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追寻库尔特与尼科的足迹
这本书中的故事跨越了整整两代德国人，记述了两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如何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便是我的爷爷和父亲，前者背井离乡流亡至美洲新大陆，后者则是通过移民手段来到美国。本作分别回顾了二人的人生，记述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起伏。此书成书于右翼民粹主义在大西洋两岸有所抬头之际。其间，我以旅居柏林一年的所见所闻为背景，融入自己对家族与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我的爷爷名叫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是一名书商，在“一战”爆发前曾叱咤整个德国文学界。他遗传了母亲的犹太血统。彼时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邪恶政权的势力日渐壮大，但并非这血统使我爷爷不容于时代，而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知力使他与时代格格不入。脆弱的和平、恶性的通胀，加之动荡的时局，在种种因素的冲击之下，库尔特举步维艰，无奈于1930年关闭了亲手创立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三年后，他逃离了纳粹德国，一路辗转来到纽约，于1941年在此创立了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 Books）。与此同时，被他留在大洋彼岸的家父尼古拉斯·沃尔夫（Nikolaus Wolff）先被征召进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第三帝国的军队）服役，后在战斗中成为俘虏，被投进美军战俘营，1948年他移民美国。
从我出生（1957年）到家父去世的整整五十年间，美国社会盛行着种族融合之风。受此影响，父亲保持着“一切向前看”的生活态度，我也因此跟着安享盛世太平，坐看河清海晏。“二战”结束后，怀旧思潮在美国方兴未艾，但父亲却无动于衷。他不愿意回首往事，我也只好闭口不谈过去，随他一同积极活在当下，用努力工作治愈过往的心灵创伤，这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投入到忙碌的“工作疗法”（Arbeitskur）中去。
但是，在我父亲去世十年后，年过六旬的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对家族的往事愈发感兴趣，内心渴望深挖先人们在欧洲的生活经历，探寻他们未曾详述的黑暗岁月。像我这一代的德国人，常常会缠着长辈问关于纳粹的各种问题，会催着父母和祖父母讲他们知道和做过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对家族历史的了解很不充分，内心的愧疚感油然而生。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西德经济奇迹”的浪潮裹挟着毒品、摇滚与内乱，席卷了德国社会。当时的人们认为，德国经济能够复苏，归功于一种保留了纳粹残余的政企体制。因此，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对长辈们淡忘历史和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感到不满，指责他们堂而皇之地用忙碌的“工作疗法”麻痹自我。自那以后，德国民众普遍愿意正视“反省、悔罪与承担历史责任”问题，即愿意“克服过去”（working off the past，德语为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此思潮愈演愈烈，现已成为现代德国的一大特质。
有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德国表弟，是我父亲的教子。他从事的也是记者职业，并且与我父亲同名。有一次，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决定去柏林？”我回答说：“你们很早就开始‘克服过去’，而作为美国人的我，却迟迟没开始这么做。”听我这么一说，尼古拉斯表弟豁然开朗，因为他年轻时就致力于宣扬自己的反主流文化主张，甚至参加过“洗涤父辈罪孽仪式”。可以确定的是，我虽然很晚才开始“克服过去”，但应该可以得到谅解，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我的亲戚，也就是沃尔夫家族的成员们，如今散居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市（Rochester），几乎和德国不再有任何瓜葛。其次，我所盘点的过去主要是美国人的罪行，如奴隶制与吉姆·克劳法案，它们牵涉到的是母亲那边的祖先。最后，家父来到美国时只有21岁，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但在这个包容的国家里，他很快就被接纳为纯正的美国人，地位丝毫不输自己的妻子（土生土长的康涅狄格州欧裔白人）。
有了想法后，我便着手为柏林之行做准备。为此，已在《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工作了36年的我，毅然选择买断工龄，然后将买断金存入德国的一家银行。我的妻子瓦妮莎（Vanessa）也向工作单位递交了辞职信，辞去了访视护士的工作。我们还找到了一对夫妇，让他们搬进位于佛蒙特州的旧农舍，替我们照顾小猫小狗。为了安顿两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弗兰克（Frank）和克拉拉（Clara）］，我们把他们送进了柏林城郊的国际学校读书。在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瓦妮莎和我租下了一整年的公寓，与来自190多个国家的居民为邻。这片区域仍未受到“中产阶级化”浪潮的冲击，尚存有一丝古朴的东地中海风情。另外，得益于柏林有大量共享工作空间，我很快便在家门口的AHA众创空间（AHA Factory）找到了一张办公桌。从这座工作空间的命名不难看出，创始人期望里面的租户每隔几分钟就能迸发出令人欣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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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乘坐的航班降落在泰格尔机场（Tegel Airport）。当时，我对爷爷和父亲在欧洲的生活轨迹，仍然只存有模糊的印象，只知道爷爷库尔特·沃尔夫在1933年2月28日那晚永远地离开了德国。他飞离柏林时，德国国会大厦的大火虽然已被扑灭，但余烬仍在闷燃。在接下来的六年半时间里，他为了续签即将到期的德国护照，在瑞士、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辗转奔走。而在1931年，他就已经与奶奶正式离婚，将我的父亲（当时只有11岁）和他的姐姐玛利亚（Maria，当时只有14岁）留在慕尼黑同我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的家族拥有默克（Merck）制药帝国。与三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还有奶奶的第二任丈夫，此人和我奶奶都是非犹太血统。
在库尔特签下的作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如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表现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或 “反动”文人。相比库尔特母亲的犹太血统，纳粹似乎对这些作家更深恶痛绝，将他们的作品全部丢进火堆焚毁。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沃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均未能幸免于难。德军攻占法国后，库尔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Helen），在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及其所属紧急救援委员会（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的出手相助下，携他们的儿子（即我同父异母的小叔克里斯蒂安）逃离尼斯，后于1941年3月从里斯本启航前往纽约。到了第二年年初，库尔特和海伦便在曼哈顿租住的公寓内创立了“万神殿出版社”。
接下来，库尔特的公共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名字至今仍然能够引发部分文学界人士的好奇。相比之下，我父亲的生活却从未走进公众的视野，因此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一些难题，致使我对我的父亲尼科（Niko）[1]·沃尔夫的许多经历心存疑惑。比如，他是犹太人，却为何能被征召进德国国防军服役？当他的父亲逃离德国时，为何没有带上他，而是把他留在原地，让他亲身遭受纳粹统治的蹂躏？尼科把怎样的罪孽背负到了新大陆，以至于要用余生偿还？他能逃过战后的审判，难道是因为有人暗中干预，或是被豁免了罪行，还是享有什么特权？那我能来到这世上又因为什么呢？我需要悔过哪些事情呢？
与库尔特不同，我父亲尼科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从中听不出半点“信仰流亡者”（Gesinnungsemigrant，指因坚持信仰而流亡海外的德国人）的孤傲。刚刚来到柏林那会儿，我对尼科的了解与他告诉我的内容相差无几：他在巴伐利亚的寄宿制学校读书期间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他在19岁的时候，曾被征召进准军事组织国家劳役团（the Reich Labor Service，德语为Reichsarbeitsdienst）；德国入侵苏联期间，他曾驾驶卡车，为德国空军的某支飞行中队运送后勤补给。当我问起他是否杀过人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未故意杀人。战争结束后，他为了争取进入慕尼黑理工学院化学系读书的名额，按要求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在慕尼黑的废墟一块块地捡拾瓦砾。本科毕业后，库尔特帮助尼科拿到了学生签证，得以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从那以后，除了偶尔几次回家探亲外，我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德国。
库尔特成为一名“连字符美国人”[2]时，已是60岁。在他看来，这样一种先断后连的符号是走上重塑自我之路的通行证，曾两次在其人生之路上发挥作用。第一次是在走下逃难客轮后的几年内，他用英语出版了多本畅销书，而这种语言他自己还没掌握；第二次是在二十年后，当他因种种原因被迫再度逃亡，流落欧洲时，正是把他驱逐出公司的那类美国经理人拉了他一把，让他在逝世前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以赎清罪孽的德裔美国人身份，享受了不期而遇的职业巅峰。
库尔特以自己的工作热情为豪，总是带着愉悦心情，孜孜不倦地开展工作，然后强迫别人以他的眼光欣赏事物，偶尔遭到对方拒绝后，便会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但事后还会一如既往地向身边的同事、宾客、读者或者合作伙伴热情推荐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一本好书，但更多的是一幅好画或一首佳曲、一道美食或一瓶美酒。在20世纪的前六十多年里，毁灭与恐惧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库尔特却一直在找寻能认同自己品位的高雅之士。我想，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我的父亲必定过得很不容易，特别是从兴趣和人生经历来看，他和他父亲简直南辕北辙。当我的爷爷身处曼哈顿，不再担心性命之虞，一心想着如何发掘下一篇论述普遍主义的文章或奢华的对开本书籍，以取悦大众之时，我的父亲却正在慕尼黑的废墟中艰难地扒开一条小道。
我在出发前往柏林前，就已从祖辈传下来的故事中，以及少许二手资料中，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一些事情。事实上，在了解家族历史的全貌后，我倍感惊叹，感慨自己发掘出如此多的家族往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大量的结论。相比之下，我父亲以前告诉我的东西实在太少。幸运的是，我爷爷库尔特的文章被收藏在德国与美国的档案馆，并且其中大部分已经出版，比如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卡夫卡博士：
您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是叫《虫子》吗？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和我提过很多次，所以我想亲自拜读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寄给我？
此外，我还从库尔特的日程本、日记和笔记中，得知了两件事情的细节：第一件事发生在1919年9月的一天，他以业余大提琴手的身份，与瑞士表现主义画家兼小提琴手保罗·克利（Paul Klee）同台演奏三重奏。第二件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他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大提契诺餐馆（Grand Ticino）花了75美分请T. S.艾略特（T. S. Eliot）吃了顿午饭。尼科在晚年的时候，将库尔特几十年积攒的日记整理成册，按照人物、时间、地点和杂项的分类，编制出一个电子索引表格。通过这件事，我不仅感受到了库尔特的社交魅力，而且还给我父亲取了个绰号——“人形制表机”（Human Flowchart）。
库尔特曾经发誓，自己永远不会写“任何类似《我的生活与爱情》[3]的东西”。在他看来，写回忆录是件出力不讨好的傻事，“能写出来的东西没啥意思，有意思的东西又没法写到纸面上”。另外，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除了回忆我爷爷的一生，还满足了评论家唐纳德·杰罗姆·拉斐尔·布鲁克纳（D. J. R. Bruckner）在1992年为库尔特的文章与书信辑录撰写评论时许下的愿望——“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但从其文字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此人热切追求好作品，做事热情，温文尔雅，忠于事业。即使是不熟悉他的读者，也会受不了他的自恃清高、固执死板和处事孤傲。但这些特质放在一起，却是那么地鼓舞人心……造就了魅力满满的沃尔夫。要是能有幸和这样的人聊上几句，一定倍感振奋。”希望这句话能够解释清楚库尔特·沃尔夫在我这本书中为何表现得如此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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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柏林时，我还带来了成堆的家族信件，以便能够从中读出有用的信息。开始翻阅它们时，我便知道，我手中的这些仅仅是沧海一粟，肯定还有成千上万封家信不知被收藏在何处。沉浸在一个半世纪前的书信往来中，我对先人们的写信习惯熟稔于心：只保存邮递员送来的信件还远远不够，寄出的信件也必须留一份底稿存档。多年来，我常常听到爷爷叨唠他的观点：既然有办法把自己的情感和灵感吐露给别人，那还有什么必要把这些东西憋在心里，然后写到日记中只给自己看呢？如果说出版的本质是分享文字，那么写一封信也是做出一份出版物，只不过是极致限量版。
库尔特在书信中尽情地宣泄着他对于出版事业的热情。“在为其他作家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商业代理，偶尔犯一些小错误，我只会感到有些恼火，” 他在写给亨利希·曼的信中说道，“但到了你这里，我只要出了一点差错，就感觉自己像在犯罪。”另外，在给赫尔曼·黑塞（不是库尔特的签约作家，而是他的朋友）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就像中了魔法一样，我躲藏在法国南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突然听到有人呼唤我的名字……衷心感谢你，你就是那个施法的魔术师。”
库尔特对待自己的书信措辞，就像珍视自己出版的书籍一样，就连信中骂人的话，也经过了精心的雕琢。在他看来，糟糕的文笔不仅仅是在制造“废话”或“文字垃圾”，而是 “糟践了印刷这些文字的纸张”。1917年，时年30岁的库尔特在写给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
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生命其实只能活跃短短数年，而且是在我们真的用心活过的前提下……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这样那镜子才不会过快地失去光泽。我还年轻，这些年是这么过来的：热衷于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想要做的事情中，在一次次付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工作中的合作与让步，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这些总令我乐此不疲。虽然我可能会出错，但我觉得，凭自己能力做成的那点好事，足以弥补我弄出的差错。
库尔特非常清楚，在写信这件事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在埋首故纸堆时，也会常常想起他的话。“谁会对收信人感兴趣呢？”他曾留心观察，“人们热衷读信，是因为他们对写信人感兴趣。”
于是，他就此总结道：“通常来说，人们写信，其实是写给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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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笔，我父亲肯定写不出库尔特·沃尔夫式的风格，但在写信方面他也从未松懈过。“二战”期间，他一直坚持给留在慕尼黑的母亲，也即我的奶奶伊丽莎白·默克·沃尔夫·阿尔布雷希特（Elisabeth Merck Wolff Albrecht）写信。这些内容翔实的信件得以保存至今，里面还有家父随信件附上的一些照片，以及部分证件，其中有一份纳粹颁发的“‘雅利安人’血统证明表”（Nachweis der arischen Abstammung），能够证明他是受洗犹太人的外孙和曾外孙。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有用的边角史料。
过去这些年里，我曾听说，我奶奶为尼科和他姐姐修改了族谱，即用同姓的非犹太裔先人替换掉犹太裔祖先。据传言，她能想出这一招，是受到了第二任丈夫的影响，此人是一名产科医生，认识不少地位显赫的人物，可能是他们怂恿奶奶走出了这一步。比如，在这名医生收治的病人中，有一人竟是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妻子，而鲁道夫·赫斯深得希特勒信任，曾根据后者的口述，撰成《我的奋斗》一书。这则传闻如今已无从考证，却深深地影响着如今的后人。2012年，在伦敦报道奥运会期间，我曾用一上午时间携妻儿参观了内阁战时办公室，那是丘吉尔指挥英国军队对抗德军闪电战的地方。等到我们在咖啡馆找到位置坐下，准备享用午餐时，我九岁的女儿已经弄清楚，在她刚了解的这些历史人物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并且知道她爷爷当时站在哪一边。但她想不明白的是：“既然爷爷的出身如此复杂，当初为什么不想办法当间谍呢？”
面对女儿的提问，我念叨了一些大道理，比如我们肩负着履行公民义务的神圣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监督政府不会打着公民的旗号做出不义之举。但我总觉得，那天没能很好地回答清楚女儿的问题。并且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怎样寻找问题的答案，才能不辜负女儿的提问。所以，撰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着手探寻正确的答案。
我将柏林定为找寻答案之路的起点，因为它是一座现代化的欧洲城市，在气质上更接近库尔特与海伦在20世纪40年代登陆的曼哈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曾在1983年发表演说，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注意到了柏林：“在善恶两方，柏林都承载着德国的历史，而历史在此地留下了独一无二的伤痕。”正因如此，我才来到这里，用手指抚摸这些伤痕，测量每道伤口的长度，感受它们究竟有多么刻骨铭心。
[1] 尼古拉斯的昵称。——编者注
[2] 原文为“hyphenated American”。在美国，描述一个人的族群属性时，常会使用连字符来连接个人的祖籍和“美国人”一词，如German-American （德裔美国人）。特别是对德裔美国人而言，他们将民族认同感摆在了国家认同感前面，先认可自己是德国人，再认可自己是美国人。
[3] 即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创作的五卷本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该书因内容过于色情在欧美被封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