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伊朗部落的宗教斗争

一、 史前时期的东伊朗部落

根据《梨俱吠陀》和《阿维斯塔》的记载，通过两者在语言、宗教和神话方面的比较研究，似可将史前时期东伊朗部落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1750年以前，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雅利安人，曾共同生活在中亚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一带。他们所操的语言——后被称为吠陀梵语和阿维斯塔语，发音非常接近，用词几乎相同；他们所信仰的神祇多为人格化的自然界诸神，他们所崇拜的英雄则是功绩卓著的部落首领。比如，印度—伊朗人游牧部落虔诚地奉祀一种药草，并相信饮用这种药草的汁液可以延年益寿，禳灾祛病。印度人把这种圣草称作苏摩（Soma），伊朗人则称其为豪麻（Haoma）。《梨俱吠陀》有关苏摩的颂诗中，提到维婆斯婆特（Vīvasvat）及其子阎摩（Yama）和特里塔·阿普蒂亚（Trita-Aptya）是最早的苏摩酒的供奉者，而在《阿维斯塔》的“豪麻颂”里，则把最初制作豪麻汁者依次称作伊麻（Yīma）之父维万格罕特（Vīvanghānt），斯拉埃陶纳（Thraetaona）之父阿斯维亚（Athvīya）和凯雷萨斯帕（Keresāspa）之父斯里塔（Thrīta）。再比如，吠陀梵语中有关太阳神的名称之一密多罗（Mitra），阿维斯塔语则称其为密斯拉（Mīthra）。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说明远古时期的印度—伊朗人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此为东伊朗部落发展史上的神话时代，与之有关的神话传说多反映在后出的《阿维斯塔》各部分中，尤以《亚什特》的记载最为生动具体。据史学家考证，以游牧业为主的印度—伊朗人这时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由新石器晚期过渡到金属时代，铜和青铜被广泛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养畜、农耕和手工业均获得一定的发展；大概已经形成宗法奴隶制关系，部落中出现祭司、武士和农牧民三个不同职业的等级。

约当公元前1750年左右5，印度—伊朗人游牧部落由于人口繁衍和寻觅水草丰盛之地的要求，开始溯阿姆河和锡尔河向中亚南部迁徙。在南迁过程中印度—伊朗人部落联盟逐渐解体，涌进印度河中上游，经恒河流域抵达孟加拉地区的部落，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直接南下进入阿富汗和伊朗高原的部落，被称为伊朗雅利安人，亦即东伊朗部落。这种分批渐进的移民浪潮，在伊朗高原约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才大体上告一段落。在长达七八百年的迁徙活动中，伊朗雅利安人为夺取和占有新的栖身之地，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战胜和征服当地的土著居民（如塔普尔人、马尔丹人和黑人部落等）；他们要开发、建设和巩固已有的领地，就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巨的劳动；他们要抵御和抗击后来的雅利安人部落（主要是塞人和突朗人游牧部落）的侵扰，就必须拿起武器，团结对敌。正是在这种关系到本部族生死存亡的激战中，相继涌现出一大批赫赫有名的部落首领和功绩显赫的英雄豪杰。他们生前深得族人的敬仰和爱戴，死后成为人们缅怀和崇拜的对象。有关他们开拓疆土、建国立业的丰功伟绩和斩妖除害、为民立功的英雄壮举，在部落成员中世代相传，逐渐形成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是为东伊朗部落发展史上的英雄时代，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在后出《阿维斯塔》各部分中有比较生动形象的描述。如《亚什特》记载的传说中伊朗丕什达德王朝诸帝王英雄与以阿日达哈克为元凶的妖魔鬼怪的角逐；凯扬王朝诸帝王英雄与以阿弗拉西亚布为首的突朗部落的斗争，大概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和艺术概括。这时期，伊朗雅利安人所崇拜的自然界诸神中，有的开始带有鲜明的社会性质。如光明与誓约之神梅赫尔，看上去就像是英雄时代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因为这时的梅赫尔（即密斯拉）已上升为拥有好几位助神的主神。当然，这种原始的神话传说经过后世祭司文人的加工、制作和润饰之后，难免被涂上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但这段历史的影子仍依稀可见。

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东伊朗部落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宗教时代。宗教时代的东部伊朗处于铁器时代的后期，业已开始由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这期间形成的若干奴隶制小国，带有明显的军事部落联盟的特征。在这个由一种社会形态跃入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时期，势必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尤以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得最尖锐，最突出。这是普遍存在于史前时期各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现象。在当时的伊朗东部，氏族部落之间因兼并土地，抢占水源，掠夺财产和奴隶而发生的频繁战争，具有强烈的宗教斗争的色彩，甚至可以说直接表现为两大宗教派别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根据《伽萨》记载，伊朗雅利安人当时分为针锋相对的两大教派：一派名叫“迪弗·亚斯尼”，坚持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竭力维护游牧部落宰牲献祭、酗酒祀神等陈规陋习，属于守旧派；另一派叫作“马兹达·亚斯尼”，主张与以往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实行彻底决裂，改奉体现道德精神的智慧之神马兹达，以求适应由自然放牧到定居的养畜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属于革新派。这两大教派势不两立，各自都把对方崇祀的神明，斥之为万恶不赦的魔鬼。显而易见，这种宗教上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乃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和奴隶制国家形成初期社会上力主联合、统一的氏族部落和进步势力，与顽固坚持分散、独立的氏族部落和落后势力之间政治斗争的反映。

正如自然界地壳的剧烈运动会形成高山峻岭那样，在这场关系到社会发展前途的伟大斗争中，也必然会产生出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来。时势造英雄。伊朗的第一位先知琐罗亚斯德，顺乎时代的需要，挺身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他的正确领导及其信徒的努力下，“马兹达·亚斯尼”教派由弱小到强大，由被动变主动，终于发展成为古代伊朗和中亚地区的第一大宗教，对后世尤其是前伊斯兰时期的中亚和西亚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宗教时代产物的《阿维斯塔》，特别是最早形成的《伽萨》颂诗，乃是教主琐罗亚斯德以诗体的形式，对上述的宗教斗争所做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他对以往传统的宗教信仰进行批判、改造，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总结、提高和创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