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溯源:西方现代化的真相
当我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人并不比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层次低,也不比他们的深度浅。他们在思考:“我们现在的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是像一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解释的那样,是我们的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甚至人种不行。”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是这样开头的:“美国人在1992年就说了,在我们这儿的印第安土著,已经不能再算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他们只剩下了42万人。”可在300多年前西方人来的时候,北美大陆有大约1亿印第安人口。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长期殖民化的结果。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忘记的常识是,如果把欧洲搞殖民地转移出来的人口,都计算回欧洲,那欧洲现在应该有多少人?也就是说,如果把16世纪以来的殖民化人口都送回去,现在的欧洲人口会有多少?大概有10亿。亦即,把欧洲大陆向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这四个大洲移出的人口及其繁衍的后代计算回欧洲,大约有10亿人口;如果再把殖民过程中欧洲人和当地人混血形成的人口,也算欧洲血统的人口计算回去的话,那恐怕就会超过中国现在的人口。那么,在主张个性充分发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紧张,会导致比那两次世界大战还激烈的冲突,那还会有现代化吗?
第三世界的人们提问题的这个角度,恰恰是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的。按照他们算的账,300年的殖民化,欧洲本土总共移出1/4人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占的殖民地便宜最大,移出人口也最多,大约1/3,其中最贫穷也最善战的苏格兰转移出去一半。结果就是欧洲人占领了其他的四个大洲,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彻底改善,资源环境空前宽松。
而又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本身必须有原始积累,欧洲的产业形成伴随着“三角贸易”的过程:一方面殖民者占有了北美和南美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因为那里的土著居民不适应奴隶劳动——土著部落本质上就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几千年的理念就是不向自然多索取。因此,这个民族按他们的理念来说,是最可持续的,他们不多猎杀野兽,只要够自己吃就好了。当欧洲人到了新大陆时,发现这边自然条件非常好,生活在这儿的人是不破坏环境的——土著要自由,要可持续生计。他们就是不愿意到殖民者的矿山去劳动,于是土著人口在反抗中就大批死亡。而殖民地新的资源开发又急需劳动力,所以就把占领的非洲大陆的劳动力转移到南北美洲。这个过程中,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各减少了1亿土著人口,而非洲l亿人口在被抓过程中杀掉了l/3,转运中死掉1/3,到美洲这边大概有几千万吧。
因此,这个殖民化过程伴随着美洲土著和非洲上亿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这个事实演进过程,当然就产生一套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接受的所谓“现代化”的实质。当然,后来的那些第三世界追赶型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不是这样的。
乃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欧洲的市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也与此有关。欧洲有这样四个大陆的殖民地开发,产业资本的扩张带来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加之人口的大量迁移,劳动力就短缺(尤其在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大机器生产的时候),从而就能够形成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于是就有工人运动,就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接着就有福利政策的提出,也就有了后来的福利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历史来说,也是有殖民地这个根可寻的。你们可能会记得当年恩格斯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说过,英国工人之所以不强烈反抗,在于英国的殖民地能够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被国民分享。
假定300年的殖民过程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客观上也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能不能仅仅把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不去考虑这一套话语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问题使人不得不认真去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早地被送出国去学方法,当时美国的教授就有一个关于方法论的解释:为什么社会科学不能被称为科学?主要就是因为社会科学不能试验。为什么只有试验得出的结果才是科学的呢?那就是因为,如果在给定的条件下沿着一条技术路线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应该可以被别人重复,这才是科学的。
如果我们把所谓的“现代化”也作为一个科学的理念拿过来,那西方走过的300年殖民化,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实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被别的国家重复吗?如果不可重复,对于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
应该说,我现在只提出问题,还不能解答问题。但至少我觉得,这么一讨论,就需要对过去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重新认识,不能搬过来一套话语,就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以往在很多书本上、会议上去讨论那个“现代化”,但人家本来形成这些东西的经验过程,在客观上又实在是不可重复的。
我们就近看,亚洲国家按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的,确实有几个先驱者。如日本,是最早提出“脱亚入欧”指导思想的国家,但当它想按照西方搞殖民化扩张的经验再走一遍的时候,却被西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可能由此就觉得很委屈,现在还不肯认罪,内心深处是愤愤不平的:“既然你欧洲人可以这样,你们在美洲和非洲干的事要残忍得多,为什么我不可以干?我不外乎就是占了朝鲜,中国的台湾、东北、蒙古[25]的一大部分。日本几乎没有资源,按照西方的经验去占领殖民地有什么错?”日本要脱亚入欧,结果却被老师打回去,狠狠教训了一顿,就是不被允许按西方模式走。至今日本还是被美国驻军的非独立国家。
现在看,要按西方模式,再走一遍扩张的路,第一是没条件,第二是日本曾经走过,没成功。
那我们呢?
中国在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钢铁第一,彩电第一,煤炭第一,纺织品第一,水泥第一,化肥可能第二……中国很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是因为:我们市场比较广大,国内正在发展;另一方面,其实中国产业形成、扩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需要提问题的过程。
我们无论到亚、非、拉丁美洲国家,还是到发达国家,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中国威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得太多了。2003年我们经济增长9.1%,但消耗了世界石油市场总量的10%,钢铁消耗量占全世界的24.9%,水泥消耗量大约占全世界的50%。以钢铁为例,中国铁矿石的购买量占澳大利亚铁矿石输出的一半以上,是我们推起了澳大利亚的GDP,推起了澳元汇率。但是,如果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中相当大的份额将会是向中国供给。你说世界会答应吗?
我们已经有过教训了。比如说1995年到1996年,我们连续18个月进口了3000万吨小麦,导致国际小麦市场价格上涨大约100%。这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你们中国有钱了,可我们买不起,我们没钱,难道我们就该饿肚子吗?”
我们国内的人,当然不认为这样的指责有道理,但你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人家都觉得咱们这样有问题。于是,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崩溃论是认为“你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消耗世界资源”,而威胁论的出发点差不多,就是认为你这样下去会把世界市场抢光。
美国费正清中心有个说法,20世纪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经因为试图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然要求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冲突,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我觉得,咱们这种所谓的高速增长,首先对中国自己就是一个挑战。
也因此,我们才高度评价现在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一再强调“以人为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都意味着中央对这种粗放增长的警觉。我们不可以再这样浪费、这样无节制地消费,不可以再放任产业资本盲目扩张。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定在7%。中国在高增长的阶段上为什么把指标定得这么低呢?国际上有人评价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不止9.1%,实际上超过10%,但我们却似乎趋向于保守,同时把2004年的其他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压低。例如,我们2003年的进出口增长是37%,而我们把2004年的进出口增长定为8%。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突然降下来?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中央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粗放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高度评价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经济,循环经济,不能盲目地鼓吹消费主义。可是,我们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开始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这也是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考虑有一定的呼应——当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政策的那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