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甘仁传略

沈仲理　撰

丁甘仁

名泽周（1865—1926年）

生于江苏武进

是近代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

一、生平事迹

丁甘仁出生于武进县孟河镇。世称孟河多名医，尝有谓“古吴医家之盛甲天下，而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自清至民国初年以来，该地著名医家有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称为“孟河四大家”。

丁甘仁自幼聪慧，下笔成章，青年时期不屑举子业，开始学医于家乡圩塘马绍成，继问业于马培之外科，和汪莲石治伤寒学。丁氏在攻读中医经典之余，致力于仲景古训，旁及金元四大家之论述，对诊治急性热病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丁氏既谙经方，兼通时方，援古证今，视野广阔，医术深湛，为我中医界良师之最。他能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尤擅外感热病，并对喉科有所发挥，精专博学，可谓今之典范。

丁甘仁初行医于孟河乡镇，继迁居苏州，复东行上海，定居四十余年。丁氏中年已驰名海内，门下弟子来自全国各地，不下数百人，丁氏均亲自教导，深受门人爱戴。当时，中医界私人传授，每多保守思想，对医学造诣往往秘而不宣，或有临床经验而不讲理论知识，因而从师问业者虽众，但多无一技之长。因此，丁氏认为个人带徒方式已不能满足培育中医人才之需要，他认为拯救中医学遗产，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为了振兴中医，他提出“医学之兴衰，以普及与提高教育为关键”。当时欧美医学事业都在发展，西医院校林立，与此相反，中医教育落后，形将汩没。对此，丁氏深有感慨，于是号召集资办学，邀请名流李平书、王一亭诸公发起筹备，联合沪上名医夏绍庭（应堂）、谢观（利恒）诸同道，共同弘扬中医教育。遂于1916年夏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氏担任总主任，亲自抓教学，定课程，选教师。历任校长有谢利恒、夏绍庭等。当时该校设址在南市区石皮弄，两年后扩充校院，又创办一所前所未有的“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丁氏担任校长，设立于沪西长寿路。他主持两所学校，苦心经营。开办伊始，对教学课程表的计划与安排，颇为认真严格，除中医经典著作为必修课外，均由教师自编中医药学各科讲义。该校还设置了生理解剖学、病理学等西医重点课程。制定校歌一首，以树立学生的爱国、爱校思想。同时为了照顾外地青年学习中医的愿望，还附设了中医函授科。又先后成立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均设有门诊及住院部，门诊施诊给药，取费很少，还有代煎中药设施，完全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两校学生临证实习奠定了基地。

丁甘仁考虑到要使学校立于不败之地，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有赖于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于是丁氏发起成立“上海中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从而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创了团结协作之风。为了增进中医学术研究，由学会编辑出版《中医杂志》。与此同时，还发起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中医界公推丁氏为首任会长，以此加强全国中医界的联络。发展教育与学术并举，促使中医中药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更加巩固。

二、医术贡献

丁甘仁十分重视中医学术的发扬，尤以中医教育为首要。为此，他极力倡议兴办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中医人才，使后继有人。他教导有方，成就卓著，他的学生中佼佼者颇不乏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程门雪、黄文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著名中医丁济万、曹仲衡、刘佐形、王一仁、盛梦仙、张伯臾、秦伯未、许半龙、陈耀堂、章次公、王慎轩、陈存仁等，均为历届早期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高才生，皆为一代名医，著名中医教育家，享有国际声誉。

丁甘仁治学严谨，除重视钻研《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中医经典外，还攻读《脉经》《医门法律》《张氏医通》《温热经纬》《世补斋医书》等著作，并指定为门生的必读书籍。要求从师的门生与在校学生对经典著作的某些重点经文、方书论述背诵熟谙，还经常提问和考查学生，以督促其勤学苦练。由于他谆谆教诲，善于因势利导，因而学生学业优异，人才辈出。

丁甘仁在临证时，十分重视学以致用，往往引用《黄帝内经》的论述而书诸方案，使之理论联系实际，既可引起学生对理论知识的重视，又增进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故丁氏医案每一方案，有理有法，详其舌苔、脉象，诊断正确，然后因病辨证，因证处方，始免疏漏，对后学颇多启发。

丁甘仁临证处方，笃信张仲景《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认为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对症下药的关键。丁氏曾谓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二为《金匮要略》之杂病，皆学理之精要，治疗之准则，此两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不可缺一。

丁氏对外感热病深有研究，他指导学生时说：“读《素问·热论》之后，必须熟悉深入领会《伤寒论》与《温热经纬》等方书，这对全面地学习外感热病的基本理论并且联系实际，颇有启迪。”此外，丁氏认为通读仲景《伤寒论》之后，必须学习舒驰远著《伤寒集注》，因其厘正“六经定法”，方便学者辨析。舒氏将六经主症及主治方法，提纲挈领，删去少见证候，突出主病主症，提示读此书切合临床应用，一目了然。可见仲景与舒氏有相得益彰之处。因而丁氏曾有“读古人书，自我识别，善于思考，密切联系临床病候，实为至要”的训诫，令后学获益匪浅。

丁甘仁治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能密切联系实践。他医治外感热病，卓有成效。由于他受《素问·热论》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启示，认为《伤寒论》必读，但古今气候变易，疾病蔓延，犹应熟悉历来的温病学说。如吴又可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皆为外感热病的专著。当时，温热病流行，有属流感时病，有属急性传染病。他于临床治疗中，融伤寒与温病学派为一炉，在处方上视病之轻重，斟酌病情，将经方与时方合用，从他伤寒病案、温病病案中可见其屡奏良效。如伤寒案用阳旦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白虎汤、增液汤；发热壮盛而神昏者，用紫雪丹；高热肢冷，汗出神衰的危急病变，用参附龙牡救急。温病案中，风温证高热，重用白虎汤、麻杏石甘汤、银翘散、桑菊饮；暑温证，高热神烦者，重用竹叶石膏汤、黄连香薷饮、牛黄清心丸；湿温证，发热不解，重用葛根芩连汤、柴葛解肌汤、黄连解毒饮、苍术白虎汤、调胃承气汤、甘露消毒丹、四逆散等。病变危重者，治热以犀角（现以水牛角代）、羚羊法；治寒以附子理中汤、小柴胡汤等，皆为丁氏的临床宝贵经验。这在昔日尚未有抗生素制剂的年代里，毋庸讳言是最佳之方药。丁公使中医热病的学术理论密切联系临床实践，给后人提供了中医药治疗高热病和败血症等急症的有效方法。

丁甘仁晚年，勤学深究，在医疗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成绩。他在掌握临床辨证方面，敢于运用前人辨证论治的经验并加以发挥，他对内、妇、喉、外各科有较全面的发展。这些临证经验，而今仍在临床上起着指导作用。现将他有关各科辨证施治大法简要介绍如下：

丁氏对内科病证的治疗思路，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为主，并结合他的业师马绍成、汪莲石的临床经验。他辨证精当，处方有准则。如治胸痹心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薤白瓜蒌半夏汤；肿胀（水肿）用五苓散、越婢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吐血色鲜红用《金匮要略》柏叶汤、《千金》犀角地黄汤，色黑如墨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利用桃花散，湿热下利用白头翁汤；黄疸用栀子柏皮汤，阴黄用茵陈术附汤，湿热并重用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茵陈五苓散。丁氏尤其擅治中风证。如属阳虚夹痰者用小续命汤、参附汤、半硫丸、人参再造丸等温阳通络；属阴虚夹痰热者用丁氏验方天麻半夏羚羊汤、温胆汤、至宝丹、指迷茯苓丸等柔肝息风、豁痰疏络。

丁氏对妇科的证治大法是，血崩用归脾汤、胶艾四物汤、胶姜汤；经漏用荆芩四物汤、三甲饮；闭经用逍遥散、温经汤、大黄䗪虫丸等，均有显效。

丁氏治疗喉科，重在泻火解毒、滋阴清肺，外用吹喉药多种，集古今喉科验方，更有其独到之处。尝著《喉痧症治概要》，论列“时疫烂喉麻痧风痧红痧白喉总论”，较全面地阐述了烂喉痧与其他痧症的鉴别诊断，其中唯时疫烂喉痧为最重要，传染迅速，沿门阖境，有朝发夕毙，夕发朝亡者，多发病于冬春。幼儿初次出痧，谓之正痧，夏秋时有见红痧、风痧。丁氏治疗时疫烂喉痧症很有经验，该病类似今称“猩红热”的传染病，他鉴于本病始发于北省，继而蔓延南方，认为病因由口鼻传入，与肺胃蕴热相结，以致热毒上攻咽喉，急骤出现咽痛、红肿、腐烂。热毒外溢肌表，则全身皮肤发出痧疹，故称烂喉痧，间有见咽关白腐，舌质红绛，脉象滑数或细疾。当时他深感上海之地，人烟稠密，工厂林立，最易传染本病，为此专心钻研该病。据其自述“临证二十余年，于此症略有心得，诊治烂喉痧不下一万人次”。他探索时疫喉痧的治疗措施，系依据温病以卫、气、营、血之辨证纲领，使用汗、吐、下、清诸法。并指出治疗原则应为“以发汗透痧为第一要义”，“重痧不重喉，痧透喉自愈”。总的治法概括分为三个层次，初用解肌透痧汤，中用凉营清气汤，末用加减滋阴清肺汤、败毒汤，外用吹喉药有玉钥匙、金不换、锡类散、珠黄散。皆有消炎退肿、去腐生新的功用。而今凡遇此症，均须转入传染病院进行隔离治疗，有些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常选用丁氏验方，因其病易传染，来势必猛。经用丁氏分层治法，多见热退痧透，烂喉白腐迅速消退，得以化险为夷。丁氏为了寻求此急性疫病的治法，煞费苦心，为后人提供了中医中药治疗急性热病的宝贵经验。

丁氏对外科证治的经验，他指出从头至足，部位要分明，治疗方能应效。例如头上有玉顶疽，后脑有阳证的热疖蟮拱头，阴证的玉枕疽，后颈的落头疽，太阳穴的勇疽，耳下的失荣疽，耳后的夭疽，腮部的托腮痈，口角的口角疔，颏下突骨上的结喉疽，颜颅两侧的面游风，结喉前面的猢狲袋，以及大头瘟、流火、瘰疬、瘿瘤，牙齿部的骨槽风、牙疳等；妇女多见乳房部的乳痈、乳疽等。丁氏自制外科药品，集诸外科验方，药有外用敷贴膏药、油膏敷药、药线、散药等，均极齐全有效。外科手术，都用中式手术刀切开排脓血。他常采用古法“火针”穿刺肿疡，排出脓血，以消肿疡，用以代替外科手术刀。其特点是穿刺创口小而深，排出脓血通畅，收口较快，肌肤表层无瘢痕。他认为这一手术方法，特别可避免乳房内层局部组织过分损伤的流弊，其法特殊，惜今人已废。

上面所提到丁氏各科治验方案不胜枚举，散失亦较多，现仅提出其重点证治大法，由此可见一斑，对后人学习中医者，深信有举一反三的收获。

丁甘仁遗留的著作，有《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痧症治概要》，均为丁氏亲自辑录，其著作中以《脉学辑要》最为精湛，该书为学校教本。丁氏自序指出：“盖西医用听声筒，审察疾病之器也，中国医重诊脉法，审察疾病之诀也。”中医四诊望、闻、问、切为诊断要诀，尤以切脉为主。他认为脏腑借经络贯通全身，脏腑有病，则三部九候指下分明，他以电器通电之理说：“人之一身犹电线也，电线设有阻梗，视电机能知损之所在，犹脏腑或有乖违，诊寸口能知病之所在，电机也”。所言精辟而有通俗之比喻，以此启迪后学，十分确切。其后次子丁仲英、长孙丁济万等汇编《孟河丁甘仁医案》八卷，四册，至今传诵医林，为中医学界所推崇。其他传之后世者，有为学生所选辑，如《诊方辑要》《丁甘仁用药一百十三法》《思补山房膏方集》《思补山房医略》《丁甘仁医案续编》等，有的通过老师审阅编写成册，皆为脍炙人口的著作。

三、人品风格

丁甘仁出生于武进孟河镇，家道小康，童年勤于攻读四书五经，至弱冠偏爱学习医籍，继有济世业医之抱负。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终遂心愿。由于丁氏秉有坚强的事业毅力，兴教育才，终至为人师表。

丁氏平日虚心好学，常喜谈论中医学术以会医友，如与余听鸿、唐容川、张聿青等诸同道相交往，皆为当时名家。他认为学无止境，见闻宜广，开拓视野，汲取他人的长处以补自己的短浅。

丁甘仁中年时期，医务鼎盛，且心慈量宽，乐善好施。对病人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尤其是劳苦大众前来就诊，常免收诊金，甚至赠送药剂、药钱。丁氏热心于公共福利事业，慷慨解囊，有时将自己所得诊金尽助学校、医院及慈善机构，先后被聘为广益堂、仁济堂、联义善会、位中堂、同仁辅元堂、至圣善院等医董。丁氏赞助中医一切医务事宜，不遗余力。他在乡间亦乐于为群众谋福利，如经办武（进）丹（阳）荫沙义渡局、孟河接婴堂、孟河敬老院、通江市文社等，平日捐款修桥、铺路，从不吝啬。丁氏医术好，品德高，他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为群众所敬仰，邻里亲友传颂至今。

丁甘仁晚年精神矍铄，诊务十分繁冗，但仍兢兢业业，以解救病人痛苦为己任。当时，侨居上海的华侨和外国人较多，国外病人至为信任服用中药，向丁甘仁求诊者户限为穿。他平时教导认真，授徒严格，深受学生与病人的尊敬和爱戴。

丁甘仁的一生，是努力继承发扬中医学的一生，是刻苦钻研中医药学术的一生，他为维护中医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孙中山先生尝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悬于上海诊所大厅，以示表扬，堪称名副其实。

丁甘仁卒于1926年夏，享年61岁。身后参加殡礼者有华侨代表及六个国家的公使。丁氏葬于孟河高桥之凤山。

丁甘仁长子孟淦早故，长孙济万；次子仲英，孙济华、济民、济南；三子涵人；长女懋英；幼女德英；重孙景耀、景源、景孝、一谔，重孙女毓明、和君等，有居住中国香港的医生，也有侨居美国的行医者，均有一定声望。丁氏后代绵延昌盛，继承家业，载誉于世。其门弟子转相传授，数以千计，医名遍及全国各地，可谓誉满中外。

丁甘仁热爱祖国，热爱中医传统医学，为开拓我国中医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医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药性辑要》（丁甘仁著，上海思补山房印，民国六年，丁巳孟秋）、《脉学辑要》（丁甘仁著，上海思补山房印，民国六年，丁巳孟秋）、《喉痧症治概要》（丁甘仁著，丁元彦编辑，崇礼堂印，民国十六年，丁卯仲冬）、《孟河丁甘仁医案》（丁元彦、丁济万汇编，崇礼堂印，民国十六年）、《丁甘仁用药一百十三法》（丁甘仁著，沈仲理旧抄本及梁溪侯敬舆校按，中国医药指南印，民国三十年）、《丁甘仁医案续编》（丁甘仁著，吴中泰整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丁甘仁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海中医校友会（筹）印，1985年12月）、《孟河名医丁甘仁传略》［沈仲理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第49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思补山房医略》（丁甘仁著，朱治安编述，旧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