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时代划分论”的过去与现在
第一章
“时代划分论”的近况（1980—2000）[1]
本文旨在总结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之间，以日本为中心的历史学界围绕“时代划分”所展开的议论。将2000年的历史学研究与1980年前后相比，谁都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围绕“时代划分”的议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变化了的不仅仅是时代划分的内容，更在于方法与认识框架。
战后日本史学界围绕“时代划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背后研究者们共同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一，“封建制”“奴隶制”等学术性概念就不用说，甚至“中世”“近代”等本来含义不明确的语词也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使用，而且是被认为拥有明确的内涵。其二，这些概念被设想为各个地域相继出现的社会发展中的某一阶段。如上前提关于时间的认识基础是：1）时间的推移是从过去流向未来的单一直线式；2）其中人类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日趋“进步”；3）以欧洲历史为基准的模式，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进步”指标；4）所谓的“进步”，不仅是数量化指标的递增，而且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可供“划分”的断裂式质变。上述这些认识的一部分，早已经在时代划分论战盛行的过程中遭到了批判，比如对3）以欧洲为基准模式的怀疑，以及4）围绕该以什么为“近代化”指标的争论等。但是，上述时代划分法的整体认识基本没有被怀疑，甚至以科学的方法“正确地”划分时代，被视为历史学的重要目标。
近二十年来史学方向的大转变之一，是就“时间”的划分而言，普遍客观的时间认识的可能性受到质疑。不但“世界史基本规律”的机械套用，以及国别史式的历史发展观遭到了批判，时间概念本身的多样性也被强调。直线且定向的时间观念曾经是历史学默认的前提，现在正在被日渐相对化，于是从前的时代划分法也从根本上遭到了相对化的审视。如此一来，“相对化”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构过去的时间，就成了新问题。因为我们在注意到世界史上的诸社会时间观念之多样性的同时，仍然需要在“我们的”时间概念之中将诸社会置于适当的位置吧。
对时代划分之客观性的怀疑，一方面使得强调时间观念之主观性的批判性论调趋于尖锐化，另一方面在各个国别史内部的实证性历史研究中，为了便利而不加审视地使用“中世”“近世”等词语的倾向也油然而生。上述两极分化中的哪一极都导致“时代划分”积极性的丧失，但是同时也日益彰显出在跨越国家的“广域的”“世界的”范围上重新思考时代划分问题的必要性。只是，面对无法以单一基准予以还原的多样文化共存的“世界”，如何才能以摆脱文化自我中心的公平方式把握“世界史”的共同脚步呢？
本文首先将概论近年来围绕时间多样性的研究动向，然后探讨近年中几个从广域的角度进行时代划分的尝试。要高屋建瓴地总结这样的大问题诚然是困难的，本文只是夹杂个人浅见的一个概论，还祈方家谅解。[2]
一、时间认识与历史像
在1980年前后的历史学潮流大转换以前，支撑战后时代划分论争的历史像和时间像从根本上已受到了相对化的审视。立于此潮流之先的，是以无文字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比如，在1971年《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0现代历史学的课题》所收的山口昌男《“第三世界”的历史像——作为行为的历史》[3]一文中，两种记述历史的方法被等价处理了，这两种方法分别是以文字为媒介计算时间间隔的方法，即以一见之下科学式的方法重构过去的“碑文式”历史，以及在祝祭的歌舞中瞬间跨越时间间隔，即依靠集体式身体记忆唤醒过去的“口碑式”历史。在试图利用发展阶段论的框架综合理解世界史的该“讲座”中，山口此文尖锐抨击了“科学性、客观性”的历史学那种缺乏反省的态度，其笔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后，对西部非洲作田野调查研究同时结合欧洲、日本作“三角测量”的川田顺造，在一系列论著中不断表现出对无文字社会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关注。川田顺造以西非的旧莫西王国为例，论述了相对于受王统的长期谱系支撑、具有“历史意志”的王的“时间”，在季节轮回的农耕循环中与数代祖先共同参与的民众的“时间”，以及根据伊斯兰历拥有绝对年代的观念和正确的日期表示法的伊斯兰商人的“时间”等，各种不同的“时间”并存，而且多样的“时间”观念在其拥有者的生活中重叠的状况。[4]川田顺造是1982年创刊的《社会史研究》的四名编者之一（另有二宫宏之、阿部谨也、良知力），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渐活跃的日本社会史研究中，川田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积极参与其中的研究者之一。
山口和川田曾经以尖锐的论争意识予以阐述的时间观念多样性的问题，在今天已成为普遍的认识。在1999年出版的围绕时间认识的论文集《时间的地域史》所收的各论文，涉及印度、玛雅文明、中世欧洲、中国、伊斯兰世界、近代欧洲、近代日本等多种多样的社会的时间认识。在其序章中，编者佐藤次高、福井宪彦在介绍各论文的同时，指出，“从本卷诸多探讨中，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实在是丰富而多样，这也显示出人类思维能力的广阔。其中何者为迷信，何者又是科学，还是不予裁决为宜”。[5]编者的这一看法，在现在看来也是相当稳妥的。日本的历史学界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无疑与1980年前后以来对年鉴学派的介绍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史兴盛密切相关。社会史一面与上述的文化人类学结合，同时也与柳田国男、宫本常一战后以来长期积累的民俗学结合，从而深刻带动了日本的历史学界，对于其史学史的意义可参考由二宫宏之等专家所作的整理。[6]在此，作为门外汉的笔者仅想略谈一些与时间认识有关的问题。
谈及年鉴学派的“时间”问题，现在大家都会想到布罗代尔（F. Braudel）的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三重时间概念，即如下三重时间层：1）政治事件和个人行动等“传统历史学”所涉及的一年或一个月为单位的时间；2）经济变动局面中所现的数十年为单位的循环；3）社会结构受地理、环境等条件所决定难以显示变化而以数百年为单位的长期持续。[7]个别专家之外的日本史学界知道布罗代尔的名字相对较迟，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8]当时年纪尚轻的笔者，其实无法理解布罗代尔重视长期的社会结构而批判以事件史为中心的政治史式的历史学有何新意可言。因为日本战后占据历史学中心位置的历史唯物论，正是重视“结构”的历史学，与结构发展缺乏关联性的单纯的事件史不值得关注，是我们身边的常识性论调。现在想来，布罗代尔的时间论对日本学界的意义，与其说是在轻“事件”而重“结构”方面，不如说是剔出了时间观念中的定向发展要素，并且相对地将时间切割成三层，可以对三层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更细致的考察吧。如此一来，事件和经济活动不再仅仅被看作结构之必然性发展的推力或阻力，在长期持续的场域中，它们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或局面的转变。这样的思考方式，不但对结构史本身，就连事件史和局面变动史，也变得可以更加自由且多彩地进行研究，布罗代尔的时间论无疑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注从定向式发展理论切离开来的“结构”，使研究者们的问题关心从直线式贯通人类历史的作为普世坐标轴的“时间”，转向了具有共时性的“空间”上来。但是，这并非表示对“时间”已普遍不再关心，相反，研究者们对各种“结构”内部固有的时间认识方式的关注更加高涨。1980年前后以来，以“时间”为对象的史学和比较社会学的海外译著和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不断出版。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教会的时间、商人的时间》被翻译并发表于1979年《思想》杂志的“社会史”特辑。[9]其后翻译出版的还有：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作为文化的时间》[10]、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时间的历史》[11]、亨利·皮埃奇（Henri Puech）等编《时间现象学》[12]、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时间的文化史》[13]、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时间”的诞生》[14]、麦克·奥麦利（Michael O'Malley）《时钟与人》[15]等。
在日本，对于从无文字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时间意识问题，从方法论上予以关注的真木悠介《时间的比较社会学》于1981年出版。真木在该书中阐述道：“比较社会学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那是因为……可以将现代世界的自己相对化——即起到超越自己的作用。”[16]真木把时间这一最难以对自化（für sich）的观念当作分析的对象，其后该研究方向被吸取了丰富的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历史社会学”潮流所继承。[17]论述欧洲从中世末期到现代用时钟计算时间的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福井宪彦《时间和习俗的社会史》[18]，以及从日本民俗史的角度论述时间与空间问题的福田アジオ《时间的民俗学 空间的民俗学》[19]等，也是将现代时间意识与自己相对化的研究动向之产物。
另外与时间意识有关的论文集还有：青木保等编《时间探险》（1981）[20]、川田顺造和坂部惠编《解读时间》（1987）[21]、冈田英弘等编《有历史的文明 无历史的文明》（1992）[22]、松本亮三编《感知的时间与刻画的时间》（1995）[23]、长野泰彦编《时间、语言、认识》（1998）[24]、佐藤次高和福井宪彦编《时间的地域史》（1999）[25]以及桥本毅彦等编《迟到的诞生》（2001）[26]，等等。可以看到关于时间意识，不仅仅在历史学，其他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也有丰富的议论。特别是时值2000年的千年纪之际，与“纪年方法”和“末世”相关的研究会和特辑也不少，比如有2000年佐藤正幸参与组织在奥斯陆举办的国际历史学会议的大会议题之一“Millennium, Time and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Division of Time”[27]，以及历史学研究会主编的《末日思想的再生》[28]等。
综观近二十年来日本所出版的围绕“时间认识”的著作，虽然也有个别把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看作是逐渐扩大的进步主义论者（比如克拉克《空间、时间与人——时空认识的人类史》，1995）[29]，但是大多数论者所持的是在强调时间多样性的基础上尝试对时间进行相对化研究的态度。以此为出发点的话，历史学的“时代划分”问题就不是我们该如何划分历史时期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是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在上述各研究中，涉及广义时代划分问题的主要有川田的系列论著，冈田英弘等编《有历史的文明 无历史的文明》（1992）[30]等著作，佐藤次高、福井宪彦合编《地域的世界史6时间的地域史》（1999）[31]等，另外石田一良《时代划分的思想》（1986）[32]主要关注日本从古代至近代的时代划分法，冈崎胜世《从基督教世界史到科学世界史》（2000）[33]主要论及欧洲从中世到近代的时代划分法，包括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等。还有受增渊龙夫（1983）[34]对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观所作议论的启发，拙论《风俗与时代观》（1996）[35]讨论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时代划分问题。
关注“时代划分”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内部的固有意义已成为主潮流，那么从我们自身出发的“时代划分”是否可能呢？对时间客观地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确信，曾经是时代划分论的支撑，现在这一确信已日渐稀薄，对历史过往的感觉大致分化成以下两极，其中一极是主张过去之“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绝对他者论，另一极则是强调超越历史时代的“同时代感觉”论。[36]这两种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盛起时已经有所呈现。即在社会史的研究潮流中，一些学者强调近代与之前社会的异质性，对以近代为普遍标准的看法进行了批评和相对化。与之相对的是希望与过往人们之心直接相通的取向，即使是几百年前的人们，也希望能够对他们的境遇感同身受，甚至直接感触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这种追求当然可能只是幻想，但是社会史之所以能够得到一般读者——特别是对科学主义历史学反感的读者——的广泛支持，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尽管如此，从我们自身出发的“时代划分”尝试并没有被完全放弃，下一节将介绍几个近年的时代划分尝试，同时探讨其特征所在。
二、“半开放系统”与时代划分
在重视各地域内发性发展的历史唯物论看来，各地域所处的“时代”可以根据共同的标准予以区分，同时各地域可以在同一物理时间坐标轴上进行排序，因此也就可以比较地域的“先进”与“落后”。与此相反，近二十年来日本的历史学倾向于怀疑贯穿人类史的普世客观“时间”的存在，对个性独立的各个大小地域内部所拥有的主观性时间的关注，成为研究的主基调。把这一研究方向追究到底，最后只能得到如下结论，即各个地域就像孤立的宇宙相互独立，而不存在共有的坐标体系。
但是实际上，各个地域虽然都个性独具，不过也不是孤立并存的封闭空间。各式各样的地域之间其实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和碰触，比如商业的交流、文化的接触和传播、伴随战争而起的人员移动等。就像川田顺造所指出的莫西王国拥有多重的“时间”中也包含伊斯兰式“时间”那样，时间的构造也是向外部世界半开放的。并且在与外部接触时，地域内部以外部的冲击为契机进行新形式重编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如此一来，各个地域并非自始至终单一重复自己内部的时间观念来计算时间，其历史节奏也重叠于共同的“时间”之上。
不能从孤立的国别史的角度进行时代划分，同时也不能把“世界史”看作原本就是一体化的存在来进行时代划分，那么是否可以将各式各样的地域彼此相互竞争和触撞时所产生的共同节奏当作时代划分的基础呢？在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时代划分尝试中，其实也包含着这样的问题关心，即关注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重编的“半开放系统”之间的相互碰触。在以固定地域为中心的国别史研究中被边缘化的游牧民和海域商人等移动人群，作为诸半开放系统之间的媒介开始受到瞩目。而事实上，近年来亚洲史时代划分论的焦点，也就在欧亚大陆中部的游牧民众以及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世界。以下将以草原世界和海域世界为中心，来探讨所谓在欧亚大陆所发生的广域性变动期的含义。
杉山正明曾指出：“如果想对世界史从根本上予以重新审视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中部显得比其他地域和‘文明圈’具有更关键的意义。”[37]以欧亚大陆中部为震源的世界史规模的变动中，有几个划时代的时期。第一，是从2世纪后半到4世纪的游牧民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大移动时期。在20世纪初，内田银藏、内藤湖南等人对日本史和中国史作时代划分时，已经相当关注以该大移动为契机的欧亚大陆东西部的共同变动。内田银藏在1918年出版的《近世的日本》[38]中略涉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他把晋朝到唐末看作中世，他指出：“支那历史中秦以前大致相当于西洋历史的希腊，秦汉相当于罗马。其后的三国和晋朝不能抑制北方民族南下进入支那的趋势，以致东晋以后胡人占领中原并建立起国家，这一阶段类似于野蛮人入侵时期的欧洲，保有东南方旧吴之故地的东晋，以及其后继之的宋、齐、梁、陈，与东罗马相类。其间佛教在支那的传播与耶稣教在西洋的传播可以相比拟。”内藤湖南则以后汉到唐末为中世，以宋以后为近世，根据最近葭森健介《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39]所作的分析，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论是在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等日本史学者的交流中形成的。
杉山正明认为，不管对欧亚大陆中部史还是世界史来说，9世纪都是又一个划时代的时期：“9世纪，由于内陆草原的维吾尔游牧帝国崩溃，欧亚大陆中部全局进入大变动时期。”一方面是突厥系各族向西移动，开创了土耳其·伊斯兰时代。另一方面，唐朝因失去后盾而灭亡，模仿唐朝国家体制的新罗、渤海等周边诸国一齐发生政权更替，以此为契机而加剧的流动化，最终导致13世纪蒙古世界大帝国的出现以及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大融合。
近十来年，与对沃勒斯坦（Wallerstein）世界体系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中国史学家的中国中心主义这两者加以批评的潮流相呼应，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时代对世界史的意义一直广受日本史学界的强调，同时通过杉山正明、冈田英弘等研究者的启蒙性著作，[40]也被一般读者广泛接受。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欧洲霸权之前》[41]应该是论及蒙古时代对世界史之意义的先驱。阿布-卢格霍德带着探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问题意识，以开阔的视野详细论述指出，在16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囊括东西欧亚大陆的世界体系在13世纪后半至14世纪初期已经到达顶峰。阿布-卢格霍德所言的“世界体系”，并非沃勒斯坦式的统合于某个单一中心的分工体系，而是由拥有独立内循环的多个体系对等结合并形成的共振体系。该体系大致可分为西欧、中东及东亚这三个亚体系。虽然体系之间的统合显然与蒙古帝国的支配统治深有关联，但是蒙古在该著作中不是被看作世界体系的缔造者，而仅仅是登上世界舞台的众多角色之一。阿布-卢格霍德论述的主眼是各个亚体系内部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活动，与之相比，杉山正明的著作《大蒙古的世界》[42]更着重于强调蒙古帝国的政治支配将东西欧亚大陆统合于“同一时间观念”之下所起的作用。
在亚洲作广域性时代划分尝试的另一个焦点，是海域世界。特别是16世纪以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世界，取代了欧亚大陆中部曾有的影响力，成为亚洲史共同节奏的发源地。这里将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所作的时代划分为例，探讨其方法上的特色。在《亚洲中的日本史》（1992—1993）系列的开头论文《时代划分论》[43]中，三名编者指出他们采取的方针是：“将（日本）列岛地域所受的外来冲击力相对较弱、对外关系得以安定存续的时期看作相对安定期；将在安定期中积聚的矛盾表面化，对外关系的紧张导致地域间交流情况的急速变样，并且地域内部的政治、社会状况也随之密切联动的时期看作过渡期或变动期；在这两种时期的交互脉动中，描述（日本）列岛的历史展开。”据作者说，该方法是一种强调亚洲影响力的日本史时代划分法，同时由于重视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变动，该方法与包含日本列岛的亚洲整体史的时代划分也是相关的。编者们所区分的10个时期具体如下（其中奇数为安定期，偶数为变动期）：
第一期（公元前3世纪至3世纪）：中原的统一和周边地域的觉醒；
第二期（3世纪至6世纪末）：中原的分裂和周边国家的形成；
第三期（6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律令国家群的登场；
第四期（8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中叶）：大动乱和交易体系的生成；
第五期（10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初）：日、宋、高丽的贸易时代；
第六期（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末）：元军的入侵和倭寇；
第七期（15世纪初至16世纪前半叶）：册封体系的完成和勘合贸易体系；
第八期（16世纪前半叶至17世纪末）：倭寇状况和摸索新秩序；
第九期（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近世秩序的安定和矛盾的深化；
第十期（19世纪前半到19世纪末）：亚洲的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
可以看到，第二、四、六期等变动期的开端，与杉山正明等学者所指出的3世纪、9世纪、13世纪以欧亚大陆中部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规模的变动期，是互相吻合的。尽管3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分裂期而日本形成了统一国家，9世纪以后日本出现分权倾向而中国形成了新的集权体制，也就是说以各个变动期为契机所形成的体制并不相同，但是这里区分时期的基准并非社会性质的同质与否，而是一种共同所受的冲击。尽管在该共同冲击下，各地域或生成了类似的体制，或生成了迥然相异的体制。
上述的第八期在日本史方面一般被认为是“近世”的开始时期。关于“近世”（early modern period）一词，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新看法，即在15、16世纪以来的国际商业热潮和新兴国家的形成等全球性大规模变动中，对各地域的变动进行时期定位。在欧美学界，内陆亚细亚研究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在遗作《整体性历史》[44]中对“世界是否存在单一的近世史”予以追问，他指出16至18世纪的北半球出现了以下共同的变动：1）人口增加；2）历史变动节奏加速；3）“地方”都市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成长；4）都市商业阶层的勃兴；5）宗教再兴和宣教活动；6）农村骚乱；7）游牧民的没落。受布罗代尔影响而详细描绘了东南亚海域世界的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也在其论文集《近世的东南亚》[45]序文中对“近世”作为连接地域史与世界史之概念有效性表示认同，他指出“近世”概念也适用于15至18世纪（或者范围更小的16至17世纪）的东南亚，其共同的特点是：1）商业活跃化；2）新型军事技术；3）新集权国家的形成；4）依靠经典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权力正当化。瑞德认为东南亚的“近世”不是从欧洲人来航后才开始的，而且即使其“近世”一词仍含有实现近代化可能性的含义，但是他所谓的近代化，与一般所说的西方式近代化相比，具有更广泛多元的意思。
在这样的潮流中，日本史学界虽然注意到“近世”一词与“封建”社会体制所存在的差异，但是仍然长期习惯性地使用“近世”一词来表达“封建社会时期”中的江户时代。现在，“近世”一词的意义显然也需要予以重新思考。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的日本统一及幕藩体制的成立，其实正是在商业活跃化、新型军事技术的导入、新集权国家的形成这一浪潮中实现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围绕“宋以后近世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该论战是围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商品经济和地主的土地所有等中国内部的社会性质展开的。如果不仅是从中国内部的社会性质，而是从与世界史的关联来探讨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激烈变动也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之“近世”初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激烈变动之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域内部所形成的具有独自个性的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在近代化的时代被看作必须予以克服或者予以保持的“传统”。[46]
上述论点在以16世纪前后为分水岭以及重视与世界史的关联上，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沃勒斯坦重视的是欧洲霸权时代的开始，而近年来的研究则侧重从亚洲的角度构筑世界史。沃勒斯坦将16世纪欧洲走向霸权看作世界史的转换点，与此相对，近年来的研究在批判其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同时，更重视16至17世纪亚洲近世国家的活力，并且认为欧洲走向霸权是始于18世纪（王国斌Wong 1997，彭慕兰Pomeranz 2000，等等）。[47]而且这些研究（如彭慕兰）指出，欧洲掌握霸权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英国由于矿物资源丰富等条件而偶然突破了旧有成长形态的瓶颈，所谓欧洲经济的先进性和制度的优越性等通常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结果论性质的臆测。弗兰克甚至指出，18世纪以来的欧洲霸权，只是在边缘的欧洲人利用美洲白银参与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并且用贸易获取的利润，趁亚洲身陷经济危机时突然取得的胜利而已。[48]这些议论从学界全体来看的确还只是少数，但是在批判机械套用欧洲模型的国别史式发展论中登场的近代世界体系论，已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受到批判本身，也显示出议论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简单介绍了近年来以亚洲为中心的“时代划分论”的新动向之后，本节最后将就这些新动向的特征略抒己见。其一，时代划分的空间单位问题。本节所介绍的“时代划分论”，既不是以孤立的一国为单位，也不是以固定统合的广域体系为单位，而是瞩目于各种各样的“半开放系统”在宽松并存的状态下，面对共同的冲击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对应，即重视或分或合的重编运动中所现的共同节奏。该节奏是在时而混合、时而相对自立的诸松散并存的地域之间，偶然相互影响的产物。
其二，正如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史时期区分不再使用“阶段”，而是用“脉动”一词所显示的，时代的推移不再是朝着同一方向阶梯上升的过程，而是既存系统的松动、崩溃时期与重新生成时期不断重复出现的波状形态。此时到底会生成什么样的秩序，并无必然方向，结局都是偶然的。目的论式的说明和从已知结果追溯原因的结果论式解释，在此受到摈弃。即使同样使用“中世”“近世”等词语，但是定义这些概念的根据不再是国家或社会经济的特质。因此，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不必呈现出相似的现象，而具有相同特质的社会也不必从属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中世”“近世”等词语等同于“第一期”“第二期”等没有特定含义，仅仅为了方便起见而使用的称谓。
其三，这些“时代划分论”中，与其他系统的接触和抗争，作为历史变化的要因受到重视，但是所重视的不是先进系统向落后系统的文明传播，或者边缘地区被统合进广域系统等单方向的过程，而是各个既有系统在受到冲击而发生动摇之后，独自地经自我组织生成新系统的过程。不用阶级斗争和革命等语词而用“涨落波动”（fluctuation）、“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等新语来描述社会变容的论述，虽然现在还处于比喻阶段，但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象地描绘出了在相互行为中旧秩序崩溃和新秩序生成的面貌。[49]
这样的时代划分论，在重视各地域如何形成独具个性的社会的同时，也强调地域之间存在的广域性关联。即这一做法也重视“对世界史的展望”，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世界史”，并非以“世界史基本规律”或“世界体系”等事先设定的概念为基准进行分析的从固有“世界”出发的“世界史”，而是从各个地域出发，在具体研究其与外部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同时相关的变动之后，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的广泛关联的结果。不管是傅礼初，还是阿布-卢格霍德，对于“被统合的近世史”和“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为何存在这一设问，他们都没有明确提供思路严整的答案，其分析基本上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对这样的答案我们也满意吗？或许，“如此即可”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果。与战后根据严密的“科学主义”进行时代划分相比，今天学者的“时代划分论”趋势似乎更接近于内藤湖南和内田银藏等立足于经验式历史观察法的区分论，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50]
结语
中国史学家谷川道雄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时代划分论争的衰退，屡屡敲响警钟，就其中原因，谷川指出：其一是对历史发展的关心日渐稀薄；其二是史学风格的转变，即与宏观问题相比，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对各种现象作微观考察；其三，“时代划分论”的学派已固定化，从而使论争陷入胶着状态。[51]但是战后的历史学，为了突破先入之见的僵硬框架，寻求更灵活地捕捉现实的方法，而从不间断地进行方法革新。今天的“时代划分论”的现状正是该努力的结果，即从为了打破亚洲社会停滞论而借助发展理论开始，到为了否定以历史唯物论为首的国别史式“发展”模式而采用的以更加广阔的世界规模的相互关联为历史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论，再到为了批判“发展”模式和世界体系论所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多元历史像。但是，当多元历史像中多种多样的文化被认为具有牢固外壳似的绝对性时，我们的思维就会陷入新桎梏的束缚。
或许我们的认识世界，因文化自我中心倾向的存在而往往被构筑成一种封闭的世界。但是，该世界并非完全首尾一贯自成一体的世界，其内部有松动，有多重性，还有与外部接触时滋生的皲裂，所以只能视之为半对外开放的系统。这些“半开放系统”在彼此之间不断碰撞而产生的巨大波浪中，朝着重新生成的方向运行，这就是本文所论及的新时代划分论的大致形象。相信通过对具体的碰撞进行一笔一画的描绘，终究能使足以成为时代分水岭的大图案得以浮现。这里所存在的时代划分法，已经不同于先验的普遍主义理论，而是从历史研究的现场出发，显得更加灵活且更加实用的时代划分法。
补记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研究会编的论文集《历史学方法的转变：现代历史学的成果和课题，1980—2000》（《歴史学における方法的転回 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 1980—2000》，青木书店，2002）。历史学研究会曾在1975年前后就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学研究动态，以及在1982年就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动态邀请多名执笔者予以总结并刊行了数卷论文集。2002年又刊行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二十年的历史学研究动态，对比之前两次的论文集，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二十年间历史学潮流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笔者在此论文集中负责撰写《总论：“时代划分论”的近况》，但是在不久前的1998年，笔者刚刚写过《时代划分论》的论文，为了避免旧调重弹，在此希望仍然以“时间论”为焦点，大胆地作些更加宏观的议论，即主要想探讨“世界史范围内是否存在可以通用的时代划分”这一问题。的确，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认为存在普遍性客观性坐标轴的时间，以及可以普遍地客观地划分“时代”的基准。那么，世界史范围内通用的时代划分是否不可能呢？在我们断言“不可能”时，难道没有把各个文化系统看作是各自封闭的状态吗？这些是本文想予以探讨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接受外在设定的所谓普遍性客观性基准，但是多样的文化系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应该会产生广域的共通旋律吧。关注这一点，或许我们会饶有趣味地发现可以在世界史范围内通用的时代划分法。
本文中所用“半开放系统”一词，或许其他研究者很少使用，但是笔者很喜欢这一词语。该词语来源于1988年1月夏威夷学会上偶遇的罗伯特·因尼斯（Robert Innes）的说法。罗伯特·因尼斯关于17世纪日本海外贸易的博士论文The Door Ajar虽然未出版，但是评价很高。笔者不明白Ajar的含义，向他请教，他说就像汽车没关好的门。该回答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词义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小林升在研究欧洲重商主义时所用的“开放系统”一词类似。所谓“开放”，并非指完全融入外部系统从而完全丧失了内部系统，而是在意识到内部系统存在的同时又不完全封闭的“开放系统”感。虽然不同的地域，门户开放的程度不同，但是“半开放”状态以及伴随“半开放”状态所产生的内与外的紧张，在笔者所研究的16—18世纪的东亚各地域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或许这一词语特别适用于近世（16—18世纪），但本文将其作为更加一般性方法的问题，试图用来表达如下视点：并不是追求通用于全世界的普遍性客观性基准的固定范式，也不认为世界是由诸多彼此互不关联的封闭系统机械集合而成，而是提供一种重视相互影响的、动态的视点。
（陈永福译）
注释
[1]本文原载于历史学研究会编，《歴史学における方法的転回 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 1980—2000》，青木书店，2002。
[2]关于“时代划分”的方法，笔者另有比较系统的整理，可参考岸本美绪，《時代区分論》，《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ーチ》，岩波书店，1998。
[3]山口昌男，《「第三世界」における歴史像：行為としての歴史》，《岩波講座世界歴史30現代歴史学の課題》，岩波书店，1971。
[4]川田顺造，《無文字社会の歴史》，岩波书店，1976（岩波现代文库，2001年再版）；川田顺造，《「歴史への意志」をめぐって》，冈田英弘等编，《歴史のある文明、歴史のない文明》，筑摩书房，1992；川田顺造，《歴史の語りにおける時間と空間の表象》，长野泰彦等编，《時間、ことば、認識》，ひつじ书房，1998；川田顺造，《アフリカ社会の「とき」》，佐藤次高、福井宪彦编，《地域の世界史6 ときの地域史》，山川出版社，1999。
[5]佐藤次高、福井宪彦编，《地域の世界史6 ときの地域史》，山川出版社，1999。
[6]二宫宏之，《戦後歴史学と社会史》，历史学研究会编，《歴史学の現在3 戦後歴史学再考：「国民史」を超えて》，青木书店，2000。
[7]布罗代尔，《長期持続：歴史と社会科学》，井上幸治编，《フェルナン·ブローデル》（费尔南·布罗代尔），新评论，1989所收（原著，1958）。
[8]笔者是通过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作（沃勒斯坦，《近代世界システム》I、II，川北稔译，岩波书店，1981）初识布罗代尔的名字。布罗代尔《物質文明、経済、資本主義》翻译出版于1985年（みすず书房），笔者根据同年出版的汤浅赳男的介绍（汤浅赳男，《文明の歴史人类学：「アナール」、ブローデル、ウォーラーステイン》，新评社，1985）了解其大致内容。另外，井上幸治（井上幸治编，《フェルナン·ブローデル》，新评论，1989）曾指出：“布罗代尔对日本的法国史研究者来说，是难以被广泛认可的历史家。”
译者注：上述沃勒斯坦与布罗代尔著作的中译本分别为《现代世界体系》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9]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教会の時間、商人の時間》，新仓俊一译，《思想》663号，1979（原著，1960）。
[10]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文化としての時間》，宇波彰译，TBSブリタニカ，1983（原著，1983）。
[11]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時間の歴史》，藏持不三也译，原书房，1986（原著，1982）。
[12]亨利·皮埃奇（Henri Puech）等编，《時間現象学》，神谷干夫译，平凡社，1990—1991（原著，1980）。
[13]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時間の文化史》，浅野敏夫译，法政大学出版局，1993（原著，1983）。
[14]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時間·欲望·恐怖：歴史学と感覚の人類学》，小仓孝诚等译，藤原书店，1993（原著，1985）。
[15]麦克·奥麦利（Michael O'Malley），《時計と人間：アメリカの時間の歴史》，高岛平吾译，晶文社，1994（原著，1990）。
[16]真木悠介，《時間の比較社会学》，岩波书店，1981。
[17]佐藤健二，《歴史社会学の作法：戦後社会科学批判》，岩波书店，2001。
[18]福井宪彦，《時間と習俗の社会史：生きられたフランス近代へ》，新曜社，1986（ちくま学芸文库，1996年再版）。
[19]福田アジオ，《時間の民俗学·空間の民俗学》，木耳社，1989。
[20]青木保等编，《文化の現在》7（代表编者：大江健三郎、中村雄二郎、山口昌男），《時間を探险する》，岩波书店，1981。
[21]川田顺造、坂部惠编，《ときをとく：時をめぐる宴》，リブロポート，1987。
[22]冈田英弘等编，《歴史のある文明·歴史のない文明》，筑摩书房，1992。
[23]松本亮三编，《感じられた時間と刻まれた時間》，花传社，1995。
[24]长野泰彦编，《時間·ことば·認識》，ひつじ书房，1998。
[25]佐藤次高、福井宪彦编，《地域の世界史6時間の地域史》，山川出版社，1999。
[26]桥本毅彦、栗山茂久编，《遅刻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時間意識の形成》，三元社，2001。
[27]Sato, Masayuki, “The Construction and Division of Time: Periodisation and Chronolog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Oslo, 2000.
[28]历史学研究会编，《再生する終末思想》，《歴史学の現在5》，青木书店，2000。
[29]克拉克（Grahame Clark），《空間·時間そして人類：時空認識の人類史》，服部研二译，法政大学出版局，1995。
[30]冈田英弘等编，《歴史のある文明 歴史のない文明》，筑摩书房，1992。
[31]佐藤次高、福井宪彦编，《地域の世界史6時間の地域史》，山川出版社，1999。
[32]石田一良编，《時代区分の思想：日本歴史思想序説》，ぺりかん社，1986。
[33]冈崎胜世，《キリスト教的世界史から科学的世界史へ：ドイツ啓蒙主義歴史学研究》，劲草书房，2000。
[34]增渊龙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
[35]岸本美绪，《風俗と時代観》，《古代文化》48卷2号，1996。
[36]强调历史之“他者”性质的有：高桥哲哉，《歴史 理性 暴力》，《現代哲学の冒险3差别》，收入同氏《逆光のロゴス》（未来社，1992），岩波书店，1990；上村忠男，《歴史的理性の批判のために》，岩波书店，2002；等等。论及“同时代感觉”的有：坂本多加雄，《市場·道徳·秩序》（创文社，1991）等。高桥和坂本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是两人都对客观主义发展观的史学持批判态度。成田龙一曾指出，围绕“历史教科书”产生对立的“社会史派”和“修正主义派”，都是采用“历史建构主义”的“并非单纯对立而是相互交织的关系”（成田龙一，《「歴史」を教科書に描くということ》，《世界》689号，2001）。
[37]杉山正明，《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歴史構図：世界史をつないだもの》，《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岩波书店，1997。
[38]内田银藏，《近世の日本》，富山房，1919（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年再版）。
[39]葭森健介，《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学》，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
[40]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陸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书店，1992；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朝日新闻社，1995；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みた世界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冈田英弘，《世界史の誕生》，筑摩书房，1992。
[41]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ヨーロッパ霸権以前：もうひとつの世界システム》，佐藤次高等译，岩波书店，2001。
[42]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陸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书店，1992。
[43]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時代区分論》，同氏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1アジアと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44]Fletcher, Joseph,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 1985.
[45]Reid, Anthony, 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岸本美绪，《構造と展開》，《岩波講座世界史13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伝統社会の形成》，岩波书店，1998。
[47]Wong, R. 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译者注：中译本分别为《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48]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リオリエント：アジア時代のグローバル·エコノミー》，山下范久译，藤原书店，2000。
译者注：中译本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49]三谷博，《「革命」の「理解」は可能か：複雑系をヒントに明治維新を考える》，《中国—社会と文化》15号，2000。
[50]关于内藤湖南，除了内藤湖南研究会的论文集（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之外，杂志《古代文化》分两次讨论中国史时代划分的特辑（46卷11号，1994；48卷2号，1996）中也多有论及。此外日本史研究方面，朝尾直弘《「近世」とはなにか》（朝尾直弘编，《日本の近世1世界史のなかの近世》，中央公论社，1991）在介绍内田银藏、内藤湖南论点的同时，指出有必要回到原点重新探讨时代划分的方法。历史社会学中也有筒井清忠编《日本の歴史社会学》（岩波书店，1999）分析了这些“时代划分论”。日本中世史家保立道久在2000年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有“对东亚历史的宏观认识，最终还是内藤比较正确”的发言（保立道久，《現代歴史学と「国民文化」：社会史、「平安文化」、東アジア》，《歴史学研究》742号，2000）。被视为时代划分论战之代表示例的“京都派”与“历研派”的对立，现在基本对研究者没了束缚，也可以说是例证之一吧。
[51]谷川道雄，《中国史の時代区分論をめぐって：現時点からの省察》，《史林》，68卷1号，1985；谷川道雄，《中国史上の古代と中世：內藤湖南への回帰》，《古代文化》45卷8号，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