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

琵琶记

偏重《琵琶记》，并不仅借它“南戏之祖”的美誉，而更多的是为了我画里的女人——《琵琶记》的主人公赵五娘。在我看来，她代表着中国人的道德和良心，是真正担得起“平凡而伟大”这几个字的。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之正文由男人书写，而女人默默书写着背面。

写在背面的内容很多，归纳起来便一个字：孝。

这个字实在简单，而且“老生常谈”，但却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比如《琵琶记》，该剧讲的是：东汉蔡邕进京赶考，留下新婚妻子赵五娘侍奉双亲。恰遇荒年，五娘变卖了身上所有家当奉养公婆，几至衣不蔽体，自己背地里吃糠充饥，由此还招致婆婆的猜疑。待真相大白，婆婆痛愧交加，竟撒手人寰，随即公公也辞世。五娘祝发买葬，罗裙包土，十指筑坟。手绘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乞讨，千里寻夫，终得团圆。

在《吃糠》一出里，赵五娘唱《孝顺歌》：

糠和米，本是两依倚，谁人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地教奴供养得公婆甘旨？

其实，吃糠距我们并不遥远，我父母那代人大都吃过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糠麸还算好“食物”，草根、树皮、玉米芯、观音土……比糠更难吃难咽的都得吃，为了活着，这就是现实。

而舞台上，自有赵五娘的“现实”——自己此时此际的吃糠和丈夫在相府里饱尝山珍海味，对照无比鲜明。米和糠，真境与虚境，实指和意指，在唱词中交叠，好媳妇的复杂心理刻画得深刻而逼真。

若问，像赵五娘这样的女子，当世能有几个？别说百里挑一，恐怕百万里挑一，我看也难。这并不是因为赵五娘的品德高尚到极致，无法超越，而是时代变了，社会结构在变，思维和想法也在变。简言之，人变了。中国的男人不再像过去的男人，中国的女人也不再像过去的女人。在过去，中国的民间属实有无数个赵五娘——有多少漂泊的商贾、宦游的墨客、戍边的士卒、服役的征夫，就有多少在家中经年累月、任劳任怨的女人。

不管这世道是乱是治，都是男人集体书写给外面看的“官方文件”，女人集体书写的“日记家书”，才是历史另一面的真实。男人不易，女人更难。坚定女人们的信念、在心底支撑着她们的未必是所谓的“爱情”，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道德上的标杆，这个东西被描述成中国哲学思想最高法则的“道”——孝道。

孝道是传统中国得以社会稳定前行的基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立说、百家争鸣，但无论“儒墨道纵横法”，唯有对“孝”的概念毫无争议。儒家宣称孝道乃“天经地义”自不必说，连以严酷著称的法家都特意强调“孝”之重要：“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说到底，中国的社会机制乃家族或宗亲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百家姓”家家得以自治自荣，国家天下由是而治而荣。所以《孝经》中说：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泛言之，“事君”是男人的事，“事亲”是女人的事，“立身”则不论男女，贯其一生。《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想通过塑造“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来宣扬“封建道德”，挽救末世之危难。但在《琵琶记》一剧中，我们看到，男主角蔡伯喈的“事亲”“事君”和“立身”样样做得犹豫不决；相反，赵五娘却以彻头彻尾完美的“事亲”孝举，感动了所有人，同时也在自己人格上实现了“终于立身”，足以为万世楷模。

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男人留给男人们的豪言壮语，男人们需要这些，但壮则壮哉，却无关乎一针一缕，一茶一饭。赵五娘什么都未曾言，她只是用她吃糠的口、筑坟的手、千里的足印、弹尽人间风雨的琵琶声声，去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她和她所爱的，以及她所理解的世间的一切。

那一切里，寄寓着中国人人性中所有的美好。这份美好，而今已日渐消散在尘嚣日上的都市房价里，湮没于电视里宫廷剧的钩心斗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