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家世故里，童年时光

无锡是个好地方，诗中的诗，画中的画。

如诗中所言：“水宽山远烟岚迥，柳岸萦回在碧流。清昼不风凫雁少，却疑初梦镜湖秋。”

杨绛就是无锡人。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是杨绛口中的“寒素人家”。杨绛的祖上都是读书人，丝丝缕缕延续着一脉书香。

这个“寒素人家”，不代表食不饱饭、着不暖衣，而是君子固穷的意思——满身的学问和见识，换不来红绿的四人抬和八人抬的呢子大轿，也换不来戴红黑帽子的役夫喝道。能做官的时候不好好做官，能安稳的时候不肯好好安稳，这就是杨绛的父亲，当时大名鼎鼎的“疯骑士”杨荫杭。

1878年，杨荫杭出生。

世上事千丝万缕，看似不可能，却又于遥远的时空中往一处相凑编织。

国仇带来家恨，若无日寇侵华，杨家不会败落，杨荫杭的妻子不会早死，杨荫杭也不会怨怒伤身，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病归天。

许多事都是如此，世人如蚁，只看得见眼前的一丝半线，看不见因缘际遇的整匹绸缎。

1895年，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

一次，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开除了带头的一个广东人。洋人说，谁再跟着闹就一并开除，参与了的一伙人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杨荫杭并没有参与，却冒了火，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于是，他被一起开除了——这副骨头是有多硬！

后来，杨荫杭留日求学，回国后，做编辑，做撰稿人，授课，组建励志学会，“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因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向祠堂里的祖先叩头，杨荫杭得罪了族人。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该枪毙。”

保守派就是这样。他们不肯接纳新的理论、新的行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舒适圈里沉迷，哪怕这个圈已经越来越窄，束缚得他们行不敢行、动不敢动、说不敢说、想不敢想。他们身上缠着一圈圈的麻绳，却自以为是地从这些麻绳上寻找安全感。

无奈，杨荫杭再次出国，留日获法学学士学位，留美出版硕士论文《日本商法》。

1898年，杨荫杭与唐须嫈结婚，二人同岁。

据说，唐须嫈曾在上海的务本女中读书。该校创办于1902年10月24日，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由此可知，唐须嫈应当是在和杨荫杭结婚后去读书的，和自己的三姑子杨荫榆是同学。

唐女士大约是在旧式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女子，温婉和悦如同寂静夜晚的星空，如今习得了新知识，好比天角斜斜地出现了一弯眉月。

论学问，她于杨荫杭是不及万一的，但识文断字使她和杨荫杭有了对话的平台。她不倔强，夫唱妇随，夫说革命就革命，夫说出国就出国，夫说回来就回来。这样的夫妻搭配，不知羡煞多少娶了不识字的小脚太太的民国才子。

据杨绛回忆，她的父母像是老朋友，从小到大，没听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常有，不过往往是女方把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杨绛的父母却无话不谈，谈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杨荫杭做了律师后，会把受理的每一件案子都详细地叙述给妻子听，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一起分析、议论。

这个做丈夫的了不起，天性自由，追慕平等，觉得天底下人人应当平平而坐、平平而起、平平而话、平平而视。但这样的想法与当时尊卑分明的氛围不合，于是他成了革命党、少数派，要被围而剿之。

杨绛是幸运的，父亲磊磊如山中石，母亲温婉如花下苔。

杨绛的万千花叶，以无锡为根，在北京生发、蓬勃。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其时，杨荫杭在北京的一所法政学校教书。

杨绛原名杨季康，小名阿季，排行第四。与前面三个姐姐相比，她的个头最矮。

杨荫杭爱猫，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见过小短腿的猫吗？短短的小腿，软软的小爪，白白的皮毛，大大的眼，走路摇摇摆摆，甚是可爱。

小阿季就如这般可爱。

小阿季出生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旧王朝如破城堡，一朝被疾风骤雨吹打，倾倒坍塌。杨荫杭辞职南归，在上海申报馆担任编辑，并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辛亥革命成功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

当时，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一些官员和士绅联名在报纸上刊登欢迎词，把杨荫杭的名字也列了上去。杨荫杭立刻在报上发表声明，说自己对这个军阀没有欢迎的意思。别人嘲笑他不识时务，他却说：“名与器不可假人。”

后来，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被时任省长的屈映光挟私告状，大总统袁世凯亲批：“此是好人。”

因故，杨荫杭又被调到北京，小阿季也跟着爸妈回了北京。小小年纪，像一只小猫，被抱来抱去。

阿季五岁开蒙，就读于北京女师大附小。

当时，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师大工作。一次，杨荫榆带来宾进饭堂参观，小学生们正在吃饭，全饭堂肃然。杨绛背门而坐，饭碗旁边掉了好些米粒。

杨荫榆从她身边走过，俯耳说了一句什么，使得杨绛赶紧把掉在桌上的米粒捡起来放到嘴里吃了。后来，杨荫榆向杨荫杭形容这一群小女孩，从背后看去都和阿季相像，一段白脖子，两条小短辫。她们见阿季捡起米粒吃了，也跟着一个个把掉在桌上的米粒捡来吃了。

“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杨绛后来回忆说。

因为是杨荫榆的侄女，阿季很受追捧。

女师大的学生爱带着她玩，比如打秋千；办恳亲会要演戏，会让她扮作戏里的花神：小牛角辫盘上头顶，满头插戴着花，衣裳上贴着闪闪的花片；开运动会，又叫她围绕着跳绳的大学生扮卫星，跳跳蹦蹦的，真灵性。

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执政，杨荫杭因坚持查办交通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案，被停职审查，硬骨头碰上了铁壁墙。杨荫杭愤而辞职，未等照准，即带一家老小回了无锡老家。

阿季当时读初小三年级。房东是个满族人，她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花盆底鞋的满族女子。穿这种鞋走路，前倾后仰，蛮好看。

有一次，杨荫杭问阿季：“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

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儿，说：“要！”

但是，她现在要离开这个有人穿高底鞋的大城了。小娃娃不是行李，能随便被拎到东拎到西。本来还高高兴兴地在院里玩，忽然就被大人带去了火车站。路遇一个同学，小阿季恨不能叫这同学捎话给班上，说“回老家了”，苦于不十分热络，开口闭口犹豫间，便错过了。

月台上人头攒动，来给杨荫杭送行的人很多。

杨绛小小年纪，离愁已如早春草、薄雨花。

一家老小舟车劳顿，重返家乡，在无锡的沙巷租了一处房。厨房外有木桥，过了桥才是自家的后门，不出家门就能站在桥上，看船只来来往往，穿来穿去。

杨绛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一间大教室里装着四个班级，八十个孩子挤作一堆。学校只有一个校长、一个孙老师。孙老师剃光头，用教鞭打人，学生绰其号曰“孙光头”，他把“子曰”解作“儿子说”。

女生在厕所的墙上画孙光头的像，对着他拜，要把他“钝”死——唯有神佛、先人受得起礼拜。若是觉得一个人不好，受不起人们的礼拜，拜他会让他倒大霉。

不过，孙老师从不打杨家的孩子，也许是觉得这是官家儿女，也许是因为他们很乖。

杨绛和小伙伴们玩官打捉贼，她依照北京的惯例，拈得“贼”字起身就跑。同伴扯住她，叫她静静地坐着，莫要叫人瞧出来。“拈到‘贼’不逃快快，可不是要给官兵捉住？”

终其一生，杨绛都对这段孩提时光念念不忘，古稀之年还时常不知身处何地，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无锡大王庙：

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1]

彼时彼处，少忧患，不懂得世味如纱。而后来，人情纸薄，流离丧乱，不如犬鸡。

杨荫杭病了。

满腔忧愤，再加上那所房子的几个租户都得了伤寒，内外夹攻，焉得不病？

他的病严重到医生拒绝开药方，家里的顶梁柱眼看要折了。

那夜，已经很晚，大家都不睡，杨宅各屋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来探病的人摇头叹惋：“唉，要紧人呀！”

唐须嫈请杨荫杭的老友、有名的中医华实甫来，华实甫“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剂药方，没想到奇迹发生，杨荫杭居然一点点活了过来。唐须嫈对丈夫无微不至的护理都被杨绛看在眼里，此后杨绛对钱锺书不离不弃，细致入微地照顾他，根就在这里。

一家人应劫又逃劫，杨绛常觉幸运：

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2]

杨荫杭病愈后张罗另租房屋，有人介绍了留芳声巷的朱氏宅，杨绛跟着父母一同去看。

她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粉墙，粉墙高处是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她并不知道钱家人当时也租住在这幢宅院里，当时也并未与钱锺书相遇，两人只知各自前情，哪晓将来后事，好比月亮的半明半暗，只有月老一人心照。

命运原本就没有偶然这回事。

粉墙黛瓦，方窗镂花，小河流水，无锡是个好地方。杨绛和钱锺书这一对互不知情的小儿女，更叫它像是吞了两颗夜明珠，在光阴深处明明烁烁地放光。

小阿季的大姐当年上的是上海启明女校——一所教会学校，1930年改名为启明女子中学，是一所有名的洋学堂。

如今，大姐毕业留校，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去启明读书。三妹还好，但四妹，也就是杨绛，虚岁才十岁。

杨荫杭是西式人物，重视子女教育，当然不会反对，但母亲心有不舍。

唐须嫈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对杨绛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又问，“你打定主意了？”

阿季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

小娃娃自己有了主张，母亲也就许了，没有再说什么。

阿季是开明家庭的小孩，可越是这样，心里越难过、越不舍。

阿季的眼泪簌簌地流，幸好屋里昏暗。她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哭，如今却吞声饮泣，不愿叫母亲知道——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结束了。父亲沉疴刚起，差点儿一家离散，她晓得了忧愁惊恐，以前是一株长在无忧河畔的无忧花，如今下了凡。

临走，妈妈给她一枚崭新的银圆。杨绛曾回忆此事：

这枚银圆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圆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圆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3]

天暖了，要穿单衣，她把银圆拿出来交给大姐收藏时，银圆已被捂得又暖又亮。

要说她此时就有了坚定信念，或对未来有了清晰的规划，那是附会之言，不过为尊者添花罢了。其实，她就是家教使然，耳濡目染：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一九二〇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4]

1920年2月，杨绛离开大王庙到了启明，她的心里萌生出这样一股子自豪劲儿，一个劲儿地在心里跟大王庙小学的同学们显摆：

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也称“大操场”，因为很大）。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5]

在启明的生活正式开始后，她被更新奇的事情吸引，忘记了炫耀。

刚开学，学生返校，只听得一片“望望姆姆”声，意思是“姆姆，您好”（修女被称为“姆姆”，管教学生的都是修女）。新入学的学生纷纷猜测姆姆们高高的帽子到底有几层，那么厚的裙子到底是几条。

一次，天主教徒上山瞻礼，杨绛被准许同行，跟姆姆睡在一起。这下子她可知道了：姆姆们戴着的帽子有三层，裙子也是三条，并不如之前她们猜测的那么多。

启明每月放假一天，称为“月头礼拜”，本地学生可回家。其余每个星期日，学生们都会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这叫跑路。

这里管绘画叫描花，学描花要另交学费，可学油画、炭画、水彩画；弹钢琴则叫掐琴，这个动词用得真奇怪，为什么不叫敲琴呢？

这里的语言好奇怪，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学生们都不准留在课堂里，要到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这叫散心吃饭。孩子不乖叫“没志气”，淘气的小孩被称为“小鬼”或“小魔鬼”。

自修时要上厕所，先得“问准许”——相当于现在的“报告”。

小鬼们调皮，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姆监守，“问准许”就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姆姆点头放行。但监守的姆姆在看书呢，往往头也不抬就点头了。

小阿季那时大约还梳着羊角辫，乖乖的小模样，“问准许”会小声说：“我出去玩玩。”姆姆也点头，不知道是听不清还是怎么样。几个娃娃互相错开一些时间“问准许”，都被准许后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

既开明又有纪律，既有纪律又不严苛，杨绛在启明学校的生活也算无忧无虑。

启明是教会学校，杨绛虽未受洗入教，但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如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她学习英文和法文，想着“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领取教会学校里老师给予的“圣餐”。不知不觉地，她接触了古老的《圣经》。大姐的书桌上有一本，她在桌旁写作业，一时好奇，囫囵吞枣地看，觉得里面的名字好怪。

多年后，杨绛的美籍女教师哄她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发现里面的故事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是《旧约全书》。

杨绛没有宗教情怀，但经常会在深夜里想起书里一些充满哲理的话。她一生未入教，却穷尽一生，认真地研究灵魂。

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她的信仰就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她这样写道：

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借此维护统治的力量。其实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愚夫愚妇。大智大慧、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愚夫愚妇……

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6]

我们好像能够就此探寻到一点杨绛的思想脉络，我认为她是信仰灵魂不灭的。

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能够在女儿和丈夫相继辞世后，以还算平静的姿态，度过余生漫漫十数载。她是不是想着，终有一天，可以于遥远的世界尽头，和女儿、丈夫重新笑泪相拥，痛诉离情？

一到月头礼拜，本地学生都换上好看的衣服，开开心心地回家，小阿季离家远，回不去。管饭堂的姆姆可怜这些留下来的小鬼，把饭堂里吃点心时没吃完的半蒲包“乌龟糖”送给他们，直吃得他们舌厚、嘴酸，可心里还是苦。

大约过了几个“月头礼拜”，一天，大姐把阿季的衣袖和裤腿拉得整整齐齐，带着她和三姐走出校门，乘上电车，在一个地方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

杨荫杭病愈后，来此当主笔了。

父女们逾月重逢，杨荫杭高兴地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

“吃大菜”，在顽童的世界里是“被狠狠训了一顿”的意思，不是真的吃大菜。真的大菜阿季没吃过。

杨荫杭说：“你坐在爸爸对面，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一路步行，小阿季握着爸爸的两根指头，小手插在爸爸哔叽长衫的袖管里，莫名的安心。

进了西餐厅，杨绛和爸爸对面而坐。第一次用刀叉，爸爸怎么吃，她就怎么吃，小心翼翼。西餐里的汤是要一口气喝完的，她不知道，喝喝停停。服务生看她停下，便伸手想要撤汤下去，哪料她又端起来喝。如是几次，服务生只好作罢。

就因为这个，回家路上，她被爸爸和姐姐笑个不停。

做申报馆主笔的同时，杨荫杭又重操旧业，做起律师。他一向觉得世上只有两种职业值得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

当今做律师不易，勤勉敬业是基本要求，每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只是起步。在那个年代，当律师更是不易，有良知的人在黑暗的社会里都不易。杨荫杭又因为做律师得罪了人，家业不稳。

他一向反对置业，因为经营家产耗费心力，一不留神反而变成家产的奴隶；子女因为有了家产，就会“吃家当”，变成不图上进的废物，倒不如没有家产，也许能有所作为。

理是这个理，只是莫说过去，如今能做到的又有几位？

盛世家族往往“百年而斩”，不可能永远流传，就是因为吃老本的不肖子孙祸害基业，也祸祸得自己无本事、无志气。

贾府里，宝、黛闲话。黛玉道：“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宝玉这小子，还不如黛玉有志气。

杨荫杭看得明白，对孩子们说：“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但租赁的房子不稳定，做不得律师事务所，所以他还是决定买房子。恰恰苏州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一文厅”。

杨绛回忆道：

据说魏忠贤党人到苏州搜捕东林党人，民情激奋，引起动乱。魏党奏称“苏州五城（一说五万人）造反”。“徐大老爷”将“五城”（一说五万人）改为“五人”。苏州人感其恩德，募款为他建一楠木大厅。一人一文钱，顷刻而就，故名“一文厅”。[7]

全宅共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两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

杨荫杭用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破宅院，拆的拆，修的修，扩大后园，添种花木。屋宇太老，院子阴湿，掀起一块砖，砖下是密密麻麻的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悬赏，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孩子们捉多赚多。

没多久，虫子都被捉尽，孩子们赚的钱都存在妈妈手里。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杨家定居苏州，杨绛也结束了她的小学时代，升入苏州振华女中念中学。

那年她十二岁。

杨荫杭要子女“有志气”，他不重男轻女，只重视品德修为。

他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假如孩子对某个东西想要得不行，他也只是说：“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

言下之意，一是，你要得过来吗？所以，要学会取舍，看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可要可不要的，哪些是完全不必要的。二是，想要的东西，要自己努力获得，不能伸手索取。

无论哪一种，对于孩子们都是极其良好的引导。

杨荫杭的“疯骑士”之名虽只是庸人给他扣的帽子，骑士之名却恰切，急人之难，急公好义。在家里，他一点不疯，倒是“凝重有威”，钱锺书对岳父的印象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家的孩子们有福，有一个好父亲。

女儿天生跟爸爸亲，在家的时候，阿季爱拣爸爸写秃的毛笔练字，早饭后，给父亲泡一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给剥皮，吃干果，她给剥壳。

饭后歇午，孩子们都作鸟兽散，爸爸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便陪在午睡的父亲身边，静静看书，不出声。

冬天，她给父亲屋里的火炉添煤，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大家庭里的女人最不好做。男人可以以公务为名，对家务少管甚或不管，女人却逃不得：一日三餐、四季单棉、床上铺什么单子、地上铺什么砖、冬天烧什么柴、餐桌上谁爱吃甜谁爱吃咸……杨绛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忙人。

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忽然刮起大风。母亲说：“哎呀，阿季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于是叫人点上洋灯。阿季哭了，却不懂为什么哭——她是识得这个“情”字了，感动得哭。

唐须嫈还有两个小姑子。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大姑子、小姑子最是夫家难伺候的主儿，所以《红楼梦》里，嫂嫂李纨会戏嘲黛玉说：“真真恨得我只保佑明儿你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

杨家的两个小姑子算不上千刁万恶，但也是骄纵的大小姐，她们既不关心家事，也不分担辛劳。

杨荫榆见嫂嫂整天忙里忙外，却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所以杨家的佣工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辞工。这个辞了，就要另找一个。谁知道下一个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手脚干净不干净、干活利落不利落？找一个好的佣工难，而这又是唐须嫈的活儿。

父亲给阿季做了一个好读书、自立自强的样板，母亲给阿季做了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样板，小阿季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杨绛，成长为钱夫人，成长为杨先生。

唐须嫈是上过学的人，若难得有闲，做一回针线，也会有心情从针线筐里拿出《缀白裘》来看。临睡又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新小说她也爱。

有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

杨绛笑着说：“她就是苏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