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束无形的光，一直闪烁着，而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追逐那束光。

追逐光的孩子

2016年冬天，西安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

我从来都没见过的雾霾覆盖着整个时空。空气里弥漫着我生命当中从未有过的压抑情绪。我身心极度不舒服，每天要应付繁重的英语阅读、写作和电影课，只有偶尔带着手机穿梭在大街小巷，拍摄我所看到的世界时，才会感受到些许的安慰。

摄影对我来说总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作用。我总是感激它。

随着成长的脚步，我不断地远离家乡，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再到世界各地，每次的离家都让我看到了家乡在社会变革中面临的困境。一个局外人或许很难看到这些隐形的、内在的、血液中流失的形态，但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来说，一直很渴望用某种方式去呈现这些潜藏在高原深处的景象。

嘉杨的故事

《光之子》开拍之前，我拍了另一部片子《嘉杨的故事》，关于23岁的嘉杨。后来，我们同时做了《嘉杨的故事》和《光之子》两部纪录片的方案，参加东京纪录片创投大会，最终后者入选，获得“多彩亚洲奖”，得到一些资金支持。虽然《嘉杨的故事》停拍了，但我依然想把它记录下来，记录那段逐光的岁月。

嘉杨出生于藏区的一个牧人家庭，在西安学习汉语和英语，希望有朝一日能到美国读大学。他从13岁开始当了僧人，5年后逃离寺院还俗。之后周围的乡亲和朋友纷纷指责他违背誓言。嘉杨承受着外界的污名，最终选择离开家乡，辗转于藏区各地，最后来到了西安。不流利的汉语，让他始终难以融入都市生活，一直沉浸在莫大的乡愁里。

2017年初，嘉杨在西安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听说挖虫草能挣到很多钱，于是，为了支付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前往海拔5000多米的远方，上山去挖虫草。挖虫草的过程对这部片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再加上我对嘉杨的经历和当时的状态也很感兴趣，便跑回西宁跟制片人仁青多杰详聊故事情况，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现实问题很棘手。且不说拍摄过程当中的费用和工资怎么解决，我们连一台像样的摄像机都没有，摄像机对我们来说又是必备的。当时我们两个人的手里只有3000块钱，于是我们东拼西凑，最后借到50000块钱，把这笔钱当作首付，预付给认识多年的卖相机的老板，剩下的部分，是仁青多杰连续几个月刷了好几张信用卡才付齐的。2017年5月28日，我们跟着嘉杨前往果洛高原，《嘉杨的故事》开拍了。

从西宁到果洛州府，再到甘德县的一个乡镇，我们花了3天时间终于抵达目的地所在的山沟沟。眼前的景象光秃秃的，抬头仰望，不远处的山顶上积满了雪，住处跟前的河水还在结冰。主人把我们带到旁边的一所房子，半个屋子都堆满了他家的杂物，地上铺着薄薄的旧物当作床，那就是我们接下去一个多月的落脚处。

破损的木门总是很难关紧，室外的寒气自然也会顺着木门的破洞钻进屋内。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跟着嘉杨早出晚归，每天要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跟嘉杨同行的挖草的牧人以为我很有钱，或者我可以从别人那里拿到很多的钱，不然怎么会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风雪交加的天气里这样跑来跑去呢？也有人觉得我拍完这部片子就会赚大钱，总之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有钱人。然而，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不到100块钱，从果洛回西宁的车费都还没着落呢。

在每天周而复始的拍摄里，我偶尔拍到一些极其震撼的空景镜头，满心喜悦，就像内心被照到一束光一样，激起我继续拍下去的勇气。

光之子

通过一个小孩的视角，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生态。

因为《光之子》，我们开启了一段寻找孩子的旅程。

我们从安多藏区出发，辗转去了四川省的马尔康等康巴藏区，一直走到了拉萨。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各类学校、俱乐部，福利院，采访了175位孩子。

在走访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家庭背景和生存状态各不相同的孩子，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让我多次潸然泪下。但是很多故事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无法重拍。

《光之子》电影版里的主人公梅朵和电视版里的主人公之一秀增，以及后来没能拍成的朋玛，是我们最初选定的3位主人公。虽说3位都是女孩，但她们的家庭背景、年龄，以及处理情感关系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刚到道扎福利学校时，梅朵才12岁，五年级，1岁父母离异后就没见过爸爸。她喜欢画画，关于家庭和父亲的很多想象与渴望，她都用画笔表达了出来。我每天观察、记录她在学校里的生活，假期就和她一起回到外公外婆家，他们对镜头毫不介意，对我也很亲切，尤其是外婆。长年不回家的我，在主人公家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秀增很小的时候，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之后妈妈改嫁，把秀增留在外公外婆家里抚养。每当想念妈妈，秀增就藏在被子里哭泣，内心一直憎恨妈妈不把她带走。每次妈妈回家看望父母，秀增都独自藏在卧室里不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慢慢地理解了母亲的苦难。

朋玛从未见过亲生父母。直到13岁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养母告诉她眼前的人就是她的亲生母亲。朋玛无法接受这一切，跑到自己的卧室里，把自己锁在屋里数日，直到母亲离开。从此，朋玛对母亲很是怨恨，她不明白妈妈当初为什么抛弃她，为什么13年后又回来找她。她无法平复自己的内心，她想找到答案。

后来，电影《光之子》在国内外的电影节放映时，很多观众问我：“学校孩子们，尤其梅朵和外公外婆在镜头面前如此自如，完全不在意你的存在吗？”

当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自己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当我开始选定拍梅朵，频繁将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其实很不自在，但又不会跟我说。小孩都想被拍到，因为我镜头的“特殊”对待，同学们嫉妒她，把她推到一个很孤立的状态。

之后，我跟校长沟通，带一些他们班的英语课，慢慢地走进他们的生活里。

我试着拍全班同学，休息时把摄像机放在他们的教室里。刚开始他们很好奇，东摸西摸，但是时间久了，也就没人理会了。最开始的两个月，我忙于处理各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后来我渐渐走入他们的生活，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学校的生活每天都周而复始，拍到的镜头没有任何可以形成电影的东西。加上高额的制作费用，以及国内外合作拍摄、首位中国藏地导演执导的纪录片在NHK播放等头衔压力，我总是感到焦虑，甚至失眠。

后来，剪辑完电视版回国后，我做了一个心脏动脉手术。陪护我的哥哥，对我继续想做电影的决定有些许担忧。

我总是在想，是什么让我从灰蒙蒙的、压抑的西安雾霾里走了出来？是什么让我背着沉重的设备，每天上下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又是什么让我在闷热的东京天气里，不分日夜地剪辑一部电影？

我没找到答案。

嘉杨，还穿梭在都市与牧村、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各种生存挑战与困境之间，继续勇敢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梅朵，克服种种困难，一个人勇敢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爸爸，看见爸爸家庭幸福，梅朵内心五味杂陈而又无处诉说。她迎着阳光，手握画笔，表达自己对爱和家庭的渴望，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坚强成长。

秀增在初中毕业之际，鼓起勇气，去见了常年无法面对的妈妈。朋玛还在路上，继续她独有的寻觅之路。

而我，面对着各种困境，一部影片接一部影片，继续努力做下去。

我感受着世间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感受着生活的本来面目，在光影里一路寻找自我。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束无形的光，一直闪烁着，而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追逐那束光。

我们都是追逐光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