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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道，在于修己安人

“管人”“理人”还是“安人”

中国人不能“管”，所以“管人”不妥

说中国人难管，是因为你要管他；如果你不想管他，中国人并不见得难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却有其优异的性质，在宇宙间居于卓越的位置”，对于这种“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任意去“管”他，因而塑造了中国人“不被管”“不容易管”的性格。

西方管理，可以说是“管人”与“理事”的乘积。他们“认事不认人，认法不认人”，以至于重“事”（评估绩效）轻“人”（绩效不佳，立即换人）。

为了把人“管”好，令其按照既定的计划去“理事”，心理学家、行为学者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一些“硬心肠”的哲学家，也强调客观的理智，不惜“自欺欺人”（西方哲学家当然极不愿意如此，但身处偏道环境，又持偏道思想，往往不幸而致此），制造若干“原罪”“性恶”的论调。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固然贬低了“人”的地位，另一位英国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原本极端反对达尔文的学说，竟然也称：“整个人类，连所谓原始人在内，从生物学去看，都处于与驯化动物相同的位置。”“人”既然等同于“动物”，自然应当好好受“管”。

中国人的观念并非如此。“管理”应该是“管事”与“理人”的乘积。中国人认为宇宙间自然存在的，唯“人”与“物”（人也是物的一种，但因其具有特殊的优异性质，所以异于其余众物而超然万物之上）。

“事”的产生，是“人”与“物”交接的结果，“事在人为”“有人才有事”（没有“人”的“事”与“人”并不相干，等于不存在），因而特重于“人”（有人好办事）。我们要“人”来管“事”，而这些管“事”的人，最好是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我们尊敬他都来不及，岂敢管他？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千乘之国），对事要一丝不苟，而对人民要有信用。”管理国家，是“管事”，而不偏重于“管人”。

什么是“理人”呢？孟子把它称为“敬人”，也就是看得起别人的意思。孟子重“义”，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大人），说的话不一定守信（言不必信），做的事不一定果决（行不必果），但留意于通权达变，而以‘义’为衡量的标准（唯义所在）”。守信与果决，本来都是善行，但如不守信或不果决，反而合于“义”，那就可以不守信、不果决，可见“义”是审核的准绳，也是众德的依据。孟子说“君臣有义”，上司（君）与部属（臣）相处的标准（义）是“在下位的敬重上位的（用下敬上），叫作尊重贵人（谓之尊贵）。在上位的敬重下位的（用上敬下），叫作尊重贤人（谓之尊贤）”。这种彼此互“敬”的需求，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敬”的意思，便是“看得起”，中国人常说“承蒙看得起”，内心十分愉快。“看得起”的行为表现在“理”，当我们不“理”某人的时候，表示我们根本看不起他。中国人常常抱怨“他理都不理我”，因为“他心中没有我”（中国人深切希望活在别人的心中，对此十分介意），即“看不起我”，因而不免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