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类型及影响因素
农村金融资源可分为农村金融货币资金型资源、组织机构型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三类，其中以农村货币资金型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较多。
第一，农村货币资金型金融资源配置。农村资金配置主体包括政府、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金融机构等（温涛和熊德平，2008），因此农村货币资金型金融资源的配置包含信贷资金配置（胡士华等，2016；周月书和王婕，2017）和财政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支持和补贴（王静等，2014）。胡士华等（201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信贷市场，虽然正规金融机构具有资金优势，但由于普遍存在着信息约束，参与借贷的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而，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无法将信贷资金配置给广大的农户或农村小企业，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问题成为制约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关键因素（胡士华等，2016；庹国柱，2012）。我国农村总体资金配置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周月书和王婕，2017），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向琳和李季刚，2010）。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在研究中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塌陷”特征。杨希和罗剑朝（2014）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发现西部地区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整体偏低，且西南地区配置效率高于西北地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与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具有较大差异。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和补贴力度加大。2018年《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行动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脚步。刘晓丹（2023）指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到2020年补贴的农作物种类多达200余种，补贴的比例也更加科学，逐渐体现出区域差异化。鲍曙光和冯兴元（2022）指出在金融方面，政府积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鼓励农业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资本市场公开发行上市和融资。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的奋斗目标，李丽君等（2023）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的公共资源变为“制度内”供给，增加了自上而下的财政投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不足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郑军和秦妍（2021）指出，目前政府主要通过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助推养老服务业，达到回收社会资本降低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投资风险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补贴能够降低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绩效，达到缓解养老机构运营压力的目的。
第二，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具有促进作用，优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加快一个地区的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各省市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对于各地金融资源投入的差距（王妍和孙正林，2022）。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一系列重要的农村金融改革，致力于建立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功能互补、相互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日益完善（罗知和李琪辉，2023）。已有研究多对农村金融主力机构，即银行机构的配置情况进行研究（粟芳和方蕾，2016）。莫媛等（2019）剖析了县域银行网点空间结构的变化特点及其影响，指出信息技术进步有利于身处偏远地区的农户突破时空限制获得金融服务，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是政府发挥调控职能的政策选择，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缓解融资约束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高效的政府行为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扩张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张正平和杨丹丹，2017）。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金融机构出现网点撤离，银行“离乡进城”的趋势越发明显，银行地理距离越来越小，不利于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庄希勤和蔡卫星，2021）。近年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虽覆盖全国各省份，但实际覆盖空间小，中西部地区人均金融机构密度高但地理金融密度偏低（程惠霞和杨璐，2020）。农村金融机构制度改革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信社改制农商行显著提升了金融支农水平，但受益对象主要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通农户仍存在融资困境（马九杰等，2020）。刘海燕和杨士英（2018）指出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并没有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反而将农村资金从农村金融市场大量抽离出来，转移到城市进行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活力和成长壮大。郭思嘉（2018）的研究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利率高、手续繁杂等因素抑制了相当大一部分金融需求；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成本低、抵押的合意性等特点，在农村信贷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涔宇（2022）指出目前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主要是一种互补关系，正规金融的发展不够完善所造成的许多空缺，由非正规金融利用自身优势来进行弥补，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未来随着正规金融的不断完善，其所面临的最大的成本效率问题也会因科技进步得到相应的解决，非正规金融将被取代。除了银行机构，国家对于农村机构组织的财政帮扶也能够影响农村金融的配置。我国加大了对农村的金融资源的投入力度，还加强了对农村金融的风险防控，而控制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农村保险，因此农村保险费用收入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着一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实施后，我国政府减免税收优惠补贴，为保险经营机构让渡利润的同时，降低保费也令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有所提升，从多方面促进农村保险费用收入的增长（王妍和孙正林，2022）。
第三，农村金融人力资源。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脚步的逐渐加快，农村信用社也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着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蔡雪雄（2007）认为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农村信用社持续经营的先决条件，人力资源管理与农村信用社持续经营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农村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尚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与问题，农村金融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意识不强，人力资源的培养体系不健全，薪酬分配等激励制度不尽合理等问题，农村金融员工结构不合理，缺乏健全的激励体制，缺乏后续的培训教育等问题（刘芮珺，2014；韦海祥，2017）。崔海燕（2024）指出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转移速度慢、转移途径少，无法为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阻碍了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给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金融人才短缺，大量的金融人才进入城市发展，导致农村金融人力资源配置失衡，人才流失率过高（张彦伟，2020）。已有研究均将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密度列入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综合评价中（温涛和熊德平，2008；李明贤和向忠德，2011；刘赛红和李朋朋，2020）。杨希和罗剑朝（2014）认为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开发和培养农村金融人力资源。鲁建昌（2019）指出信息化将会为农村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正确认识到信息化技术的种种优势，抓住时代机遇，合理地、充分地应用好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与服务水平。
国外对影响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分析较统一，主要分为金融市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不同因素产生的影响效果具有差异性。佩德森（Pederson）（2004）觉得缺乏有利的政策环境、金融工具的不完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不足等原因影响非洲农村金融深化。弗莱西格（Fleisig）（2003）研究了农村金融法律政策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认为这些法律和非法律基础直接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农村经济主体地位。巴雷特（Barrett）（2007）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非正式贷款和社会保险填补了正规金融市场的空白，在农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来看，除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杨希和罗剑朝，2014）、农业资本形成机制（温涛和王煜宇，2005）、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温涛和熊德平，2008）、农村金融市场交换条件（徐建军，2011）、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李敬和冉光和，2007）等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莫媛等，2019；庄希勤和蔡卫星，2021）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金融资源在非均质或不连续的空间分布特征促使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Leyshon，1998；Laulajainen，2005）。金融资源的供给在新兴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明显不足（李扬，2017），沿海地区金融资源丰裕度远高于内陆省份（成学真和倪进峰，2018）。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问题不仅会制约配置效率，还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造成一定影响（陶锋等，2017），失衡的金融资源配置会拉大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唐松，2014；史恩义，2015）。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推进，金融资源错配有所缓解，但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配置，制约了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杨伟中等，2020）。另有学者从宏观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源供给的适配度层面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李源（2018）指出当前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的配置过程中出现了货币空转、金融资源供给效率较低、供给结构严重扭曲和核心金融资源配置矛盾等问题，并提出树立正确的金融发展观念，推进银行改革，拓宽融资渠道，健全市场体系和提升融资的比重等几项建议。李宛聪和袁志刚（201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传统经济升级和创新发展缓慢，认为调整杠杆率、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解决金融资源配置模式的有效措施。此外，金融资源配置还取决于与相应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适应性（唐青生和周明怡，2009），政府的过度控制会妨碍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抑制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杨丹，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