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　农民福利的影响因素

实际生活中影响农民福利的因素非常多，任何一点的变化都可能使得农民福利产生变化。关于农民福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这三个方面：

其一，农村金融发展。塞德姆等（Sedem et al.）（2016）认为农民获得信贷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投入，从而能获得更高的福利。勒福尔等（Lefore et al.）（2019）发现农村金融服务的缺失影响着农业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农民的福利水平。李锐和朱喜（2007）运用二元Probit（Biprobit）模型和配给效应（Batch）模型，计量分析了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的大小，得出建立多种所有制有机混合的农村信贷市场、增加农村信贷市场外部资金的输入、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和助学贷款机制、缓解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可大幅度地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6）将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典型案例研究，肯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福利的核心作用。郭峰和胡金焱（2012）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视角下，分析了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共生形式，并证明合作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利用相关博弈模型，研究了两者合作能够稳定实现的条件。谭燕芝等（2016）提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和发展，有利于发挥金融的支农效应，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刘玉丽和马正兵（2019）认为，短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并不能为农民带来“立竿见影”的福利效应，但长期来看，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振等（2011）以制度变迁为理论框架，讨论了作为农村金融诱致性变迁载体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并且认为对互助社福利效应的两个评估标准是：互助社是否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和互助社是否增加了社员的信贷可得性。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实施对农民福利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农民具有一定的福利改善作用（陈燕和林乐芬，2023）。

其二，政府政策及行为。刘继同（2002）认为土地要素是农村居民经济保障与生活福利的关键，土地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村居民收入、生活质量等产生影响。结合土地改革的背景，诸多学者关注了农地流转（陈飞和翟伟娟，2015；陈莹和张安录，2007；高进云等，2007；徐唐奇等，2011；游和远等，2013）、易地搬迁（高博发等，2020；胡小芳等，2020；冯应斌和辜磊，2023）、集中居住（贾燕等，2009）、宅基地置换（上官彩霞和冯淑怡，2017）等对农民福利的影响。高进云等（2010）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构建了组成被征地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及其指标体系，对土地征收导致农民福利变化的程度进行了实证测度。袁方和蔡银莺（2012）、周义和李梦玄（2014）、丁琳琳等（2016）基于地方政府征地政策的背景进行研究，前两者持征地会使得农民福利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的观点，而后者持征地后农民福利水平有所提高的观点。高博发等（2020）用模糊评价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得出，搬迁户总体福利状况与搬迁前相比略有下降，其中在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心理及健康等方面的福利状况提高，而在就业发展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福利状况降低。冯应斌和辜磊（2023）依据搬迁福利的传导变化，提出应从增进主体福利识别、加强福利延伸拓展、规避福利陷阱风险以及构建多元福利体系等方面提升农户福祉，推动城乡共同富裕。陈利根和成程（2012）从宅基地流转模式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增加农民福利的有效途径在于实现政府主导、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三种模式向宅基地市场自由流转的转变。此外，还有学者对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陈鹏，2010；谢童伟和吴燕，2013）、新农合基本医疗（于长永，2012；马万超和汪蓉，2022）、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刘中海，2020；曾之遥等，2020；文敏等，2019）、农村金融支持（陈燕和林乐芬，2023；温涛等，2020；张伟等，2020）等国家政策进行了研究。陈鹏（2010）认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尚处于选择性教育福利阶段，远未达到教育制度本身具有社会福利功能的现代社会福利阶段。谢童伟和吴燕（2013）提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于长永（2012）用有序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认同，发现新农合政策的福利性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刘中海（2020）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农村消费和激励农民参保缴费四个维度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存在保障水平不高、地区分配不均、可持续性不强、激励约束不到位等问题。陈燕和林乐芬（2023）基于农民视角实证考察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分散农业生产风险、提供风险保障，有助于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增强农村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其三，其他因素，如通货膨胀（陈彦斌等，2013；陈刚，2013；郭劲光，2009）、消费品供给（汪旭晖，2010；王非等，2010；周大超和朱玉春，2013；刘亚琳和戴觅，2022）、农资购买（Smale et al.，2012；Houeninvo et al.，2020）、基础设施建设（彭代彦和赖谦进，2008；于长永，2012）、气候变化（郑艳等，2016；孟一坤，2018）和国家安全等。陈彦斌和马莉莉（2007）提出中国的高通货膨胀率会使得农村居民有较大的福利损失。陈彦斌等（2013）从居民资产结构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如果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5%，那么总体财产不平等程度将会加剧，城镇穷人家庭的净财产减持比例将达到富人家庭的30倍以上，农村家庭将遭受较城镇家庭更高的福利损失。汪旭晖（2010）从消费品市场购买便利性与安全性视角分析发现，便利性能够显著影响农民福利，而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低，安全性并没有显著影响其福利。斯梅尔等（Smale et al.）（2012）从经认证的种子在农村市场流通的供应情况出发，提出其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使得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福利水平大大降低。霍埃尼沃等（Houeninvo et al.）（2020）和艾耶纽等（Ayenew et al.）（2020）均发现改良的农产品品种有利于农民福利的提高。彭代彦和赖谦进（2008）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村庄道路建设的不足分别显著提高和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而灌溉困难降低了专业农户的生活满意度。苏亚特米科和伊萨尼亚提（Sujatmiko and Ihsaniyati）（2018）认为气候变化对咖啡生产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民福利产生影响。

在农民福利效应的研究上，学者们从制度设计、农村金融系统、农户自身行为等角度提出增进农民福利的相关建议。在制度设计上，增进农民福利的建议包括社会福利体系的选择性制度设计要向全民性制度设计过渡，实现从物质需求福利向精神需求福利的过渡（韩克庆，2011）；Li et al.（2015）提出在保险制度上进行创新设计，将养老保险扩大至农村居民全面普及。从金融系统角度，农村金融应进一步加强供给侧改革，发挥普惠金融的供给作用，加强农村投资、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供给（陈晓声等，2016）。从农户自身金融行为来看，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在普惠金融下，良好的消费者金融行为（肖经建，2011）可使农户福利得到提高，还有学者认为农户借贷行为（陈晓声等，2016）可使农户福利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