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五

袁同礼先生（1895—1965）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主持馆务期间，与国外图书馆和学者建立了广泛联系，致力于图书的采购、交换，对西方汉学研究书籍的搜罗尤其不遗余力，奠定了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刊的馆藏基础。同时他精于古代藏书史的研究，所编纂的多种书目是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享誉世界、嘉惠学林。

袁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切感。1931年，舅舅张秀民先生从厦门大学毕业，深得其师瑞安李笠先生的赏识，李先生将舅舅发表的两篇论文寄给袁先生，袁先生看后当即回信，“请速来”，因此可以说袁先生就是舅舅的“伯乐”。于是舅舅未及行毕业礼，夏天即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此后持续工作四十年，直至退休。在当年，毕业后能进入国立图书馆工作，实属不易，因此舅舅一直对袁先生抱有感恩之情。

1971年，我与退休还乡的舅舅一起居住在嵊州乡间，因而得以听闻先生的大名。而对先生事迹的逐步了解，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弃工从文、研究科学史之后。舅舅时常对我讲述三四十年代北平图书馆的掌故和学界的轶事，在舅舅的心目中，袁先生是与胡适、梅贻琦齐名的北平学术界最为闪耀的人物。先生一生献给图书馆事业，事必躬亲，网罗人才，不遗余力，缔造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图书馆，功德无量，令人钦敬。舅舅在晚年时，还专门写了《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一文，深情回忆了这位可敬的老上级。

对袁先生更深入的了解，则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先是因为研究李俨先生，接触到袁先生的一些信件。近十年来，因从事民国时期中国地质学史、古生物学史以及考古学史的研究，我数次访问法国、瑞典和美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对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格外留意，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有关袁先生的新史料。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现先生和斯文·赫定往来书信，后又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发现先生致伯希和信件，都是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从中可以得窥先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仅以先生和伯希和的交往为例，在1931—1945年的近十五年间，现存的给伯希和的信就有十八封之多，从中更加了解先生的学术交流网络。(1)

这批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有关学术资料的交换。作为图书馆的负责人，袁先生特别关注充实图书的馆藏，千方百计为国内学者获取所需资料，为此与国际学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与他互动颇多的人士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和伯希和都十分关注《元朝秘史》的研究，而巴黎也保留此书的一个版本，于是先生写信请伯希和代为复制。另外，国内学者对明清之际传教士多有兴趣，如从事历算研究的李俨先生，曾多方收集耶稣会士相关资料，而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这方面资料最多，因此多次写信请求北平图书馆帮助。先生信中请伯希和复制有关艾儒略和南怀仁的传记，很可能是受李俨先生之托。同样，先生也为伯希和提供了很多帮助，伯希和当时感兴趣的著作，包括《高丽图经》《古玉图谱》《格古要论》《石渠宝笈（二编）》等书，先生都代为协助查找。同时，先生为中法图书交换，特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汉学图书馆的馆际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信件中也多有学术访问交流活动的记录。伯希和在1932—1933年、1935年到访中国，停留了数月时间，在北平期间，受到了国内学者的热烈欢迎，不仅多方演讲，并且频频参加筵宴。袁先生多次请伯希和餐叙，安排讲座，并安排他在故宫博物院调阅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的画作。而先生为图书馆公务也多次出访，我们在信件中可见到先生工作的繁忙。特别是先生在1934年、1945年两次访问欧洲，考察图书馆事业，其中1934年这次停留时间最久，6月至11月间访问了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图书馆，并赴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多次在巴黎与伯希和见面。1934年7月访问巴黎时，还与后来到平馆做交换的杜乃扬（Marie-Roberte Dolleans, 1911—1972）小姐见面。先生到访的城市包括布鲁塞尔、巴黎、柏林、维也纳、伦敦、马德里、佛罗伦萨、罗马，在罗马期间，很可能与罗马大学汉学教授华嘉（Giovanni Vacca, 1872—1953）晤面。抗战期间由于局势的原因，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较少，存留的信中可见先生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呼吁法国对中国图书馆的支持。这些通信为我们了解先生的学术活动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

袁先生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后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对图书馆的职责有深入的了解。除了创建国立北平图书馆，他还是出色的目录学家，继法国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之后，增补了西方汉学文献书目，所编中国留学欧美博士论文目录，对近代留学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还编纂有铜器、艺术品等多种目录，迄今为止仍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为编纂这些目录，先生忘我工作，有时为了核对信息，在卡片目录盒旁一站就是很长时间，这种勤奋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以《西文汉学书目》为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编纂此书，先生走访了欧美的许多重要图书馆，收集了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的18000多种著作，阅读和查对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献，为核对作者年龄和汉名信息，多方写信求证，很多人的汉名始为人知。因此，此书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学术信息，也是研究辉煌时期的欧洲汉学史和美国早期汉学史的重要参考书。留学欧美的中国博士论文目录也同样凝聚了先生的多年心血，如早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丁肇青，其博士论文研究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之前我一直不能确定他的名字，近来的论著提到他时常出现音译错误，而事实上先生当年即已考出真名。要不是有先生的努力，许多先辈学者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后世遗忘。

先生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从事流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的研究工作，无论对《永乐大典》所存各卷的调查，还是对铜器、艺术品目录的整理，都是贯彻了这一理想。而对抗战时期文献的统计，则是为了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体现了他拳拳的爱国之心。除此之外，在抗战中后期，先生在百忙之中肩负《图书季刊》（英文本）的编辑工作，在种种不利时局下仍然维持中外文化、学术交流，让我钦佩不已。先生一直期盼回国，也因此没有去过台湾地区，然而他最终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三十年前，在沈阳召开的清史国际会议上我有幸结识先生的哲嗣袁清教授，之后常有联系，也多次在北京、广州和普林斯顿相会，每次见面，我们自然也会聊到先生与平馆的旧事。因为舅舅和袁先生的特殊关系，二十年前，袁清先生还特意到嵊州乡间看望舅舅。前年9月，承蒙袁清先生的厚爱，特意写信给我，邀我为《袁同礼年谱长编》写序，实感荣幸，也义不容辞。

袁先生是民国初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但未能获得应有的认可与颂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于先生都极为不公。为准备此序，我特意细读了先生的一些论著和《思忆录——袁守和先生纪念册》中友朋的回忆文章，对先生的生平和贡献有了较多的了解，对先生也愈加景仰。该书收录了很多先生海内外友人的纪念文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先生为国奉献“劳碌的一生”，提携后进、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以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学术文化的重要贡献。2010年，国家图书馆开会纪念袁先生，会后出版了《袁同礼文集》和《袁同礼纪念文集》，虽不及时，但仍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对袁先生功绩的逐步承认。

雷强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其博士论文即探讨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与美国的学术交往，近十年来废寝忘食，致力于袁先生年谱的编纂工作，阅读了大量民国文献，包括专著、报刊、日记、书信、档案，可谓竭泽而渔，并与袁先生的家属，特别是袁清先生、袁书菲女士多有联系。年谱洋洋三百余万言，收录信件原文多为首次刊出，这对了解袁先生的为人、治学以及学术交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无疑将推进国家图书馆史乃至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韩　琦

2024年2月于香港理工大学

(1)韩琦：《袁同礼致伯希和信》，《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6期（2022.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页11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