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约瑟夫，我太累了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候任总统时，全美国的雕塑家一定都渴望能跟他面对面，为他雕刻头像，而我母亲有熟人。我们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院子里，她有一个顶要好的朋友兼邻居，是个名叫霍华德·惠特曼的老好人，他刚丢了《纽约邮报》记者的饭碗。霍华德在《纽约邮报》的一个前同事如今在罗斯福纽约总部的新闻办公室工作。这可以给母亲走后门行方便——或是像她说的，获得入场许可——而且，她有信心能处理好接下来的事。那时候，她对自己做的所有事都信心满满，但这其实并没能掩盖她对各方面支持和认可的渴求。

她算不上一个很优秀的雕塑家。自跟父亲离婚后，她入这一行才三年，作品仍透着一种生硬而业余的感觉。在给罗斯福塑像之前，她擅长的是“花园塑像”——膝盖以下变成山羊腿的真人大小的某个小男孩，跪在羊齿蕨丛中吹着潘神牧笛的另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们要么举起的胳膊上挂着串串雏菊，要么走在张开翅膀的鹅身旁。这些天马行空的小孩塑像是用石膏做的，漆成了绿色，仿制久经日晒雨淋的青铜质感。它们被放在自制的木头底座上，绕着她的工作室摆了一圈，以便在房间中央留出空间给雕塑台，上面放着她正用黏土做的各种东西。

她的想法是，许多优雅高贵的有钱人很快就会发现她：他们会用她的雕塑作品装扮自家园林，还想跟她当一辈子的朋友。此外，以给候任总统塑像的第一位女性雕塑家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小小宣传一下，这对她的事业总归没什么损害。

且不说别的，她的工作室真不错。事实上，算上她此后人生所拥有的众多工作室，这间是最好的。我们院子这侧对面有六到八座老房子，都背对着贝德福德街，我们家的房子可能是这一排的门面，因为一楼的前屋有两层楼高。走下几级宽宽的砖石台阶就到了高大的前窗和前门，接着是挑高宽敞、采光明亮的工作室。这里足够大，也能当客厅，所以除了那些绿油油的花园小孩塑像外，这里还摆着客厅家具，全都是从我们跟父亲居住过的郊区小镇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1)——我出生的地方——那栋房子里搬来的。工作室的一端接着二楼的阳台，楼上挤着两间小卧室和一间窄浴室，阳台下方的一楼空间延伸至贝德福德街，那边是整套公寓中唯一能让你知道我们没多少钱的部分。天花板很低，里面总是暗暗的，小窗对着人行道铁栅栏的下方，街上的洼坑里填满了垃圾。我们的厨房蟑螂肆虐，大小勉强够放一架炉子、一个从来洗不干净的水池和一个棕色木壳的冰箱，冰箱里的冰块黑不溜秋的，总是在融化。剩下的区域就是我们的餐厅，就连那张曾在哈斯廷斯用过的大旧餐桌都无法让那里焕发光彩。不过，我们的美杰士牌收音机也放在那里，把那儿变成了我姐姐伊迪丝和我可以享受的地方：我们喜欢收听下午晚些时候播放的儿童节目。

一天，我们刚关掉收音机走进工作室，就发现我们的母亲正跟霍华德·惠特曼讨论罗斯福塑像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事，我们一定打岔问了太多问题，因为她说：“伊迪丝？比利？够了吧。我之后再跟你们说这些事。快去花园里玩儿吧。”

她总是把院子叫作“花园”，尽管除了一些市政部门种的矮树和一小块从没生长开来的草坪，那里什么也没有。大多是光秃秃的土地，被铺路砖隔开，这儿露一块那儿露一块的，地上沁着些许煤烟，四下散落着猫狗的粪便。院子虽说有六到八座房子那么长，却只有两座房子那么宽，让这里显得逼仄阴郁，唯一有趣的是靠近我们家的地方有一座破旧的大理石喷泉，比鸟澡盆(2)大不了多少。喷泉原本的设计是想让水沿着上层边缘均匀地滴下来，叮叮咚咚地汇入下层水池，然而岁月流逝，设计已被破坏。水从上层边缘唯一保持干净的一英寸宽的地方溢出来，一道水流淌如细绳。下层水池里的水深得能在酷暑天浸凉你的双脚，可那也没多大乐趣，因为水底的大理石上结满了褐色的浮垢。

住在那里的两年间，姐姐和我每天都能在院子里找到事做，但那仅仅是因为伊迪丝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在做罗斯福头像时，她十一岁，我七岁。

“爸爸？”一天下午，在父亲位于上城区的办公室里，她问道，“你听说了妈妈正在给罗斯福总统做头像吗？”

“噢？”他正翻找他的办公桌，想找到他说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什么玩意儿。

“她要来纽约给他量尺寸什么的，”伊迪丝说，“就职典礼后，等雕塑做完了，她会带着它去华盛顿，在白宫送给他。”伊迪丝经常对父亲或母亲说另一方的光荣事迹，这是她长久以来想让他们重归于好的部分徒劳的努力。许多年后，她对我说，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从他们离婚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她说，在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的那段时光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那让我感到嫉妒，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嗯，”父亲说，“真厉害啊，是吧，”随后他在桌子里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他说，“找到喽。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是两张打有齿孔的薄纸片，看起来像是邮票贴纸，每张贴纸上都有黄色背景衬着一个亮白色电灯泡的标志，还印着字：“更亮。”

我父亲的办公室位于通用电器大楼二十三楼众多小格子间中的一个。他在当时叫麦自达电灯部的部门担任区域销售副经理——这份工作普普通通，但业绩好的时候，也足够让他租住在像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这样的小镇上。这些印有“更亮”的贴纸是最近一场销售会上的纪念品。我们对他说贴纸很漂亮——也确实如此——但对怎么用它们表示了疑问。

“噢，它们就是用来装饰的，”他说，“我想你们可以贴在课本上，或者——你们懂的——想贴哪儿就贴哪儿。准备好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叠好那些贴纸，收进里面的口袋，在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从地铁出口去院子的路上，在西村的某个地方，我们总会经过一块空地，那里的人们挤在一起，围着用破水果箱子和垃圾生起的小小火堆，有些人用衣架铁丝架着罐头食物在火上加热。“别盯着看，”父亲在第一次经过时就说，“那些人都失业了，他们吃不饱肚子。”

“爸爸？”伊迪丝问，“你觉得罗斯福是好人吗？”

“当然了。”

“你觉得所有民主党的人都是好人吗？”

“嗯，大部分是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多年来一直参加当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他曾为他的一些民主党友人做过事——我母亲形容他们是来自塔马尼协会(3)的讨厌卑鄙的爱尔兰人——帮他们在城里各个地方开设麦自达电灯分销店。他喜欢他们的社交聚会，总是受邀唱歌。

“嗯，当然了，你太小了，记不得爸爸唱歌。”一九四二年父亲去世后，伊迪丝有一次对我说。

“不，我不小了，我记得的。”

“但我是说真的记得，”她说，“他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男高音。还记得《丹尼少年》(4)吗？”

“当然。”

“啊，天呐，那真棒，”她闭上眼睛说，“那真是——真的太动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