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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他一级一级地下着楼梯。这么晚才回家，这么长时间他在街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法蒂玛，别去想，你会感到恶心的。但我还是有些好奇。不知道这阴险的侏儒是不是已经把门都关好了？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事！他会马上就躺到床上，为了证明他的仆人血统，他整个晚上都会呼噜呼噜睡觉的。这个侏儒，你就像个仆人那样没有烦恼、无忧无虑地睡吧，就把夜晚留给我吧。我睡不着。我想我会睡着的，我会忘了所有的烦恼，但我只能等着睡意来临，等着等着就明白自己终究是白等了。
以前，塞拉赫丁常说，法蒂玛，你的这种睡眠是一种化学反应，和所有的事情一样，睡眠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事情，正如人们突然之间发现水的分子式和汤是两回事，人们总有一天也会突然之间发现睡眠的分子式的。当然，很遗憾，找到这种分子式的不会是我们那些笨蛋，而会是欧洲人，到那时，谁也不会为了消除疲劳而穿上这可笑的睡衣，不会钻进那毫无意义的床单与你那可笑又愚蠢的印花被子里，也就不会白白地等着早晨的来临了。到那时，每天晚上只要一杯水，从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往水里滴上三滴，喝下去，就足以让我们变得就像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时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法蒂玛，你能想象一下到那时候，在我们不用睡觉的那些时间里我们能做些什么吗？你能想象一下那些不用睡觉的时间吗？
塞拉赫丁，我不用想也知道：我会看着天花板，就这么看着天花板等着，让思绪带着我走，但不会有睡意。要是我能喝葡萄酒和白酒的话，也许我也会像你那样睡着，但我不想要那种丑恶的睡眠。你以前能喝两瓶。法蒂玛，我喝酒是为了要消除百科全书带来的疲劳，是为了让脑子清醒清醒，不是为了酒兴。然后你就张开嘴打着呼噜睡觉，而我则闻着你那嘴里冒出来的酒气，你那张嘴令人想起那寄居着蝎子和青蛙的黑魆魆的井的井口，令人恶心，所以我总是离你远远的。冷冰冰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你冷得就像冰一样，你根本就没有灵魂！你要是喝一杯也许你就明白了！来吧，法蒂玛，请吧，喝吧，听着，我命令你，你知道你必须服从你丈夫吗？是呀，你知道，因为他们是这么教你的，那我现在命令你。喝吧，有罪孽的话算我的，来吧，法蒂玛，为了让你的脑子得到解放，喝吧，听着，你丈夫要你这么做，来吧，求你了，哎呀，主啊，这个女人非要让我求您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孤独，求你了，法蒂玛，快喝一杯吧，难道说你要反抗你的丈夫吗？
不，我不会相信披着蛇皮的谎言的！我从没喝过，除了那一次。那次我实在是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喝了。那种味道就像是盐、柠檬和毒药似的。我害怕极了，懊悔极了，马上漱了口，把杯子里的酒倒掉，洗了不知多少遍，然后好奇地等着头发晕，为了不至于瘫倒在地，我还坐了下来，啊，我的主啊，难道我也会像他一样喝醉吗？我担心极了，但什么事也没有。后来我明白了，心里也舒坦了——魔鬼碰不了我。
我看着天花板，还是睡不着，那就起来吧。我走了过去，轻轻地开了百叶窗，因为蚊子也不会来纠缠我。我轻轻地推开窗户，风停了，今夜很平静，无花果树一动也不动。我看了一下，雷吉普房间的灯灭了——他肯定是马上就睡着了，这个侏儒没什么事可想，所以马上就能睡着。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做做饭，洗洗我那几件衣服，然后就是到市场买东西，但他在街上闲逛好几个小时，最终买来的却是烂桃子。
我看不到海，但我在想它是从哪儿伸向哪儿的，它到底能够伸多远：这个世界真大！如果没有那些噪声纷繁的马达和光秃秃的舢板，我就会好好地闻闻它的芳香，好好地喜欢它。我还听到了蛐蛐的叫声。一个星期它就走了一步远的路。而我就连这一步远的路都没走。曾几何时，我以为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是个笨蛋。我关上百叶窗，插上插销——就让世界留在外面吧。
我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看着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沉默着。半满的玻璃瓶，里面的水纹丝不动。我想喝水的时候就会打开玻璃盖，抓住瓶子拿起来，把水倒到杯子里，看着水是怎么流的，听着它流动的声音。玻璃叮当作响，水发出缓缓的淙淙声，清凉的气流从这儿涌向那儿；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常常把玩着，自娱自乐，但我不会喝。还不到喝的时候。应该好好地享受这些分割时间的东西。我看着我的梳子，看到了缠在上面的我的头发。我拿了起来，开始清理。那是我九十岁的脆弱纤细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掉着。时间，我喃喃着，他们所说的时间，也会掉落的。我停了下来，把梳子朝天放下：它就像一只壳外翻了的虫子一样躺着，我吓了一跳。如果我把每一样东西都这样放下，我一千年不去碰，谁也不去碰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东西就会这样待上一千年。桌上有钥匙、玻璃瓶和其他物品——多奇怪，每样东西都待在它所在的地方一动也不动！那样的话我的思绪也会有点像冰块一样凝固起来，没有色彩，没有气息，就那么待着。
但明天他们要来，我要想一想。你好，你好，你好吗，你好吗，他们会吻我手，祝你长寿，您好吗，亲爱的奶奶，您好吗，您好吗，奶奶？我要琢磨琢磨他们。不要一起说话，不要说同样的话，你过来，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说说看，你都在做些什么，我知道我这么问就是为了要受受骗，就是为了要听那一两句敷衍了事的话！哎，总共就这些吗？你们不想和你们的奶奶说说吗？他们会互相望一望，相互间谈一谈，笑一笑，我能听到，也能了解到。最后他们说话就会大声起来。别喊那么大声，别那么大声，谢天谢地，我的耳朵还听得见。对不起，奶奶，我姥姥的耳朵已经听不清了！我不是你们姥姥，我是你们奶奶。对不起，对不起！好吧，好吧，那你们就说说吧，说点什么吧。说什么呢？那就说说你们姥姥，她在做些什么？他们就会一下子愣住：真的，姥姥在做什么？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他们没去看她，也没去了解她。我会想，那也没关系，我还是要问一问，不是为了要相信，但我还是要问一问。而这时，他们甚至都已经把这事忘了：他们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关心这房子，不是在想着我的问题，而是在想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是独自一个人……
我探起身从盘子里拿了一颗杏，吃着，等着。不，一点用都没有。我还在这儿，还在这些东西当中，并不在想些什么。我看着桌子。还有五分钟就十二点了。钟的旁边是古龙水瓶，再旁边是报纸，报纸旁边则是手帕。它们就那么待在那儿。我常常看着它们，目光常常在它们身上游移，仔细看着它们的表面，等着它们跟我说些什么。但它们已经让我想起了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瓶香水、报纸、手帕、钥匙和钟——它总是那么嘀嗒作响，可谁也不懂得时间是什么，就连塞拉赫丁也是。突然，我的思绪中出现了之后的另外一段回忆，接着是零零散散、忽东忽西的一些。千万不要跟这些回忆中的任何一个纠缠，快跳出来，出来，快出来，快跳出时间，快跳到房间外面去。我又吃了一颗杏，但我没能出来，而是更加盯着这些东西看，仿佛是为了打发时间，直到我对这些旧物感到厌倦——假如我不在这儿，假如谁都不在，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得到永恒，那时候就没有人会说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了，就连想都不会去想了，谁都不会！
哎，我没能自娱自乐。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上了个厕所，洗了洗。角落里有只蜘蛛悬在半空，我没理它，又走了回来。一转旋钮，吊在天花板上的灯就灭了，只剩床头的灯还亮着，我上了床。天气有点热，但我不能没有被子，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可以拥在怀里的，可以钻进去，可以藏在里面。我的头枕上了枕头，等待着，我知道睡意不会马上就来。昏暗的灯光照着天花板，我听着蛐蛐的叫声。炎热的夏夜！
但好像以前的夏天更热，我们常常喝柠檬水、果子露。不是在街上，但都是些系着白围裙的人。我妈妈常说：法蒂玛，我们可以在家里让人干干净净地做给我们喝。我们从商场回来，商店里没什么新东西。傍晚，我们等父亲回来，他回来后就会不时地咳嗽，浑身烟味，说着，聊着，而我们则听着。有一次他说：法蒂玛，有一个医生想要娶你。我不作回答！有个什么医生，我不说话，而我父亲也不说什么，但第二天他又提了起来，而我才十六岁。我妈妈说：你看，法蒂玛，是个医生。我想：奇怪，不知道他在哪儿见过我？我害怕了，没问，又想道：医生。笨不笨？后来父亲又说了一次，还补充说道：法蒂玛，人们都说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详细打听了一下，人很勤奋，也许还有点野心，但都说他是个正直、聪明的人，你好好想想。我闭上了嘴。天很热，我们喝着果子露，我不知道。最后我说：好吧。就这样我父亲就把我叫到了他跟前。女儿，你就要离开父母家了，你要牢牢记住，他说，不要太多地过问男人的事情，只有猫才会那么好奇。好的，爸爸，我早就知道。女儿，我再跟你说一遍，手不要那么放，你看，不要咬指甲，你已经多大了。好的，爸爸，我不问，好的，我没有问。
我没有问。四年了，而我们还没有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天气。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塞拉赫丁没去诊所，找到了我，说：法蒂玛，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为什么，塞拉赫丁？我没这么问，但他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接着讲：法蒂玛，我们将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今天塔拉特帕夏把我叫了去，对我这样说：塞拉赫丁医生，你不会在伊斯坦布尔住下去了，也不会再从事政治了！这个无耻的家伙这么对我说，我一再说不行，他说，你说你很勇敢，我们要立刻用第一艘船把你和其他人一起送往锡诺普监狱，你大概不会乐意，但没办法，你给我们找了太多的麻烦，不断诽谤我们的党，但你像是个有头脑的人，理智些，听说你结婚了，你是个医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可以挣很多的钱，足够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过上舒适的生活，你的法语怎么样？该死的，你明白了吗，法蒂玛？这些联合主义分子在胡闹，他们忍受不了自由，他们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有什么分别？好吧，塔拉特先生，即使我接受你的邀请，即使我马上就收拾好我的坛坛罐罐，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因为害怕进锡诺普监狱：不！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在监狱的角落里给你们必要的回应，而是在巴黎。法蒂玛，我们去巴黎，把你的戒指和宝石卖掉一两个！你不愿意吗？那好吧，我现在还有些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去欧洲，去塞拉尼克，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我们可以去大马士革，你看，勒扎医生去了伊斯肯德里，他在信中说他在那儿挣了好多钱，我那些信在哪儿，我找不到了，我跟你说不要碰我桌上的东西，哎呀，主啊，也可以去柏林，但你听说过日内瓦吗，这些人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要坏，快点，与其这样傻乎乎地看着，不如赶紧收拾行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妻子必须坚强，不是吗，没什么好怕的。我一声不吭，就连一句“随你的便”也没说，而塞拉赫丁还在说着，说着他们在巴黎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所做的事情，说他自己到了巴黎后会对他们做些什么，还说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如何风光地乘火车从巴黎回来！后来，他说，不，去大马士革，去伊兹密尔，又说去特拉布宗我也愿意，法蒂玛，我们要卖掉我们的家产，你准备好做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做斗争，法蒂玛，不要在用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待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走出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赫丁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丑陋的光。一直以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桌旁，看着那长颈大肚玻璃瓶。水在里面一动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了，似乎这一玻璃瓶的水是那么一种让人感到吃惊的东西。有一次，我用杯子罩住了一只蜜蜂。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看看它：它在杯子中转悠了两天两夜，一直到它明白没有任何出路为止，然后缩在一边一动不动地待着，明白除了等待，除了毫无目的地等待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样一来我就对它感到厌烦、恶心了，我打开百叶窗，蹭着桌子把杯子移到了桌边，拿开杯子让它飞走，但这蠢货没有飞走！它就那么待在桌子上。我叫来了雷吉普，让他把这恶心的虫子蹍死。他撕了一点报纸，小心地抓住蜜蜂，从窗户扔了下去。他不忍把它杀死。他也和它们一样。
我倒了杯水，慢慢地把水喝完了。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站了起来，上了床，侧身枕到枕头上，回想着在这儿建这栋房子的时候，塞拉赫丁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看一看：这里将会是我的诊所，这里是饭厅，这里是欧式厨房；我给孩子们每人盖一个房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展自己的个性，是的，法蒂玛，我想要三个孩子；正如你所看到的，每扇窗户我都没让人装上笼子，那是多么丑陋，女人都是鸟吗？都是牲口吗？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扔下我离开，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那儿安上百叶窗。法蒂玛，你也别说这说那了，那也不是封闭阳台，阳台是突出的那部分的名字，通向自由的是窗户，多美的景象啊，不是吗，法蒂玛，伊斯坦布尔应该就在老远的那片云彩的下面，好在我们在五十公里远的盖布泽下了火车，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相信他们那混蛋政府能够长此以往，也许房子还没盖好，那些联合主义分子就倒台了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回伊斯坦布尔了，法蒂玛……
后来房子盖好了，我的多昂也出生了，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但该死的联合主义政府还是没倒台，塞拉赫丁便对我说，法蒂玛，你去一趟伊斯坦布尔吧，塔拉特对我下了禁令，但没有禁止你，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可以去看看你母亲，看看你父亲，可以去拜访一下许克吕帕夏的女儿们，你可以去买点东西，可以买点新衣服穿，至少可以穿上你在这儿日夜踩着缝纫机、熬肿了漂亮的双眼做的和织的衣服去给你母亲看看，他说，法蒂玛，你为什么不去呢？但我说，不，塞拉赫丁，我们一起去，等他们倒台之后我们一起去。但他们老是倒不了台。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塞拉赫丁的报纸要晚三天到，但他已不像以前一样一看到报纸就抢着读了，对于那些关于巴勒斯坦、加利西亚和达达尼尔战役的消息也漠不关心了，有些天晚饭后他甚至都忘了去随便翻翻报纸了，因此是我先看到了那份报纸），联合主义者们倒台了，我就把这份报纸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放在了他的盘子上。当他放下百科全书，下来吃午饭时，立刻就看到了那份报纸和那条新闻，因为报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很大。他看了，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但我听到我头顶上的脚步声到了晚上都没有停歇，我明白了，整个下午他的百科全书都没动一个字。晚饭时塞拉赫丁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便这么说道：看到了吧，塞拉赫丁，他们倒台了。哈，是的，他说，政府不是倒台了吗，联合主义者们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逃跑了，我们也战败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晚饭后，他还是没有看我的眼睛，就像是提起什么想要忘掉的罪过似的扭扭捏捏地说道：法蒂玛，等我写完百科全书后我们就回伊斯坦布尔，因为相对于我要写百科全书这件大事来说，伊斯坦布尔那些混蛋们称之为政治的那些日常事务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更加意义深远，更加伟大，几百年之后仍会有影响；我没有权利半途而废，法蒂玛，我现在就上楼去。塞拉赫丁说完就上了楼。就这样，那部该死的百科全书他又写了三十年，直到他发现自己得了绝症，发现之后又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之中写了四个月，一直写到口吐鲜血，直至死去。而正因为他写了这部百科全书，我在这儿待了七十年（塞拉赫丁，我唯一要感谢你的也就这一点），我就在天堂堡垒，摆脱了你所谓的“未来的伊斯坦布尔和没有宗教的政府”这一罪孽，不是吗，我法蒂玛已经摆脱掉了，你可以安稳地睡了……
但我睡不着，听着远方来的火车的声音，听着它的汽笛声，接着是机车声和轰隆声。以前我很喜欢这种声音。我会想象着远方没有罪孽的国家、土地、房屋、花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很容易上当受骗。又一列火车过去了，我已经听不到了。去哪儿了，不要想！我头枕着的地方有点热了，我便翻了个身。头一枕下就感到耳朵下面很凉爽。冬天晚上常常很冷，但谁也不往谁跟前靠。塞拉赫丁睡觉时打呼噜，我很讨厌他嘴里冒出来的葡萄酒味，我就会到旁边的房间，在冰冷的屋里坐着。有一次我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想看看他写的东西，看看他从早到晚都写了些什么。他写了人类的祖先——大猩猩这一词条——今天，当我们见证了科学在西方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后，有关真主安拉的存在这一问题已经作为一个可笑的问题被抛置一边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条——他写道，如今东方仍在中世纪深邃而可恶的黑暗中沉睡，这并没有令我们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感到绝望，相反，它激起了我们巨大的工作热情，因为很明显，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科学从那儿搬到这儿，而是不得不要重新去发现；他还写道，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弥补东西方之间几百年的差距，现在，当快要进入这项伟大工程的第八个年头时，我看到，有那么一些变傻了的人群，他们害怕真主——我的主啊，法蒂玛，别看了，但我还在看下去——他写道，也就是说，为了唤醒一群麻木的人，我不得不做一堆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些发达国家看起来是相当滑稽可笑的；他写道，要是我有一个能够诉说所有这些事情的朋友就好了，不，就像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一样，我现在对这个冷漠的女人也绝望了，你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塞拉赫丁；他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写到了一小片纸上，他写道，利用波利考斯基书中的地图来绘制鹳类和鸟类的迁徙图，为了向那些麻木的人证明真主并不存在，他举了三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不行，我看不下去了，够了，法蒂玛，我飞快地扔掉了那些罪恶的纸片，逃离了冰凉的房间，这是个充满诅咒的房间，甚至到他死后的那个寒冷的下雪天为止我都没再进去过。第二天早上，塞拉赫丁马上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进我的房间了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进了我的房间，翻看了那些纸片，是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翻过了，把顺序弄乱了，有些还被你弄掉在了地上，法蒂玛，算了，没什么大不了，你想看就可以看，看吧！我不说话。你看过了，不是吗？好极了，做得好，法蒂玛，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是不说话。你知道我一直想这样，不是吗？看吧，法蒂玛。读书是最美好的事情，去读，去了解吧，因为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我不说话。你要是看了书悟出了道理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法蒂玛，哎呀，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太多了！
不，非常少——我已经九十岁了，我知道，非常少——物品，房间，我望着，看着，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从一个怎么都关不紧的水龙头里不断滴下的水滴。在我的身体和头脑中，现在是刚才，刚才则是现在，眼睛闭上又睁开，窗户推开又关上，白天黑夜，接着又是一个早晨，但我从不会上当受骗，我还是会等待。他们明天来。你好，你好！祝你长寿。他们会亲吻我的手，会对我笑——那俯向我手的脑袋上的头发真是奇怪。您好吗，您好吗奶奶？像我这样的人能说什么呢？我活着，等待着。坟墓，尸体。来吧，睡意，来吧。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连蟋蟀的叫声也听不到了。蜜蜂也飞走了。早上还有些什么呢？早上屋顶上会有乌鸦、喜鹊……我可以早点醒来，听听它们的叫声。喜鹊真的是小偷吗？一只喜鹊偷了皇后、公主们的珠宝，每个人都在追赶它。我很好奇那只鸟是怎么带着那么重的东西飞的。这些鸟是怎么飞的呢？气球、齐柏林式飞艇和塞拉赫丁写的那个男人。林德伯格(2)是怎么飞的呢？要是他喝的不是一瓶而是两瓶的话，他就会忘记我不会去听，就会在饭后说起来。法蒂玛，今天我写了有关飞机、鸟类以及有关飞行的东西，这几天我就快完成“空气”这一词条了，你听着：空气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法蒂玛，它里面含有许多颗粒，就像水上的船一样，吃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那么重。我，不，我不懂气球和齐柏林式飞艇是怎么飞的，但塞拉赫丁很激动，他一直在说，最后扯着嗓子喊出了一个每次都相同的结论：看吧，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了解一切事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如果了解了整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真主就不会存在了，我们也一样。但是我已经不听你说了！他要是再喝了第三瓶的话，我也不听他那咆哮着所说的话：是的，没有真主，法蒂玛，只有科学。你的真主死了，蠢女人！然后除了喜欢和厌恶自己，已不存在任何可以信仰的东西，这时候他会陷入丑陋的欲望，奔向花园里的木屋。别想了，法蒂玛。一个用人……别想了……两个都有病！想点别的吧！美好的早晨，古老的花园，马车……来吧，睡意，来吧。
我像只猫一样小心地伸了一下手，床头的灯就灭了。寂静的黑暗！但从窗户缝里有几丝微弱的光线渗进来，我知道。我已经看不到家具了，它们摆脱了我的视线，静静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就好像在说没有我它们也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了，但我了解你们：你们就在那儿，家具，你们就在那儿，就在我旁边，像是我感觉到了你们。偶尔有谁发出吱呀声，我认得这个声音，它并不陌生，我也想发出点什么声音。我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称为空间的东西是多么奇怪啊！表嘀嗒嘀嗒地响着，把它割裂开来。坚决又执着。一个念头，接着是另一个念头。然后就到了早上，他们来了。你好，你好！我睡着了，又醒了，时间过去了，我睡得很好。他们来了，老夫人，他们来了！在我等的时候又听到了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去哪儿？再见！去哪儿，法蒂玛，去哪儿？我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禁止我们待在伊斯坦布尔。你的那些戒指拿了吗？拿了！缝纫机呢？也带了。你的钻石、珍珠呢？你的一生当中会需要它们的，法蒂玛。你可得快点回来呀！别哭了，妈妈。箱子、行李正在装上火车。我还没能生下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上路了，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起被流放到远方，谁知道会被流放到哪个国家，我们上火车了，你们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你们看，我走了，要去远方了。
(1)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t，1842—1918），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位期间实行专制制度，后被青年土耳其党废黜。
(2) 林德伯格（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探险家，1927年驾驶单引擎飞机飞越大西洋，是历史上首次完成此举的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