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煦華

1950年2月，我在上海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畢業後，系主任顧頡剛先生介紹我到他的族叔顧廷龍先生主持的合衆圖書館工作。我在圖書館工作二十八年，計在合衆三年；1953年合衆捐獻，改名歷史文獻後五年；1958年與科技、報刊、上圖四館統一後又二十年。二十八年來，一直在顧先生領導下工作。1978年我應頡剛師之召，奉調去北京後，與先生還常有書函往還；晚年先生因病移居北京，又時親謦咳，二者加起來又二十年。在圖書館工作時，先生以我對事情考慮周詳而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并直言相告，尤其在四館統一前八年，館中事無大小，先生垂詢而後定。爰就回憶所及，縷述於後，以資紀念，亦藉以留一點合衆的史料。

合衆圖書館創辦於1939年，至1953年捐獻，僅有十五年的歷史。發起人葉景葵、張元濟、陳陶遺三先生和其他的董事陳叔通、李宣龔等，雖都是愛護祖國傳統文化的知名之士，但均非資財雄厚之巨富，所以一開始就困於財力，工作人員很少，一切因陋就簡。可是，十五年來，爲保存祖國文化遺産和科學研究服務，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贏得文史界學人的廣泛的贊譽，在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這些貢獻與贊譽是和顧廷龍先生的主持館務和艱辛的支撑分不開的。

合衆創辦十餘年來，各項經費實際上是葉景葵先生獨力籌措的。1949年4月他逝世後，經濟來源斷絶。董事們先向浙江興業銀行透支，再向上海幾家大銀行和香港幾家大企業募捐到一批款項，纔得以維持到1953年捐獻。由於經費的不充裕，所以工作人員一直很少，最初僅總幹事顧廷龍、幹事潘景鄭、朱子毅三人。到1946年纔增加了黄筠一人，但潘景鄭先生不久又回蘇州他就。其後，杜幹卿、沈燮元來館。黄、沈没多久就先後離去，我到館時，僅剩下顧先生和杜幹卿先生（管理閲覽室兼蓋藏書章及鈔寫）。當時朱子毅先生僅星期日來整理收支賬目，還有一位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胡文楷先生則在星期日來幫助編目，他是研究閨秀的專家，畢生搜集閨秀著作，撰有《歷代婦女著作考》。此外還有裝裱工華敏初（《汪穰卿師友信札》就是他裝裱了三年完成的）和工友陳履剛。我到館後，起初是清理以前編的草片，後來則是采購書刊和編目。合衆不公開閲覽，讀者來閲覽圖書，需要單位或專家介紹。他們來看書時，顧先生在館時大都由他接待，他外出時由我接待，我們都爲讀者查書和到書庫取書、還書。我的老同學楊鑒住在合衆附近，常來看書，這年下半年，顧先生問起我他有没有工作，我説還没有，他教我問他願不願意來圖書館工作。我將此意告訴楊鑒後，他就欣然來了。他來之後，就整理十多年來入藏的中文期刊，後來由他一手編成《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期刊目録》。附在後面的西文期刊，則是捐獻後由梁玉齡編的。由於歷年來入藏的圖書都未做過財産登録，顧先生又要我介紹一個鋼筆字寫得端正的人來登録，我把朱一冰寫給我的信封給他看了，他看了信封上的字迹予以認可，朱一冰就於1951年2月來了，除了登録歷年入藏的古籍外，兼做新書編目分類，義務工作多年的潘承圭女士也改爲正式職員。此時正式職員七人，工友一人，是合衆職工人數最多的時期。還有一位當時在上海自行車廠工作的洪駕時先生（以前曾任職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多年來爲合衆抄了很多罕見的舊刻和稿本，《合衆圖書館叢書》中有一些書和幾種館藏的書本目録，都是他手寫後石印和油印的，還有顧頡剛先生的《西北考察日記》《浪口村隨筆》《上游集》，劉厚生先生的《張謇傳記》，也都是他刻蠟紙油印的。

合衆圖書館誕生於公私藏書流失，古籍淪亡的抗日戰争期間，徵集私家藏書共同保存，是它的藏書主要來源；其次是在這些私家藏書的系統上有目的補充，以擴充原有的系統，所以私家捐贈的藏書實際上也就是爲合衆收購的，1949年顧頡剛先生捐贈一批清末民初的史料給合衆後，在4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予以清末民初之史料、雜志等贈合衆，皆彼館所未備，喜得其所。予自幼遇書攤必拾一些歸，而不知正爲合衆積也。

這批贈書於1953年編成《顧頡剛先生藏書目録》，油印一百册。1952年11月，我曾跟顧頡剛先生到他蘇州懸橋巷老家，挑選抗戰期間内地出版的書刊，凡合衆未有的均贈與合衆。我造了一份清册，可惜合衆捐獻後，忙於瑣務，未能編成書本目録，至今引以爲憾。其中有一册《論持久戰》是毛澤東主席寄給他的，他寫了一個題記，作爲紀念。其他各家所捐贈的，如葉景葵、張元濟、李宣龔、葉恭綽、胡樸安、周志輔、潘景鄭等先生的藏書，都是他們數十年來有系統的收藏。因此，合衆雖衹有十五年的歷史，但從藏書收集來看則應從清末算起，那就已有五六十年的積纍了，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的系統。

合衆徵集私家藏書共同保存，得到社會各界的信賴，這裏舉我到合衆以後經歷的三個例子來説明：一是南洋中學校長王培孫先生的藏書，1952年學校由於發展的需要，要騰空房屋，所藏七萬餘册古籍不是中學所需要的，想捐獻出去，他們考察了上海各圖書館，認爲合衆最合適，可是合衆是私立的，又覺得不合適。後來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把書捐獻給上海市文化局，建議撥交合衆保管，得到文化局的批復同意，由合衆點收造册。二是五十年代中華書局遷京時，於1953年舒新城先生等决定把抗戰以前出版的樣書五萬餘册，全部捐贈給合衆。三是蔣竹莊（維喬）先生的捐贈日記，蔣先生是鴻英圖書館的館長，鴻英又以搜集近代史料著稱，按理他自己一生的日記，應該捐贈給鴻英保存，可是他却捐贈給合衆。蔣先生是我的老師，他寫了一明信片給我，説他的一生日記要捐贈給合衆保存，教我到他家中去取。可惜這張明信片在十年内亂中遺失了。由此可見合衆在文史界有很高的信譽。

合衆收購的圖書，是遵循顧頡剛先生收集中國書籍的思想的。顧頡剛先生認爲應該破除“聖道”和“古文”的傳統觀念，打破過去藏書樓以“經、史、子、集”爲書籍全體的看法，樹立“搜集材料”的購書宗旨，把圖書館辦成“供給許多材料來解决現代發生的各種問題”的機構。他認爲要收集的中國圖書有以下十六類型：一、經史子集及叢書；二、檔案；三、地方志；四、家族志；五、社會事件之記載；六、個人生活之記載；七、賬簿；八、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九、基督教出版之書籍及譯本書；十、宗教及迷信書；十一、民衆文學書；十二、舊藝術書；十三、教育書；十四、古存簡籍；十五、著述稿本；十六、實物圖像。顧廷龍先生在《介紹顧頡剛先生撰〈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中説：

我從事圖書館古籍采購事將五十年，即循此途徑爲采購目標，頗得文史學者的稱便。（《文獻》第8輯）

正因爲合衆接受私家捐贈的或歷年收購圖書都是爲了供研究者參考的目的而有系統搜集的，所以董事會在捐獻時，特提出“本館圖書儘可能不予分散以保持爲參考便利而搜集的系統”的請求，得到文化局批復可予同意。可見合衆自始至終堅持系統地搜集材料的宗旨，并且希望捐獻後也能保持下去。四館統一後的上海圖書館正是在合衆系統基礎上陸續編成了《中國叢書綜録》《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録》《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硃卷集成》等大型工具書和資料書，得到文史界的好評。顧廷龍先生之所以能成爲著名圖書館事業家，我認爲是他一輩子堅定不移地實踐了顧頡剛先生的爲供科學研究者而搜集材料的辦館宗旨，爲文史研究積纍了系統的、豐富的材料。五十年代初，我經手補充清末民初的舊期刊，舊書店、書攤送來的樣書不僅和館藏有重複，而且相互之間也有重複，但都不肯拆賣，讓我們補缺期，往往爲配補一期，要買好多期複本，使我很爲難，乃商之於顧先生，他看了一下，認爲有材料，他説如果怕重複不買，失之交臂，以後就難以有機會再配補了，决定盡力收購配補。前幾年《古籍新書目》第120期上刊載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圖書館所藏《圖畫日報》，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此時配補的。清末以來的文史學術刊物，合衆經常注意收集，在上海其他圖書館找不到的，到合衆來查閲，大都能解决問題，這也是文史界稱便的另一個原因。因此爲了供研究者參考的目的而收集保藏的圖書資料不限於它的形式，而以圖書資料的内容系統爲核心，所以十年動亂中把原合衆的期刊併到徐家匯藏書樓後，有的研究者反映感到不方便，這就是把原本的圖書資料系統分散存放帶來的後果。

合衆圖書館由於財力、人力微薄，一些現代圖書館對入藏圖書的基本加工整理工作都没有做，日常收購及個人零星捐贈的書刊，僅用老式賬簿作一簡單的登記，再做一式三份的編目草片，就入庫上架，然後再在草片及登記簿上注上書架號，用的是固定排架；期刊没有劃到卡，僅在書架上用刊名四角號碼排列。基礎條件這樣差，檢索工具如此簡陋，來館尋檢圖書資料的專家們又爲什麽稱便呢？奥秘在哪裏呢？

原來合衆創辦的目的，僅“專供研究高深中國國學者之參考”，來館閲覽者都是專家學者，以及由他們介紹來的有志於文史研究的青年學者，他們都有研究課題，都是爲了查閲研究課題所需的圖書資料而來。合衆雖没有卡片目録供閲覽者查閲館藏，但工作人員熟悉館藏，業餘又都有所研究，能够靈活地運用圖書資料，所以衹要他們提出科研課題所需要的圖書資料，并説明哪些已查閲過，還需要查閲什麽，即使他們不知道的，衹要合衆有的，都可以提供給他們。也有合衆没有而其他館有的，有些則已亡佚失傳的，我們無不竭誠相告。所以文史界的專家學者及青年學子到過合衆的，都同聲稱便。另外合衆雖無卡片目録可查，但有據草片校對後編成書本目録可查。張元濟、葉恭綽、葉景葵、蔣抑卮、胡樸安、顧頡剛、李宣龔、潘景鄭、周志輔等先生捐贈的，都按家編了書本目録，零星捐贈及歷年收購的則合在一起編了書本目録，這些書本目録印成後分送高校文史系及科研單位及著名的專家學者，則他們在家中或本單位就可知道合衆的館藏，這也是文史界稱便的一個原因。

顧廷龍先生説：“不是自己有所研究，就不能理解圖書資料的内容，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圖書資料的運用，也不會重視圖書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同上）這是他觀察顧頡剛先生治學歷程的體會，也是他主持合衆圖書館十五年的工作總結，或者説是他一輩子從事圖書館事業的經驗結晶。顧先生這些話，我覺得對在省市以上大型公共圖書館或專業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中，應該有一部分研究人員從事文獻研究工作，以提高圖書館的服務質量，是有重要的現實的意義。但圖書館研究人員的研究，應偏重於圖書文獻資料的研究，使各方面的科研人員能充分利用館藏的圖書資料文獻，充分發揮它作用。當然也可以作些課題内容的研究，因爲兩者本是相輔相成，衹要能分清主次，就不僅不會影響圖書館的日常工作，而且會提高圖書館的服務質量，爲學者歡迎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往事猶歷歷在目。顧先生勤儉辦館，愛館如家，珍惜每一分錢的艱苦創業精神，使我永遠不能忘懷；而他系統地搜集圖書資料，爲科學研究服務，特别是“俯首甘爲孺子牛”般地爲青年學子無保留提供研究資料的精神，更永遠是圖書館工作者的楷模。

200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