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思：在调研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

大家都知道，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当你被调研和实践教育得不愿意再把现有的书本概念拿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而这个重新认识确实很难，比当初接受它们的时候还要困难得多。

以我自己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我们那一批人当时就以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产生新的可供分配的增量，我们的问题似乎就能够解决了。后来，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正好当我反思过去认识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做考察。

这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欧美发达国家考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过、思考过了，而我们正在经历，正在思考。很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交流，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去南亚、东南亚、南美，就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而我们现在所打算实现的很多预期目标，也许人家已经实现，或者曾经实现过。

比如说，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人均GDP在现有水平上翻两番，大家也看到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翻两番大概是4000美元；我们现在达到36%左右的城市化率，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期的，2020年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5%。人们似乎觉得，当我们实现这样的目标时，“三农”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可是，当你走一走发展中国家会发现，这个目标在人家那儿曾经达到过，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咱们不妨以墨西哥为例，在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上，墨西哥的这些“化”都比我们走得远得多：人均GDP在金融危机前曾经接近6000美元，现在大约4000多美元；城市化率现在是80%。也就是说，我们预期的目标他们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墨西哥的社会仍然是两极分化的，城乡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农村问题仍然是很复杂的，有时候矛盾甚至是很尖锐的。1994年曾经有过恰帕斯州的农民起义，起义坚持了9年，现在仍然存在。那是一个印第安土著人群在山区发动的武装起义，现在则正在逐步形成山区土著人的地方自治。在墨西哥，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事实上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得到解决，并没有随着GDP增加、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迎刃而解。

再看巴西，国土面积比我们稍小，人口不过才1亿多，而且没那么多沙漠、山区。坐飞机从巴西上空飞过时，中国人都会非常羡慕，因为那是一片绿色。巴西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过7000多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是，那里仍然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社会冲突。

墨西哥城有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巴西的城市里也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成批的边缘化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里，“黄赌毒”在里面泛滥，黑社会控制也是很严重的，正规的政府治理是很难实现的。

我上次到墨西哥山区的时候，真的见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脸上蒙着红围巾，上千的土著解放军战士都穿着军靴，戴着黑色的滑雪帽子，只露出眼睛。回来以后，我把见闻写成《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9期上。见到这些现象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们在经济数据上比我们追求的目标还要高，却还有这些现象呢？为了搞清楚问题，这几年，我先后到墨西哥去了四次，先是做了外围的考察，后来才有条件在当地向导和翻译的带领下，深入土著人群集中的地方，到山区、原始森林去和那些土著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有条件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立场去看这个世界，也反思我们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我在“首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做了个发言，题目就是“从四个故事引申出的故事”，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后来，这个演讲被人翻译成英文，我去年到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开会时，国外学者也很关注。

今年1月，我第二次去印度，主要是去北方的地区做农村调研。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地方的贫困问题那么严重呢？是那种看了觉得惨不忍睹的贫困。你到不同的农村去看，那里有相当多的农民无地，茅草房比比皆是，农民家徒四壁，贫困农民反抗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可想象的。印度的情报部门说：从尼泊尔到不丹，到印度西北，再到斯里兰卡，已经形成了一个游击走廊，农民的武装力量控制了相当大的农村地区。我到了几个村，就问当地的人：“你们说有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些游击队在哪儿呢？”他们说：“游击队是地下的，也许在你所交谈的这些人中，已经遇到过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到泰国、菲律宾，还是到孟加拉、印度，只要到发展中国家去看，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相对来说比我们高的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城市化率，他们的资源条件也大都比我们要好。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制度变革的目标，如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这些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那么，为什么在制度变革上走得远，经济上也比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好看，而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呢？

这些考察、这些了解，才逐渐使我的反思显得更广阔一点。因为以往在没有条件去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时候，主要是对我们改革以来走过的路做了一些反思；后来，当有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做一点比较研究、做一点深入考察的时候，才进一步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差别扩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特有的现象。

由此可见，我现在说解构现代化，是多年自我反思的结果，是在有条件更广泛地去看这个世界，特别是去发展中国家做考察、做比较研究后，才逐渐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当然，这还只是片面的、简单的，我调查得还很不够。有生之年我会更多地去做这样的调查，去丰富自己的感性认识。

当然，看了这么多地方的情况，总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一方面，这些讨论大部分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等杂志上。不仅去年9月的《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值得大家看，今年1月从印度回来以后我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也值得看看。《无地则反》发表在《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党争则乱》发在了《改革内参》上。此外，去年我去孟加拉，写了个《孟加拉注释》，也是在试图解释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