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元前671年夏，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派遣了一支军队穿过西亚，越过西奈半岛，进入埃及境内。法老塔哈尔卡（Taharqa）设法逃离，但他的妻子、继承人和他后宫里的许多女性被俘。他们连同数百名政治人质、工匠、驱邪者和术士以及大量的战利品，被带到了尼尼微（Nineveh）——埃萨尔哈东在伊拉克东北部底格里斯河畔的宏伟首都。

这件事对亚述来说，是一次空前的胜利。两年前，埃萨尔哈东国王在他的一篇铭文中说，他所有的敌人“就像暴风雨中的芦苇一样在颤抖”，他们“心惊肉跳”，“没有一个对手是我的武器不能对付的”。这一次，在他对埃及取得大胜之后，这位亚述国王可以实现他的豪言壮语了。他派人送信给地中海几块遥远领土的统治者，从塞浦路斯到希腊，再到现在的西班牙，要求他们为他献上礼物并对他表示敬意。他们服从之后，埃萨尔哈东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宣称了：“我对四海的统治者都取得了胜利，并将死亡的毒液洒在我所有的敌人身上。”[1]

亚述人对埃及的征服，代表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的顶点。在这个进程开始时，也就是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段，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有一天会对几乎整个西亚和一些毗邻地区实现霸权统治。事实上，亚述在一开始甚至都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它只是一座城市，那就是阿淑尔城（Ashur）。阿淑尔城位于尼尼微以南约100千米处，这里有许多重要的神庙，其中一座神庙供奉的神同样名为阿淑尔，但阿淑尔城在政治上并未扮演重要角色。

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强大王国支配了几个世纪后，阿淑尔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在接下来的300年里，即所谓的古亚述时期，它由一个民众大会和一个世袭王朝共同统治。作为锡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阿淑尔城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从公元前1700年左右开始的一段衰落期，让古亚述城邦及其许多制度走向终结，但是亚述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当阿淑尔在公元前14世纪重新崛起时，它承担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角色——一个渴望通过军事手段扩大其边界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首都。一个包含尼尼微、迦拉（Calah）和阿尔贝拉（Arbela）等大城市的领土国家出现了，并很快把更远的地方也纳入了版图。亚述这才算在真正意义上诞生了，这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亚述时期。在这一时期，亚述成了一个成熟的君主制国家，亚述人开始将他们的土地视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可以与南部的巴比伦和西部的埃及相提并论。

在公元前11世纪，亚述王国经历了一场新的危机，这次危机是由气候变化、移民和内部的紧张局势造成的。它因此失去了大部分省份，尤其是西部的省份。但当尘埃落定时，它又能够比该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更快地从灾难中崛起。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934—前612年）的一些精力充沛、冷酷无情的亚述统治者，利用其政治对手的弱点，开始系统性地征服、破坏和吞并其他地区。他们最初是为了重新征服亚述以前统治的地区，后来则向更远的地方扩张。他们在此过程中心狠手辣，经常果断地使用暴力。后人在埃萨尔哈东的另一篇铭文中发现的一个警句，就是其残酷行为的缩影：“我的面前是城市，我的身后是废墟。”[2]

但同样，他们也会遭遇挫折。曾有几次内部和外部的叛乱威胁过亚述的霸权，甚至在辉煌的公元前671年都出现过这种状况。抵抗亚述军事干预的行动在以色列（Israel）和犹大（Judah）地区催生了反帝国的新宗教形式，其长期后果在当时是无法预见的。而到了公元前8世纪末，亚述人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在权力、规模和组织的复杂性上超越所有前辈的国家。

在埃萨尔哈东统治的最后几年，亚述的版图西达非洲东北部和地中海东部，东到伊朗西部，北抵安纳托利亚，南至波斯湾。亚述宫殿两旁的园林里种着奇异的植物，新建的综合性图书馆是亚述国王的骄傲，来自五湖四海、民族各异的外乡人在尼尼微和迦拉等亚述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然而这一切并不持久：在埃萨尔哈东死去仅半个世纪后，亚述国家就急剧衰落，最终在公元前612年随着尼尼微的陷落和毁灭而彻底崩溃。

亚述的灭亡远早于古代世界一些著名帝国的建立：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Cyrus Ⅱ）建立的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亚洲帝国及其继业者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印度统治者阿育王和中国皇帝秦始皇建立的帝国，还有建立于公元前1世纪的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罗马帝国。亚述王国可能没有与之相当的知名度，但从大约公元前730年到前620年的100多年里，亚述一直是个庞大而强盛的政治体，所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帝国。

因此，亚述很重要。“世界历史”不是从希腊或罗马开始，而是从亚述开始的。“世界性宗教”在亚述帝国的外围地区诞生，亚述的衰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亚述精英们在2 700多年前创建的官僚机构、通信网络和统治模式，作为蓝本对后世许多大国的政治体制先后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本书不仅要讲述这个杰出的古代文明缓慢崛起和辉煌时期的故事，也会讲述它的急速衰落和耐人寻味的“晚年生活”。

在两个世纪前，对于一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西方公民来说，亚述比今天更有名气，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远远比不上如今。在当时，尼尼微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是通过《希伯来圣经》熟悉尼尼微的，它将尼尼微描述为“给以色列王国敲响丧钟”的国家的首都。广为流传的《约拿书》声称尼尼微城是座巨城，从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三天时间；而当尼尼微人忏悔时，上帝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过。《那鸿书》则描绘了一幅更为黑暗的画面，将尼尼微比作一个堕落的妓女，称这座城市因为上帝要惩罚亚述帝国的狂妄而即将毁灭。在各种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古典文献中，亚述是由尼努斯（Ninus）国王和他美丽的妻子塞弥拉弥斯建立的，在最后一位国王、放荡不羁的萨尔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us）统治期间被巴比伦人和米底人摧毁。

直到公元19世纪中期，大多数西方人对亚述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古代以色列、希腊和罗马世界是他们身份认同的范本。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诞生于耶路撒冷，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自雅典，他们的政治组织产生于罗马。尼尼微，就像巴比伦或迦太基一样，则代表了“他者”，用《那鸿书》的话说，它是“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不过亚述在西方的形象并不全是负面的。人们既厌恶与亚述联系在一起的“东方专制主义”，也钦佩该王国的政治、军事成就，尼努斯国王及其继承者们的帝国野心则与19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相似愿望产生了共鸣。[3]

在这些对亚述的描述中，缺少的是古亚述人自己的声音。在公元2世纪之后，已经没有人知道如何读懂楔形文字。可亚述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以及其他古代近东民族，都曾经用这种文字来写王家铭文、文学作品、医学论文、信件、地契和行政文件。这些人使用过的各种语言，包括亚述语，都被人们遗忘了。亚述文明的物质遗迹，从神庙和宫殿到私人住宅，也基本上消失了。它们隐藏在后来的定居点或是被草覆盖的巨大土丘之下，已不太看得出是人类居住地的遗迹。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亚述的主要城市在公元前7世纪末遭到了破坏。但它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与古埃及的石砌神庙和陵墓相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建筑都是用泥砖建造的，这些泥砖在几代人之后就会坍塌，让曾经的大城市变成一堆废墟。

1843年4月5日，一个名叫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Émile Botta）的41岁法国人坐在摩苏尔（Mosul）城的办公桌前写了一封信，“真实的”亚述人，而不是《圣经》和古典文献所传递的扭曲的亚述人形象，开始在现代世界对历史的认知中重新得到应有的地位。博塔是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他当时所在的摩苏尔是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的一个偏远省城，但他的信件无关政治。这封信是给巴黎的亚洲协会的秘书写的，事关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博塔透露，在前几天，他的一些工人在摩苏尔城东北约25千米的小村庄豪尔萨巴德（Khorsabad）附近挖出了几块奇怪而有趣的浮雕和刻着铭文的石头。在信的结尾，博塔自豪地宣布：“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类雕刻的人，它们很可能来自尼尼微的鼎盛时期。”[4]

在19世纪上半叶，有几个因素让欧洲人对古代近东失落文明重新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寻求逃离世俗生活，痴迷于探索事物的起源，法国领事兼探险家博塔就深受其影响。就像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一样，博塔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也身处希腊。后来，博塔作为一名船医周游世界。他还热衷于吸食鸦片，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鸦片。在那部论文中，博塔反思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被迫寻找方法来逃避现实生活，并进入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他认可这种逃避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推动了后来他对亚述古物的探索。[5]

同时，19世纪也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探究历史的兴趣，这种历史探究旨在重建“实际发生过的”过去。探索古亚述，有望为揭开《圣经》故事的历史真相提供重要线索。因此，这种努力非常契合当时的史学追求。[6]

人们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实地考察该地区的亚述遗址与其他考古遗址了。随着法国和英国崛起为帝国主义大国，那些雄心勃勃、冷酷无情的欧洲人得以前往遥远的地方进行探索。诚然，奥斯曼帝国与非洲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地方不同，并不从属于任何欧洲帝国，但它的政治脆弱性有利于欧洲大国对其施加干预，包括一些学术上的干预。其中，最著名的是拿破仑在1798年至1801年的战役后对埃及的考古探索，这最终促使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在1822年破译了埃及的象形文字。

拿破仑派出了一支学者大军来到埃及进行科学考察，相比之下，19世纪四五十年代重新发掘摩苏尔周围亚述遗址的工作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仅仅依靠着几个欧洲探险家以及当地工人的劳动。然而，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果。第一个重大突破要归功于博塔，他在豪尔萨巴德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亚述宫殿，还发现了被一条大约7千米长的城墙包围的城市的一部分。后来，人们得知这座城市在亚述人的时代被称为杜尔-沙鲁金（Dur-Sharrukin），由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建造。对挖掘者来说幸运的是，新亚述时期的国王在其宫殿的泥砖墙上铺设了大石块或竖石板（orthostat）。这使得人们很容易看出建筑物的轮廓和结构，这些建筑物在豪尔萨巴德位于接近地表的地方。竖石板上雕刻的图案，以及几扇宫殿大门上露出的带着翅膀的巨大公牛雕像，让人们首次得以一窥大约2 500年前亚述王国灭亡后的古亚述人的世界。[7]

1845年，在博塔开始发掘豪尔萨巴德的两年后，一个名叫奥斯汀·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的年轻英国人开始探索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摩苏尔下游约32千米处的另一片亚述遗址。他是富有影响力的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Sir Stratford Canning）的门生，也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尽管在探索期间，当地人将这里称为尼姆鲁德（Nimrud），但莱亚德最终发现它是一座名为卡尔胡（Kalḫu，或《希伯来圣经》中所称的迦拉）的王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莱亚德和他机灵的助手霍尔姆兹德·拉萨姆（Hormuzd Rassam）—— 一位来自摩苏尔的迦勒底派基督徒——在尼姆鲁德的主卫城发现了数百米长的浮雕，上面描绘了王室的战争、狩猎探险以及神话场景。他们还发现了许多纪念碑，上面雕刻着当时无人能够读懂的铭文。他们甚至还发现，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国王沙尔马内塞尔三世的王座基座上，刻有这位国王和一位巴比伦国王握手的形象。这是已知最早的关于握手这一广泛使用的礼仪动作的图像描绘。

最初，人们在距离摩苏尔最近的考古遗址，也就是底格里斯河东岸由巨大城墙包围的大片区域，并没有重大发现，尽管从一开始看来，亚述最著名的城市尼尼微在这里繁荣过。虽然《那鸿书》对其大加谴责，但是尼尼微的古老名字从未被人完全遗忘。城市的废墟被埋在一层又一层的泥土和瓦砾之下，当地人称此处为努尼雅（Nuniya）。此外，遗址的西南边缘还有一个名为拿比约拿（Nebi Yunus）的土丘，上面有一座清真寺，人们认为这里就是《圣经》中先知约拿［Jonah，阿拉伯语为“优努斯”（Yūnus）］的埋葬地，根据《圣经》，约拿的人生旅程结束于尼尼微。

前往中东的西方游客早就对努尼雅遗址及其藏有古代宝藏的可能性感兴趣了。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的代表克劳迪厄斯·里奇（Claudius Rich）在摩苏尔及其周边地区逗留了一段时间。在拿比约拿，有人向他展示了一块地下厨房中的浮雕石板。他还带回了一些古董，其中包括一个到处刻着奇怪未知文字的黏土圆柱，这都使他对探索这片区域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事实上，法国人派博塔前往摩苏尔的初衷就是扩大里奇在该地区的有限早期探索。在1842年12月至1843年3月，这位法国领事在库云吉克（Kuyunjik）进行了发掘，这是一个位于拿比约拿以北约1千米的大土丘。但是，他尝试在该地找到有价值的文物时却一无所获，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豪尔萨巴德。因此，与尼尼微的重新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莱亚德的名字。在1846年至1851年期间，莱亚德的工人比博塔的工人挖得更深，并建造了一个隧道网络，他们在库云吉克的西南侧发现了另一座巨大的亚述宫殿，其墙壁上的浮雕板总长超过3千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该宫殿的几个房间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烘烤过的泥板，这些泥板上的字体与宫殿墙壁上许多竖石板上的字体是相同的。

1847年5月，巴黎卢浮宫成为第一个公开展示亚述文物的欧洲博物馆，这些用一种对现代人来说完全陌生的艺术语言创作的不朽作品，令参观者们感到惊讶。大英博物馆不甘心扮演次要角色，它很快像卢浮宫一样展出了亚述文物。最终，欧洲和美国的其他博物馆也都这样做了。这便是“亚述热潮”的开始，它在数十年间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影响了时尚、艺术和设计等领域。

这些文物往往体积巨大，将其从摩苏尔附近的偏远地带运到西方国家的首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宫殿大门上的公牛巨像重达四五十吨，发掘者们将它们拖到底格里斯河边，然后放在木筏上，他们所采用的运输方法并不比古亚述人使用的方法更先进。1853年发生了一起悲剧性的事故，无数宝贵的亚述文物在这次意外中丢失。当时，工人们准备了一些木筏，在上面放了200多个装满文物的板条箱，木筏从豪尔萨巴德顺流而下，前往巴士拉。这些箱子原本会在那里被装上一艘开往法国的船，然而木筏却在巴格达南部沉没了，包括图纸和现场笔记在内的所有东西都丢失了。[8]

在今天，人们可能会怀疑，将如此大规模的古代艺术品从中东转移到西方的博物馆和收藏地是否明智。事实上，早期的发掘者和在政治上为他们撑腰的人也很难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这样做，甚至有时还要用诡计来欺骗奥斯曼官方。当然，在19世纪中叶，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考古发现的物品从出土地点移走是常见的做法。但是，中东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是作为“西方的”项目展开的，这一事实无疑促使当地的许多群体对前伊斯兰历史产生了疏远感。这也无疑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在2015年和2016年掠夺和蓄意破坏许多亚述遗址的一个原因。[9]

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豪尔萨巴德、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之时，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竖石板、公牛巨像以及黏土制品上的奇怪文字。由于每个符号的基本元素呈楔形，所以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该词来自拉丁语的cuneus，意思是“钉子”或“楔子”。人们既不认识这些文字本身，也不知道这些文字属于哪种语言，这使得破译它们的工作极具挑战性。幸运的是，刻在伊朗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省贝希斯敦（Bisitun）山岩上的一篇公元前6世纪末的铭文为破译这些文字提供了一些帮助。它以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记载了相同的内容，这三种语言是埃兰语（Elamite）、巴比伦语及古波斯语。其中，古波斯语的版本已在1838年得到破译，而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人们在贝希斯敦发现的巴比伦语，在结构上与在其北方的亚述遗址出土的文字相同。同样有助于破译工作的是，就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一样，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也是闪语。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同源词的存在，重现其语法和解释单词含义的进程得以加快。但是，由于在亚述-巴比伦文字的总共大约一千种符号中，大多数符号都有多种读法，并且根据上下文，它们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和发音，因此，破译这种书写系统的任务仍然需要真正的天才来完成。

破译任务所取得的主要突破，要归功于一位谦虚且才华横溢的爱尔兰人，他名叫爱德华·欣克斯（Edward Hincks），是一位来自唐郡（County Down）基利莱（Killyleagh）的牧师，他与莱亚德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到1852年，欣克斯已经意识到，楔形文字符号“表示的都是音节”，并且“每个元音都得到了明确表达”。欣克斯正确地判断出了数百个符号的用途，使莱亚德得以在1853年出版的《尼尼微和巴比伦》（Nineveh and Babylon）一书中非常准确地初步翻译了他在尼尼微发现的一些纪念碑上的铭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文字所描述的事件中，包含了公元前701年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的军队对耶路撒冷的进攻，这件事在《圣经》中也有描述。[10]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秘书埃德温·诺里斯（Edwin Norris）认为，是时候检验一下亚述-巴比伦文字破译工作到当时为止所取得的成果了。诺里斯要求参与破译工作的四位学者相互独立地音译和翻译一段很长的亚述王家铭文。诺里斯选择的这个文本，刻在谢尔加特堡（Qal’at Sherqat）的一根大型黏土棱柱上，这个亚述遗址位于尼姆鲁德以南约50千米处。除欣克斯外，受邀参加挑战的学者还包括：英国军官兼东方学家亨利·C. 罗林森（Henry C. Rawlinson），此人在破译波斯楔形文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国德裔东方学家朱尔·奥佩尔（Jules Oppert）；以及英国的博学家威廉·H. F. 塔尔博特（William H.F. Talbot），他因在摄影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这四人于1857年提交的翻译结果基本相同，由此可以说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破译工作已经完成，至少是基本完成了。[11]

成功破译楔形文字，就像在大约30年前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一样，为不见天日、迷雾重重的过去打开了窗口，进而为可以被称作“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潮流搭建了舞台。第一次文艺复兴，即公元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带回来的是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而这次由商博良和欣克斯发起的新文艺复兴，使人们能够深入了解埃及和古代近东的前古典世界的情况，进入堪称“历史的前半部分”的领域。历史地图上的一些重要空白部分开始得到填补。当然，博塔、莱亚德和欣克斯只是打好了基础，后人必须跟进研究，从事艰巨的工作，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阅读和翻译由考古学家先驱及其后继者所挖掘出的无数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文本。[12]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对这些文字的研究，使得人们对亚述文明的探索取得了巨大进展。竖石板和石雕上的王家铭文，为学者们描绘亚述政治和军事历史的初步轮廓提供了基础。而在尼尼微，从库云吉克土丘出土的泥板则更加令人激动，它们大部分来自亚述最后一位伟大国王阿淑尔巴尼拔[13]（公元前668—前631年在位）创建的图书馆：阿淑尔巴尼拔试图让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学、宗教和学术文本都在他的首都留下副本，亚述和巴比伦的文本都包括在内。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以黏土制成的泥砖来建造建筑物，这对现代考察者来说是一种诅咒，因为用这种砖制成的建筑如今很难追寻到踪影。但是，他们同时也在以黏土制成的泥板上书写，这对研究者来说成了一大福音；尽管泥板经常变成碎片，但它们除此之外几乎不受任何破坏，特别是经过烘烤之后的泥板。到现在为止，人们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其邻近地区发掘出了数十万块泥板。

来自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的泥板，让人们对亚述的思想传统、文学传统和宗教传统有了非常出人意料的认识。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早期发现，是由一位自学成才的年轻学者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做出的。史密斯原本是一名印钞师，后来在大英博物馆担任助理，而从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发掘出的几乎所有泥板都保存在那里。1872年11月，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看着一块最近清理过的泥板，上面的几行字使他突然兴奋起来，以至于他立即开始脱衣庆祝，这种行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是相当少见的。史密斯发现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的一部分，与人们所知的《希伯来圣经》中的故事十分相似。因此，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故事是密切相关的。1872年12月3日，史密斯在《圣经》考古学会发表了演讲，主题围绕着新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挪亚，当时就连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都在听众席上。这下，至少在英国，公众对亚述的兴趣达到了顶点。[14]

到了19世纪末，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包括一些新设立的大学教席的持有者，已描绘出了亚述的形象，其中许多细节既不来自《圣经》也不来自古典资料。但在某些重要方面，这一形象仍与这些传统文献中所塑造的形象非常一致。来自尼尼微、豪尔萨巴德和尼姆鲁德的浮雕与文本突出了萨尔贡二世、辛那赫里布以及阿淑尔巴尼拔等强大国王的军事成就和建筑伟业，证实了《圣经》中关于亚述在黎凡特地区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张的这一说法，也证实了希腊故事中关于亚述缔造帝国与建立城市的内容。

20世纪和21世纪的新发现极大地改变和提高了现代人对亚述文明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亚述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认识。有三处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谢尔加特堡，这里出土的黏土棱柱上的文字，成为人们在1857年成功破译楔形文字的关键。谢尔加特堡是亚述最早的首都和宗教中心阿淑尔的所在地，而亚述国正是得名于阿淑尔。起初，由于人们未能在此发现与其他亚述遗址出土的相同的纪念性艺术品，所以发掘者们大多对此地不屑一顾，但在1903年至1914年间，由瓦尔特·安德烈（Walter Andrae）领导的德国团队对阿淑尔进行了考察。该遗址为人们了解公元前一千纪的伟大国王之前的亚述历史提供了一扇窗户，并为人们了解亚述文明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虽然其他遗址的挖掘重点是王宫，但安德烈和他的团队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私人住宅和神庙，包括亚述主神“阿淑尔”的神庙。安德烈的发掘技术极具创新性：他记录了每个物品的发现地点，设计了找出泥砖墙的新方法，并仔细分析了长期积累的考古层，以理解遗址的复杂分层。考古学也因此慢慢地超越了它以前那种寻找古代宝藏的阶段。[15]

安德烈与那些在他之后来到阿淑尔进行考古工作的人，发现了大约一万件泥板和其他刻有铭文的文物。但由于很难挖到遗址的最底层，所以发掘出来的亚述建国初期的文本数量十分有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考察距离阿淑尔近1 000千米的一处遗址，人们获得了与这段早期历史有关的一些信息，该遗址的位置远远超出了任何亚述国王完全控制过的势力范围。在19世纪8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公开从土耳其中部开塞利（Kayseri）的古董商那里获得的泥板，泥板上的文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书写。捷克学者贝迪奇·赫罗兹尼（Bedřich Hrozný）在1925年进行的系统发掘表明，这些泥板都来自位于开塞利东北部约20千米处的一个名为库尔特佩（Kültepe）的大土丘。据了解，库尔特佩是卡尼什（Kanesh）古城的遗址，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头几个世纪中，来自阿淑尔的商人在当地国王的统治下，几代人都在那里从事长途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在库尔特佩进行的早期发掘工作，以及自1948年以来土耳其学者进行的发掘工作，已经让大约2.5万块商人档案泥板得以出土。这些文件不仅揭示了商人们参与的贸易活动，还揭示了他们的母城阿淑尔令人惊讶的复杂政治组织，并且让我们得以对最早的亚述人的私人生活方方面面形成认识，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书面记录。[16]

对另外一处遗址的探索工作也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亚述文明的了解，这处遗址是叙利亚东部哈布尔河畔的泰勒谢赫哈马德（Tell Sheikh Hamad），即古代的杜尔-卡特利姆（Dur-Katlimmu）。它同样位于最初的亚述国的核心区域之外，由哈特穆特·屈内（Hartmut Kühne）领导的德国团队从1978年开始发掘，一直发掘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杜尔-卡特利姆是一个城市中心，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一连串由亚述王室后裔担任的亚述“总督”在这里统治着亚述王国的西部地区，但一般的看法认为亚述王室的权力是集中而单一的，这种政治安排不太符合这样的看法。此外，该遗址还是发掘者能够应用新的考古学方法的少数地方之一，这些方法包括动植物区系分析、景观考古学以及先进的陶器研究法等。[17]

在伊拉克北部的亚述遗址中，这些技术只得到了少量使用。从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开始，政治的不稳定使得持续的考古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伊拉克和西方的考古队继续在这一地区进行发掘，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掘时间都很短，而且资金也不足。为了弥补没有太多机会在伊拉克进行实地考察的缺憾，学者们开始从事各种形式的“远程”考古，分析军事卫星拍摄的已解密照片以及其他材料。这些照片往往有着令人惊讶的细节，揭示出古代亚述道路和运河的走向以及其他未知定居点的位置，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亚述大都市所处的环境和亚述通信网络的情况。[18]

亚述研究已经持续了175年以上，在这期间，许多过去的亚述人都开始重新说话。有一些亚述人也许能在未来被“唤醒”，但更多的人将永远保持沉默。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发现以及对可用证据的新分析，在将来需要重新评估。但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熟悉了亚述的城市、国王以及政治和社会机构，而《圣经》与古典作家在这些方面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我们可能比帝国时期的亚述人自己都要更了解早期亚述文明。

我们所了解的亚述文明在应对重大的历史挑战，比如外国势力的攻击、降雨模式的变化以及重大的文化转变时，往往比邻近的王国更加成功，而且展示出延续性和变化性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在大约1 400年的时间内，亚述国家设法保持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塑着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直到公元前7世纪末迅速衰落。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亚述与古代早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古罗马有很多共同之处。罗马人文化和宗教的许多特征都归功于另一种文明，即希腊文明，与之相似的是，亚述人则在文学、艺术和宗教事务领域大量借鉴了巴比伦人的模式。此外，亚述与罗马的治理体系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并且最后的结果都是建立了帝国。不过，这两个文明都从未失去强大的凝聚力。这几乎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亚述人和罗马人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都忠实地遵循了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的意大利语小说《豹》（I l Gattopardo）中的那句著名格言：“要想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一切。”

在亚述历史的延续性中，亚述的语言占有突出地位。亚述语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世纪的泥板上，虽然它在词汇、语法和发音方面发生过重大变化，但是亚述于公元前7世纪末灭亡时仍在使用它。亚述语从未像亚述南部邻国所使用的巴比伦语那样成为文学表达的主要媒介，它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白话，也是记录法律事务、经济事务、宗教仪式、国家条约以及王家法令的书面文件所用的语言，在某些时期内，它还是记录军事行动和其他重要事件的语言。[19]

亚述人对亚述主神阿淑尔的崇拜，也塑造了亚述的历代文明。事实上，即使在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之后，阿淑尔神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晚至公元2世纪的阿拉米语祭祀碑文仍然提到过阿淑尔和他的妻子谢鲁阿（Sherua）。这些文字是在阿淑尔城的废墟中被发现的，阿淑尔城是阿淑尔神的圣城，它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体现亚述的悠久历史，亚述文明发源于此，后来也在这里度过了它最后的时光。

体现亚述文化和历史延续性的具体例子比比皆是。公元前672年春天，为了确保埃萨尔哈东的儿子阿淑尔巴尼拔继承亚述王位，人们以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的名义准备了条约泥板，该条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泥板上刻有每位亚述公民和属民宣誓效忠时都必须发的誓言，它们都有三个相同的印章图案：一个是埃萨尔哈东的父亲辛那赫里布统治时期的印章；另一个是来自中亚述时期的印章，距离那时大约有500年的时间；第三个印章来自古亚述时期，上面的图案展示了一位由女神引见的崇拜者，它来自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比埃萨尔哈东的条约早了大约1 200年。正如铭文所示，最后一枚印章属于阿淑尔神和“市政厅”，这是阿淑尔早期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公民机构，尽管在公元前7世纪，它被剥夺了以前所拥有的权力，尤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但它仍然存在着。这最后一枚印章似乎在市政厅保留了上千年之久。[20]

在阿淑尔的其他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就是神庙。这些神庙也有很长的历史，比如情欲之爱的神圣守护者伊斯塔（Ishtar）的神庙就拥有将近2 000年的历史。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得不反复修缮和重建神庙。有一群小神被合称为“七神判官”，他们的历史也说明了亚述宗教崇拜的强大延续性。公元前20世纪的国王埃里舒姆一世（约公元前1969—前1930年在位）的铭文中提到，这些小神的雕像竖立在城市北部边缘的阿淑尔神庙附近，位于所谓的“阶梯之门”（Step Gate），这是一个进行法律诉讼的地方。在大约1 300年以后，七神判官再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那份文本被称为《阿淑尔神谱》，他们在其中只是名字略有改动，例如：“惩恶神”赛拉古（Ṣê-raggu）被改称为“诛恶神”希普拉古（Ḫip-raggu）。[21]

亚述的物质文化也有一定的延续性。从公元前14世纪（甚至更早）开始，到帝国的最后时期，亚述人一直在食用几种面包，这几个面包品种仅出现在亚述文本中，并未在巴比伦文本中出现。其中包括所谓的胡胡尔图（ḫuḫḫurtu）面包，这是一种麻绳状或者说辫子状的面包，可能就是当今犹太人在节日中吃的哈拉面包（challah）的前身。面包作为“生命支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身份标志，因此这种独特的面包能存在如此之久也许就不令人惊讶了。同样，迦拉的楔形文字文本将“亚述面包师”与迦勒底人、阿拉米人和苏海人（Suḫaean）的面包师区分开来，也并不奇怪。[22]

公元前一千纪的亚述文献和图像在政治领域都非常强调延续性，尤其重视王权。亚述统治者的英姿，无论是雕像，还是刻在石碑或石板上的形象，都被描绘成一种理想的、超越普通个体的样子：他们戴着王冠，永不衰老，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胡须精致，身穿珍贵的长袍，即使在与敌人或愤怒的狮子进行生死搏斗时都不动声色。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图像发生了风格上的变化，但没有一个亚述国王是被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描绘出来的，而自然主义风格却正是许多罗马皇帝的大理石半身像的特点。亚述艺术家要表现的是国王的“政治身体”，而不是他的“自然身体”，即承受着悲伤和病痛的身体。相比之下，对敌方领导人的刻画，有时却会显示出个人特征。[23]

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的王家铭文，将亚述的历史描述为一系列无休止的军事征服，所有的辉煌成就都是由亚述国王和支持他们的神明所带来的。铭文提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基本保持不变，除了变得“更大、更好”。这种“冷”的历史书写模式试图淡化我们所理解的真实历史变迁的概念，也影响了《亚述王表》的大部分内容。这份名单至今仍是人们重新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亚述历史文献之一。我们可以从公元前一千纪的几份原始文献中得知，《亚述王表》记录了一百多位亚述统治者的名字和家谱背景，涵盖了从亚述历史的开端一直到沙尔马内塞尔五世（公元前726—前722年在位）的统治时期。这份名单宣扬了亚述王权永不消亡的理念，就像英国无伴奏合唱团“国王歌手”（The King’s Singers）的一首歌所唱的那样：“该死的国王，一个又一个。”《亚述王表》还强调，亚述的王权是在同一个家族内长期传承的，这与其最初可能效仿的《苏美尔王表》形成了明显对比，后者将历史呈现为权力从一个城市、一个王朝到下一个城市、下一个王朝的永无止境的转移。

根据现在已知的资料，古亚述的王朝确实有着很好的延续性。在1 000多年里，似乎所有的亚述统治者都是某位名叫阿达西的统治者的后裔，此人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而在其他方面，情况并不像《亚述王表》和亚述国王的铭文希望读者相信的那样稳定。用楔形文字书写的编年史，特别是王室档案中的信件，其讲述的故事与官方历史记录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是“热”的故事，极具戏剧性，包括失败的战斗，还包括领土被敌人夺取、亚述国王被谋杀这样的事件，以及威胁到亚述国家根基的叛乱和流行病。很明显，亚述历史早期的权力结构与亚述后期的权力结构并不一样。事实上，《亚述王表》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它在开头几段提到过“住在帐篷里的国王”或者“祖先们”，还在一个不寻常的段落中谈到了一位国王，即沙姆什-阿达德一世（约公元前1808—前1776年在位），说他从南方“上来”，用武力夺取了亚述的王位。

通过在库尔特佩／卡尼什发现的文本，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头几个世纪中，亚述的政治文化与后来的情况实际上有多么不同。首先，我们从这些文本中了解到，当时还没有“亚述”，只有一个相当小的城市阿淑尔及其非常有限的腹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这个城市的政治力量不强，但其公民的地理视野却已经相当广阔。阿淑尔的商人用锡和纺织品换取数千千米外的白银和其他货物，并在遥远的土地上拥有“殖民地”，其中就包括卡尼什。古亚述时期的亚述城邦，毫无疑问与中亚述时期的庞大领土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24]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亚述历史的这一初始阶段，阿淑尔的政治组织几乎没有显示出后期亚述那种集权的迹象。相反，这座城市有一种“混合政体”，它令人联想到共和时期的罗马，强大的民众和贵族的影响力平衡着君主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古亚述时期有一系列世袭统治者，但这些统治者并没有被冠上“沙鲁姆”（šarrum）的头衔，这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方的人用来指代国王的称呼。当时的亚述领导人称自己为“鲁巴乌姆”（rubā’um），意思是“君主”，以及“伊西阿库姆”（iššiakkum），意为“（阿淑尔神的）管家”，另外还有意为“监督者”的“瓦克鲁姆”（waklum）。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总体叙事中最先将“开明”和“民主”的西方与永远“专制”的东方做斗争作为主线，后来这种叙事被黑格尔的目的论思想采纳，后者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东到西的”，欧洲是“历史的绝对终点”，而亚洲是历史的起点。然而，鉴于阿淑尔和亚述复杂的历史轨迹，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亚述历史的旅程，开始于一个试图抑制专制倾向的国家。[25]

此外，与亚述崇尚暴力的名声相比，阿淑尔城邦最初似乎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政权。在公元前二千纪初期，当其他许多国家进行着几乎常态化的战争时，阿淑尔却在大多数情况下远离了战场，通过商业而不是战争来寻求获利。

后来，从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开始，这种友好的态度让位于好战和侵略。阿淑尔演变成了领土国家亚述，虽然其公民仍然对贸易感兴趣，但其统治者已经发现，发动军事攻击是一种更为有利可图的财富积累方式。为了确保他们的权力，并消灭任何可能出现的反对派，后来的亚述国王会使用各种胁迫策略，从有针对性的杀戮到大规模驱逐行动，而大规模驱逐行动也成为亚述政治的一个特点。在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军队将数十万人强行迁移到离他们原来的家园往往有几百千米远的新定居点，这改变了之后所有时代的西亚民族语言格局。但这种措施并不只会产生死亡和破坏。亚述的精英们对经济发展有兴趣，并且会以各种方式尝试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将被驱逐者安置在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但与古亚述时期的统治者不同，后来的统治者确实喜欢为打仗而打仗。

与这些政治变革同时发生且与之相互关联的是，亚述的主神阿淑尔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在早些时候，阿淑尔是一位“没有特点的神”。在古代近东，其他大多数主神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有着吸引人的生平。作为宇宙中的实体时，他们代表着天体；在神话中，他们作为故事的主角出现，与其他神灵互动；在“政治”方面［借鉴罗马博学家瓦罗（Varro）提出的区别］，他们与特定的城市或国家有关，并在当地的神庙得到供奉。阿淑尔最初缺乏前两个方面，特别是缺乏神话方面的传说。他没有家庭，也没有在任何宏大的叙事中得到颂扬。相反，阿淑尔是一个地方神灵，基本上等同于和他同名的城市，同时他也要保护这座城市。然而，这些限制并没有减少他的权力。事实上，阿淑尔被认为是其城市的实际统治者。如上所述，阿淑尔的世袭统治者最初并没有称自己为“沙鲁姆”，因为这个国王头衔是留给神的。[26]

公元前21世纪在阿淑尔建立的神权统治模式从未被人们完全放弃。500多年后，为亚述统治者举行加冕仪式的亚述祭司仍会高呼“阿淑尔是国王！阿淑尔是国王！”。而到了公元前7世纪，阿淑尔巴尼拔统治时期的一首颂歌仍在称统治者为“阿淑尔的管家”，其内容中包含了完全相同的仪式用语。但在公元前14世纪，亚述统治者开始要求获得以前由神独占的国王头衔，而阿淑尔神则反过来被赋予了国王们现在理应具备的好战特质。

在亚述的历史进程中，阿淑尔也逐渐拥有了一个家庭。早在公元前19世纪末的“外人”沙姆什-阿达德一世统治期间，阿淑尔就被认定是尼普尔（Nippur）的恩利尔（Enlil），即巴比伦的“众神之王”。这种神学上的联系后来得到恢复，阿淑尔与恩利尔的妻子宁利尔（Ninlil）结合在了一起，而宁利尔在亚述语中被称为穆里苏（Mullissu）。恩利尔的儿子、战神尼努尔塔（Ninurta）也成为亚述王权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公元前7世纪初，在另一次身份转变的过程中，阿淑尔又扮演了巴比伦神马尔杜克（Marduk）的角色，成为征服提阿马特（Tiamat，原始混沌的女性化身）的英雄。巴比伦的“创世史诗”最初是为赞美马尔杜克而创作的，后来经过修改，阿淑尔成了新的主角。[27]

在亚述的历史中，变化与延续相互交织，它们与这个王国逐渐崛起为强权的过程同步发生，尽管这种崛起并不稳定，还曾被几次重大的危机打断。但与罗马的情况一样，最终的结果是，亚述变成了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战争频繁的征服者国家，它重组出许多省份，并将资源从边缘地区大规模地转移到政治中心。换句话说，亚述成长为一个帝国。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帝国，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个词。亚述的情况可能没有罗马那么明确，但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的确只能把亚述国家描述为帝国。毕竟，在大约120年的时间内，它几乎统治了整个西亚，甚至还统治过埃及一段时间。因此，古代和中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应该将亚述视为一个帝国。对于希腊作家尼多斯的克特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罗马人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或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作家奥罗修斯（Orosius）来说，一系列帝国接连统治着世界上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地区，亚述是其中第一个帝国。同样，意大利诗人但丁根据中世纪的“帝国转移”（translatio imperii，帝国权力的转移）概念，认为第一个“荣获”帝国统治权的统治者是亚述国王尼努斯。[28]

除了在后世文明的文化记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之外，亚述国家还成了西亚后世帝国热衷于效仿的范例：从古代的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到伊斯兰时期的阿拔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甚至再往后的强国，要么直接受其影响，要么通过其远方的继承国间接受到影响。因此，由亚述开创的政府结构和意识形态概念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它们在某些领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亚述人的历史无法呈现为完全连续的历史，不可能从一个时期无缝过渡到下一个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可用的资料在时间上分布得不均匀。例如，从公元前1700年到前1400年的300年间，保存下来的古代记录非常少，这使得我们很难确定在这段时间内亚述发生重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相比之下，亚述其他时期的历史记录非常丰富，用整本书来介绍个别年份的历史也并不困难。即使不用整本书的篇幅，它们至少也可以自成一章，比如本书中关于公元前671年的那一章。

历史可以“从上往下”写，以“伟大男性”（和女性）的事迹为重点，也可以“从下往上”写，强调被压迫者的艰苦生活。写作重点还可以放在政治精英、军事精英或“中产阶级”（如果有的话）身上。选择哪条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可用的资料决定的。古亚述时期的绝大多数文献与阿淑尔商人阶层的经济活动有关，而亚述帝国时期的大多数文本和图像则以国王和国家机器为中心。仅举一例，在古亚述时期的卡尼什商人乌苏尔-沙-伊斯塔（Usur-sha-Ishtar）的房子里，人们发现了大约1 600块泥板和400个被包裹起来的文件，这为详细研究这个人及他的家庭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从新亚述时期开始，就不再有同样规模的揭示平民生活的档案了，却有一个比乌苏尔-沙-伊斯塔的文献规模还要大的文本库，它以令人震惊的细节展示了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拔的统治。[29]

豪尔萨巴德城堡一个入口处的公牛巨像，很好地体现了新亚述时期历史记录“以国王为中心”的不平衡特点。它以引人注目的纪念方式，通过公牛两腿之间的王家铭文，威严地代表了委托匠人制作它的新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强大力量。但是，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在放置公牛的基座上，有一些刻得不是很整齐的方形图案连接在一起，这促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地位较低的卫兵，他们对连续站岗几个小时感到厌烦，于是就通过玩一种小小的棋盘游戏来打发时间。同样，本书的读者会发现，亚述历史资料的重点在于政治，在于国王和王后的故事，在于巨大的城市和帝国艺术；但读者们偶尔也会看到，当中也有一些描述普通人、被驱逐者、奴隶和其他社会底层男女面临考验和磨难的小故事。[30]

乍看上去，在现代观察者眼里，亚述文明的某些方面显得很奇怪，很有异域风格。无论是亚述国王在做出政治决定时对肝脏预兆和占星观察的信任，还是亚述人民参与的特异宗教仪式和巫术实践，还是亚述王室铭文中显示出的对暴力的积极态度，或者仅仅是亚述人食用蝗虫的喜好，亚述人的许多追求都可能会让21世纪的人们觉得，这与他们所谓更先进、更优越的头脑标准、政治主张或食物偏好格格不入。然而，亚述也可以显得非常现代。作为第一个“全球性”国家，它将帝国的强征暴敛与精明的商业追求结合起来，后者植根于更早时期的做法，当时的阿淑尔城邦就像是古代近东的新加坡。就像现代的总裁管理公司一样，亚述帝国的国王长期管理着他们的国家，专注于实现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他们追求目标的坚定决心，似乎很符合用来称呼亚述权力巅峰时期的科学术语：铁器时代。

亚述帝国还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统治的广大领土，亚述国王修建了新的道路、驿站和邮政系统，以促进中央、省会和王国周边地区之间的沟通。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密探，会定期报告在敌方领土和亚述附庸那里发生的政治变化和军事行动。商品的流通和思想的交流不再受边界和敌对国家的限制，而是更加自由；亚述的精英们热衷于采用外国的技术和文化习俗，只要它们能够促进其事业发展。与此同时，在亚述国内，一个告密者网络向宫廷发送一封又一封信件，告发任何似乎对国王和他的政府有哪怕隐晦批评的人。除了亚述语之外，一种新的方言阿拉米语这时也得到了广泛使用，最终发挥了与英语在现代世界相当的作用。尽管亚述人没有互联网，但他们在帝国中来回发送信息的速度和频率，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革命。[31]

关于亚述的一个最大的谜团，也有一种现代特性：像亚述这样一个强大且广阔的帝国，是如何在短短十年内彻底崩溃的？在这个问题上，亚述的命运与古罗马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衰落和灭亡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最近有一种假说，将亚述的衰落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而气候变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许多人预测，这些现象也将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明崩溃。有证据表明，在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长期的干旱确实导致了粮食收成的缓慢减少。人为造成的生态变化也影响了帝国的景观：亚述总督在哈布尔河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的做法，以及一系列无休止的狩猎远征，导致了该地区部分巨型动物的灭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象的灭绝。此外，辛那赫里布国王具有较早的生态意识，他反对先王们为了让雄心勃勃的建筑项目得到足够的木材而砍伐森林。

然而，气候变化和对生物圈的人为改造是否真的是亚述衰落的主要原因，并不那么明确。事实上，矛盾的是，本书将论证这样的观点：这些现象以及公元前760年左右侵袭亚述的各种流行病，可能更有助于亚述帝国崛起，而不是加速了其灭亡。尽管生态退化和外部入侵等因素可能确实对亚述的衰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它的衰落最可能是由于领导层的失败和独裁者的自命不凡——这些现象在现代都不少见。

在几个世纪之前，人们认为亚述体现了一种野蛮他者的形象。但实际上，这个古老的文明与我们现代文明的共同点，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亚述文明所表现出的许多特点，无论好坏，在现代世界仍然可以被找到：从长途贸易，复杂的通信网络，国家对文学、科学及艺术的支持，到大规模驱逐出境，在敌国实施极端暴力举措，以及在国内广泛地展开政治监控。新的研究表明，就像我们一样，亚述也受到过大流行病的暴发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样会产生影响的还有统治者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换句话说，亚述有很多东西要教给我们；而现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在全盛时期演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帝国的古老国家了。

[1] 关于埃萨尔哈东的引语，见RINAP 4, 21: iv 80-v 1; 135: 9’-12’。

[2] RINAP 4, 184, rev. 13. 原文用的是第三人称单数。

[3] Eckart Frahm, “Images of Assyria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Scholarship,” in Orientalism, Assyriology and the Bible, ed. Steven W. Holloway (She field, UK: She field Phoenix Press, 2006), 74-94. 《那鸿书》的引文来自第3章第1节。

[4] 引自Mogens Trolle Larsen, The Conquest of Assyria: Excavations in an Antique Land(London: Routledge, 1996), 13。

[5] Larsen, Conquest of Assyria, 15-16.

[6] “实际发生过的”（德语：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其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 (Leipzig, 1824) 第一部分的序言中使用的表述。

[7] 关于伊拉克北部亚述遗址早期探索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是这几段文字的依据，见Larsen, Conquest of Assyria。

[8] 关于此事的细节，见Grant Frame, “Lost in the Tigris,” in Neo-Assyrian Sources in Context, ed. Shigeo Yamada (Helsinki: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2018), 215-238。

[9] 见本书第十八章。

[10] 见Peter T. Daniels, “Edward Hincks’s Decipherment of Mesopotamian-Cuneiform,” in The Edward Hincks Bicentenary Lectures, ed. Kevin J. Cathcart (Dublin: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1994), 30-57。

[11] Inscription of Tiglath Pileser I., King of Assyria, B.C. 1150, trans. Henry Rawlinson, Fox Talbot, Dr. Hincks, and Dr. Oppert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and J. W. Parker and Son, 1857).

[12] 关于“历史的前半部分”这个概念，见William W. Hallo, “Assytiology and the Canon,” American Scholar 59, no. 1 (Winter 1990): 105-108。

[13] 通译为亚述巴尼拔。为了让各代国王译法保持一致，本书统一译为阿淑尔巴尼拔。——编者注

[14] David Damrosch, The Buried Book: The Loss and Rediscovery of the Great Epic of Gilgamesh (New York: Holt, 2007), 9-33.

[15] 目前，Walter Andrae, Das wiedererstandene Assur, 2nd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Barthel Hrouda (Munich: C. H. Beck, 1977) 仍然是对阿淑尔城最佳的综合研究。

[16] 相关概述见Mogens Trolle Larsen, Ancient Kanesh: A Merchant Colony in Bronze Age Anato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 关于泰勒谢赫哈马德城堡的考古工作，最新综述见Hartmut Kühne, ed., Die Zitadelle von Dūr-Katlimmu in mittel- und neuassyrischer Zei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21)。

[18] Jason Ur, “Phys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f Assytia,” in A Companion to Assyria, ed. Eckart Frahm (Malden, MA: Wiley, 2017), 13-35.

[19] Mikko Luukko and Greta Van Buylaere, “Languages and Writing Systems in Assyria,”in Frahm, Companion to Assyria, 313-335.

[20] 条约的一个版本可见SAA 2, no. 6。

[21] 见Beate Pongratz-Leisten, Religion and Ideology in Assyria (Berlin: De Gruyter,2015), 115。

[22] Nicholas Postgate, “The Bread of Aššur,” Iraq 77 (2015): 159-172.

[23] 关于古代近东艺术中统治者“雕像”大体上的作用和功能，见Paolo Matthiae,I volti del potere: Alle origini del ritratto nell’arte dell’Oriente Antico (Turin, Italy: Einaudi, 2020)。

[24] Dominique Charpin and Jean-Marie Durand, “Assur avant l’Assyrie,” MARI 8 (1997): 367-392.

[25] 关于“混合政体”这个术语，见Mario Liverani, “From City-State to Empire: The Case of Assyria,” in The Roman Empire in Context: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Johann P. Arnason and Kurt A. Raafl aub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251-269。关于黑格尔的历史思想，见他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German: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这本书在他去世后出版于1837年。

[26] Wilfred G. Lambert, “The God Aššur,” Iraq 45 (1985): 82-86.

[27] 关于亚述宗教史和王权意识形态史的研究，见Pongratz-Leisten, Religion and Ideology。

[28] 见Robert Rollinger, “Assyria in Classical Sources,” in Frahm, Companion to Assyria,570-582; Dante, De Monarchia Ⅱ.8。

[29] 见Larsen, Ancient Kanesh, 43，以及本书的第十二章。

[30] 关于这座公牛巨像的照片（BM 118809b, RINAP 2, 162-171, ex. 24），见大英博物馆，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W_1850-1228-4_1，获取于2021年11月5日。正如朱利安·里德告诉我的那样，这种棋盘游戏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的巨像上找到。

[31] 见Karen Radner, “An Imperi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 State Correspondenc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 in State Correspondences of the Ancient World from the New Kingdom to the Roman Empire, ed. Karen Rad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