他们的旧学新知如何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创作观念、审美精神，尤其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草蛇灰线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现代文学，无疑是值得追踪发覆并呈现其价值意义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像沈从文这样构建出来的“双城记”，同样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内生性”，如能得到有心研究者的注意和研究，必可整理出一部新的现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