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总体走势

参照“CNKI研究动态”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96年开始至2008年间，民俗习惯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学界聚焦的热点问题，并于2008年达到顶峰状态，2009年至2012年虽有所下降但也一直维持着高关注度状态，其中2011年至2012年关注度有所上升，2012年以后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并伴随波动变化。因此，按照学术关注度，可以将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研究状态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6年至2005年，这一阶段是低关注时期，学术关注度均在10次以下。

第二阶段是2006年至2008年，这一阶段是持续上升期，关注度连续五年快速上升，从10次上升到近30次，增长幅度远远超过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该阶段为平稳发展期，关注度一直居于20次以上，虽有波动变化，但走向基本平稳，总体维持较高水平状态。

在民俗习惯司法适用学术关注度方面，第一阶段高峰出现在2003年。⁽¹⁾蒋颖、王向前的《村规民约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探析》（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被引用23次；牛振宇、张晓薇的《正视与反思：中国诉讼文化的现代化进路》（载《当代法学》）被引用17次；孙国华、杨思斌的《“习惯法”与法的概念的泛化》（载《皖西学院学报》）被引用16次；袁登明、吴情树的《六合彩活动的犯罪学分析》（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被引用15次；刘德龙、赵阳的《略论私力救济》（载《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被引用14次；王青林的《民间法基本概念问题探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被引用14次；白呈明、陈晓莉的《对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救济的思考》（载《求实》）被引用13次；白呈明的《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救济》（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被引用11次；王勇的《中国西部法律文化变革的现代性取向及其代价》（载《西北师大学报》）被引用9次。

第二阶段高峰期出现在2008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蔡绍刚、蒋飞、朱千里的《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价值与可能性》（载《法律适用》）被引用28次；徐勇的《“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载《东南学术》）被引用27次；⁽²⁾王林敏的《论民间法的识别》（载《山东大学学报》）被引用18次；⁽³⁾淡乐蓉的《藏族“赔命价”与国家法的漏洞补充问题》（载《中国藏学》）被引用14次；蔡昱、龚刚的《“亲亲不能相隐”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亲亲相隐”于民间法的归隐》（载《南开经济研究》）被引用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