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改革的纵深，城市群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其空间结构的演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趋势与有利发展方向成为关注焦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反映为城市的人口、经济等资源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情况的变化，更表现出地区范围中经济要素集聚程度、集聚方式等所影响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

1.1.1.1 受国际形势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找到一种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变得更为紧迫

长期经济高速增长所滞留的环境污染、资源趋紧、产能过剩、供需不平衡、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均衡、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阻碍。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也较为稳固，有着十分强劲的动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中国GDP每增长1%，会拉动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0.3%，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更是预测，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可能超过三分之一。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稳速提质，深入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三五”期间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党的二十大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十四五”规划甚至首次没有进行GDP具体目标的设置，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彻底转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不再简单地以GDP及其增速论英雄。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

在全球经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之后，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我国均不是十分有利。由于新冠疫情突袭而至，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我国经济也受到了冲击。

目前的国际环境也对我国经济发展不是十分有利。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打击了中美进出口贸易和投资者信心，还令相关跨国公司价值链断裂，跨境投资与技术共享受阻，给两国经济造成了下行压力。

但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到，重重阻力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首先，由于所采取的抗击新冠疫情措施果断而坚定，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和外在的。其次，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我国减少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更注重提升自身研发能力，挖掘国内需求与开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业务能力，进一步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增强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发展韧性。最后，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的不利更加坚定了我国摒弃“粗放型”增长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向绿色效率驱动转型的决心。将以资源、能源高耗及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国际环境不利的重重压力下，中国无疑应该着手寻找适合本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沉着应对。在这一背景下，找到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显得更为紧迫。

1.1.1.2 城市群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义重大

城市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转变我国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主要的十五个城市群以占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总面积，却聚集了超过80%的经济总量，堪称目前乃至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也最具潜力的区域。城市群目前已经成为区域竞争中心，在我国现代城镇化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断发展对于我国扩大内需、带动就业、拉动投资、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转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所起作用均至关重要。

2006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在此期间我国城市群逐步发展成型，同时显露出城镇化数量、规模及质量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的态势。于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用以对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进行战略性的全面规划与指导，以贯彻落实“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城市群被定位为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形态，肩负着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地区均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十四五”规划专门给出了具体的城镇化突破方向，即发展与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全国全面地形成“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在城市群连续十余年被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空间主体的同时，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多次出现在我国五年规划纲要、全国人大会议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领导讲话等重要文件中，说明城市群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性。

城市群经济增长模式的向好转变不仅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起到带头作用，也能为全国经济提供增长动能，为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经济的稳速高质可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群可以作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可持续经济的突破口，在目前的挑战和机遇中发挥较大的支撑与引领作用。

1.1.1.3 何种经济集聚模式更有利于我国城市群的绿色可持续经济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应对复杂的生存发展环境，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正在积极进行调整与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即要发展壮大城市群，同时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3年1月发布的《新基建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城市群已进入集约发展期。城市群在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将会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集聚的规模与分布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也决定着城市群未来发展的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影响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的高速进步推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在城市间快速流动，促进了资源在城市群中心节点的集聚规模不断扩大，重构了各城市节点之间的关系，不仅形成了不同结构的城市群主体，而且还不断促进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进一步的变化与调整。

在经济不断发展，城市群结构不断演变的同时，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试图在城市群层面解决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在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级城市群近年的发展规划或未来愿景中，经济可持续发展均为主题之一。例如，美国纽约城市群2017年版规划主要应对的问题是在环境约束下进一步发展；日本首都圈自上而下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划，力求解决中心城市密度过高、基础设施老旧、环境恶化等发展中遇到的核心问题。我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多次指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多个城市群发展规划中都着重提到了绿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例如，《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将成渝城市群定位为“美丽中国的先行区”，要构建高品质人居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制造等有力举措出现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群建设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推动城市群绿色永续发展”。

经济要素的分布应该更加集聚抑或更加分散，单中心集聚还是多中心集聚？考虑到以上研究背景，究竟何种城市群发展模式更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可以以是否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作为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