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开始步入经济学的世界

1951年夏末，我离家去上大学。我进入了阿默斯特学院，这是一所男子学院，坐落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先锋谷，风景优美。这一届新生（1955届）大约招收了300名。

我想所有人都为能在这里求学而感到荣幸。在约300年老建筑围绕的公共区域上，学生们有时会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玩飞盘。行政办公室、约翰逊教堂及最初的两栋宿舍楼（北学院楼和南学院楼）都位于西侧。我大一的时候住在南学院楼，与我关系亲近的大多数同学也都住在那里。

大一是充满挑战的。英语课程从一张地图和一个“什么是阿默斯特？”的问题开始。当有人回答“它是地图上标着‘阿默斯特’的那个点”时，我意识到班上的有些同学在某些方面比我见多识广。我学习了外语、微积分和科学等必修课，并完成了引体向上和游泳等体能测试。每天早上，我们都必须去无特定教派的约翰逊教堂听布道。我意识到我们正在接受训练，以便将来能够在这个国家发挥重要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有点儿令人心生敬畏。

为期两个学期的人文课程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也对我毕生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戏剧和古罗马智者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是如此。我对切利尼的野心感到震惊，他竟然谋杀了一位竞争对手。我们也阅读了荷马的《奥德赛》，领悟探索的意义，阅读了伊拉斯谟的作品，感受拓展可能性的重要性，从马丁·路德的作品中理解个人主义，从蒙田的散文中学习个人成长，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认识到自我检验的必要性，并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汲取行动的勇气。

另一门关于柏拉图、大卫·休谟和亨利·柏格森的课程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柏拉图的对话之美让我惊叹不已，休谟对于想象新事物之重要性的观点让我深思，而柏格森关于创造力和变化的观念更是让我深受震撼。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观念逐渐融入我的工作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伟大人物一直在影响着我，尤其是他们身上的魄力及其创造性。我们如果要朝着新的方向前进，就需要这些榜样的激励。

接触其他文化对一个人的智力发展也很重要——可以拓宽思维，获得原本无法想象的体验。理查德·戴维斯和约翰·斯通两位同学邀请我在夏天和他们来一次欧洲之旅。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7年，有机会领略到正常时期的欧洲，真是令人神往。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几天后，我们又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便到达了巴黎。在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们在巴黎歌剧院广场喝啤酒。不久之后，我们来到罗马，在帕里奥利的屋顶露台用餐，然后去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后，我们去了伦敦和牛津。我无法忘记那次经历：在从维也纳返回的途中，夜班火车在慕尼黑郊外的某个地方停了下来，车外是一望无际的废墟，那是我未曾经历过的战争留下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有些恍惚。

在阿默斯特学院，我最初住在南学院宿舍，后来搬到了杰夫俱乐部（一种类似“大学社团”的组织）。和之前在黑斯廷斯上学一样，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群后来取得了成就、有所作为的朋友。罗伯特·法格尔斯沉浸于古典文学，在新一波的英译浪潮中，他凭借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翻译脱颖而出。迈克尔·萨尔是我们当中最才华横溢的，他既是作曲家，也是钢琴家，能用五弦班卓琴演奏蓝草歌曲，偶尔也会用酒吧的钢琴弹奏巴赫的《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在琴弦上别上图钉来改变音色）让我们大饱耳福，而且他已经在音乐界声名鹊起。拉尔夫·艾伦能记住他读过的每一本书，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写下考试答案，他凭借百老汇热门剧作《甜心宝贝》实现了成为剧作家的梦想。这里的人们真是才华横溢、志存高远，因此杰夫俱乐部很特别。当罗伯特·弗罗斯特偶尔来阿默斯特学院访问时，他也会来到杰夫俱乐部，向全神贯注的观众发表演讲。我们都熟知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未选择的路》中的那句：“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确信，所有这些都激励了我，让我感到充满挑战。

起初，我考虑主修哲学，因为我发现它很有趣且清晰易懂。这时，父亲让我选修经济学课程，他认为我会喜欢。于是，我在第二年选修了经济学入门课程，并发现父亲是对的，因为我很快便发现保罗·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非常精彩，詹姆斯·尼尔森的讲座也非常诙谐有趣，而尼尔森正是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朋友。所以，我又选修了更多相关课程，并决定主修经济学。

在某种程度上，我之所以被这一领域吸引，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解答我在入门课程中看到的一个难解的谜题。我不理解宏观经济学（关于投资和储蓄、劳动力、失业和利率等总量的计算）如何与微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工人和投资者行为）联系起来，这两个领域之间似乎存在脱节。毫无疑问，我也被这样一种感觉吸引，即弥补这一脱节可能会对经济政策产生影响。

在大三和大四时，阿诺德·科勒里成为我的老师是我人生中的又一大幸事。他是来自普林斯顿的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思维敏锐，致力于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模型等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多年以后，恰逢他申请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一职，该学院在他的助力下转型为男女同校，我有幸推荐他就任此职位。后来，我们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同事。

大三即将结束时，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宣布将举办一场由保罗·萨缪尔森主讲的讲座。萨缪尔森是我所学习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那些年经济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更激动人心的是，他还将面试我和系里其他两三个尖子生。毫无疑问，这确实令人兴奋。我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看过他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辩论，当时我就意识到，他的才华在那个时代一定是无与伦比的。

萨缪尔森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演讲让人印象深刻。我可能对面试感到紧张，但他让我放松了下来。他说，无论我选择了哪所研究生院，只要我能在那里待尽可能长的时间，我就会有所收获，因为之后我的时间将会非常紧迫，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自己好像交到了一个新朋友，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段长久友谊的开始。我记得，2009年秋，当我与他电话交谈时，他说他已经94岁，演讲后再也没有力气向人们微笑了。

我所学到的知识并非全部来自常规的书籍、文章和讲座等。大四那年，我在阿默斯特图书馆的藏书里发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之间关于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影响的激烈争论。我很高兴看到经济类期刊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也很高兴能够了解到这些理论背后的人。

大约在这个时候，威拉德·索普——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极其杰出的人物——在华尔街担任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多年后重返阿默斯特学院。他曾在罗斯福政府中担任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反垄断事务，战后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马歇尔计划的推动者”威廉·克莱顿的得力助手。^[2] 索普着手创建了阿默斯特学院的梅里尔经济研究中心。1954年夏，首届年会在位于长岛南安普敦的查尔斯·梅里尔庄园举行，我是应邀参加的4名学生之一，负责会议协助工作。

那两周的经历很丰富。我有机会结识了多位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如戈特弗里德·哈伯勒、雅各布·瓦伊纳和亚伦·戈登等。但一些特殊记忆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我最近才在《纽约客》上读到有关卢修斯·克莱将军的文章，文中称他为美国最重要的人物，而他当时就在庄园接待区与我面对面交谈。（他问我想从事什么职业，我回答政府工作人员，尽管事实上我只在公共部门担任过短期的职位。）还有威拉德·索普的妻子克拉丽斯·索普，她负责整个活动的运营，其敏锐的思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对我寄予厚望，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也很幸运地认识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埃米尔·德斯普雷斯，他是一位阅历丰富、慷慨大方的杰出人士，对我们很感兴趣，并向我们四人讲述了他的故事。他和我谈论了斯隆·威尔逊的《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书中的主人公汤姆·拉斯努力在物质文化中寻找幸福。这是我第一次谈论工作体验，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工作满意度的讨论。10多年后，我写了一篇关于从事有趣工作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的文章。近年来，我又写了一篇关于工作满意度长期下降的文章。

进入大四后，我决定去读研究生。在一次高级研讨会上，科勒里带领我们了解了1900—1950年的商业周期模型，这坚定了我攻读研究生的决心。我对研究生学习产生兴趣的根源在于，我对工资和价格设定的微观经济学与当时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如就业、价格水平及其波动）之间为何存在“脱节”感到好奇。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入了解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我认为这是名牌大学研究生学习的核心内容。

我向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申请，因为我想跟随萨缪尔森和索洛等杰出人物学习；我也向哈佛大学提出了申请，因为我想到了它的巨大声望；我还向耶鲁大学提出了申请，尽管我对它知之甚少。在尼尔森和科勒里推荐信的帮助下，三所大学都录取了我。我了解到耶鲁大学的经济系已经变得非常国际化，其观点也非常多样化，并且还提供了最好的奖学金，所以我选择了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