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的传统意义及功能

孔子重视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认为有君的名，就应该尽君的权责；不过孔子固然明君臣之别，却与唐太宗所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不相同，而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君必须以礼待臣，然后臣才会以忠报君。

孔子不认为臣应该无条件地听命于君，这是管理上最可靠的制衡作用。因为君有威权，臣多半会畏惧而顺从。万一君的决策错误，而臣又唯唯诺诺，岂非火上浇油？后果必定不堪设想。孔子认为每事从君之命，不得谓忠，盲目服从，根本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孟子更进一步指出：“事亲要顺，但有其限度。”而事君的义，则为“不要顺”。孟子论为人臣者的人格，分为四级，以容悦于君者为最低级。因为专图容悦的人，只配做《梁惠王上》所说“不足使令于前与”的便嬖，不足为辅佐之臣。他认为“为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如此重大的任务，绝非一味顺从所能达成。

君有志于道的，也有志于非道的，更有志于道而误以非道为道的，所以臣不可以唯顺于君。但是不顺的结果，或则遭贬，或则革职，甚至惨死，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君主无为，成为比较有效的方式。天子无为于上，使贤相有为于下，就是无为而治的原则。

在我国传统的君主政体之下，天子的位子几乎是世袭的。由于天子之子未必皆贤，必须依赖宰相传贤来辅助。同时宰相的位子不安定，正好借天子传子来补足。那时政府之内分设两种机构，其一传子，地位确定；其他传贤，得以随时更换。政府既能新陈代谢，而中枢又不至于发生动摇。

天子地位确定，无论贤或不肖都不方便更换；宰相地位不确定，如果不贤，随时可以撤换。为了让宰相得以充分发挥潜力起见，我国先哲提出无为而治的构想，使天子就位之初，不待他人规劝，即能自动采取无为的立场。否则以天子的权威，难保宰相不敢有所为，以免多做多错，甚至性命不保。

事实上，天子要确保地位，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无为。自愿居位于无为的位置，才肯尽力礼聘贤相，让其施展才能。贤相殊不易得，所以君主必须礼贤下士，贤人才会闻风而来。同时，天子无为，才能保持客观的立场，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老百姓的具体反应做出公正的评鉴。

我国古代通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并没有人赞扬“上九之尊”。圣君的位置，只在九五，不可以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即不能居于上九。这就是无为之治的奥妙之处。《易经》中乾卦第五爻的爻辞是“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其中龙代表君德，天代表君位。飞龙在天，正好在九五的位置，不可以再往上升了。这时具有君德而又居于君位的人，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利见大人”，礼聘贤才，来辅助自己得民安民。

“利见大人”则有两层含义：一指圣君，一指贤相。一方面是说得天位的君王，必利见有大才大德的臣，才能够成天下之治，有如尧得舜、舜得禹、成汤得伊尹、周文王得吕尚。另一方面，是指有君德而无君位的君子，必须利见有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好像舜遇到尧、禹遇到舜、伊尹遇到成汤、吕尚遇到周文王一般，才有展现的可能。两者相辅相成，而天下大治。

圣君居于九五的位置，放手让贤相有所施为，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做法。如果君王自视甚高，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必致脱离群众，失却民心，因而导致懊悔。

当然，儒家倡导“仁治”，法家提倡“法治”，名家主张循名责实，墨家强调兼爱非攻，都以有为来达成无为。老庄（即老子、庄子）则鉴于君王过度作为，满怀成见，极易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引起无谓的纷争，毅然主张自然无为，即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一切顺性而不可妄为。但是，老庄究竟不同于自由放任或无政府主义。庄子以天道与人道来区别君与臣的运作，结果还是导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分工，只是希望大家共同秉持“为而不有”的信念，做到“功成弗居”，而减少纷争。

无为而治的构想，确实是封建及专制时期的良好制衡，一则可以避免独裁，再则可以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发挥的机会。最大的好处，应该是圣君贤相的最佳搭配，成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