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1.1.1 研究背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发展壮大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始终是“三农”问题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将“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主题，对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等重点工作做出具体部署。这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促使农民收入增长开始提速。尤其是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及GDP增速，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但是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农村经济发展依然较为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随着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严重冲击。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的契机。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数字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之一。数字金融发展在重塑现代金融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推动普惠金融尤其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在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助力实体经济尤其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等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和巨大潜力。发挥数字金融普惠优势，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对全面建设乡村振兴和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1）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成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真实写照。农民增收关系着我国几亿农村居民的社会福祉，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促进农民增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和重要发力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虽然当前我国已经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是我国相对贫困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未来扶贫工作的主战场。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简称“双循环”战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扩大和培育农村消费需求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双循环”战略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明确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的机会和成果，持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作为目标任务之一，对当年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具体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提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2）当前农民持续增收面临巨大挑战。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以来，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战略。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社会救助、生态扶贫等方面的综合施策，精准扶贫创造了我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2020年，我国实现了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但是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依然严峻。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农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抬升、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多重因素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压力。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开工不足、新增就业岗位减少、待业时间增加、薪资水平降低，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长期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由于我国农村少数脱贫人口仍存在返贫风险，如何使脱贫人口获取更多持续增收的能力和机会，减少返贫率，实现永久性脱贫，是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关键问题和难点。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持续稳定增收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也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缓解相对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强化“双循环”战略的必然要求。
（3）数字金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经历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受国际国内多重压力的影响，依靠传统高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高市场外延扩张的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速逐年下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正经历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经济发展动力，实现“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活动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的新特征，以数字资源为生产要素，以全要素、全空间、全过程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金融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高速增长，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超过1/3
，数字经济竞争力位于全球第三，数字产业竞争力连续四年位居全球首位。视频会议、网上购物等“非接触式经济”快速崛起，已经成为疫情期间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生力军”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技术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金融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价值网络，极大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和普惠水平，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数字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村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应该也不能游离在数字金融、数字经济的边缘。当前农民增收面临严重压力，急需在数字金融、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寻找新的机会和动力源泉，促进居民创新创业，有效增加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潜力，提高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效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4）我国数字金融蓬勃发展，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晚于发达国家，但是后来者居上。经过短短十几年，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引领全球数字金融发展的一面旗帜和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者。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和互联网普及率大幅提升，数字金融快速扩张，加速了传统金融体系的变革，助推了中国普惠金融快速演进，推动了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对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2020年6月，全国网民规模达到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其中农村网民2.85亿，普及率达到52.3%，占网民比例的30.3%；全国网络支付用户8.5亿，农村网络支付用户预计在1.51亿~2.44亿，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35.97%~44.82%，农村网络支付覆盖率大幅提高。随着整体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幅度缩小（张龙耀、邢朝辉，2021）。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数字金融发展，对数字金融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寄予厚望，把其作为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2019年1月29日，人民银行等五部委提出在2020年“基本实现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全覆盖，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得到有效普及”，以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综合性数字金融平台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翼龙贷、农信互联等涉农网络借贷平台已经在多个省份向农村地区累计提供上千亿元的信贷资金，新希望、伊利集团等龙头企业纷纷设立互联网金融平台，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传统涉农金融机构也在加速金融业务数字化布局，大力拓展农村金融服务渠道，降低服务成本。数字金融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在农村地区发展势头强劲，深受广大农村居民喜爱，成为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金融有力地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成为各级政府救助小微企业及困难群体、促进消费复苏的重要手段。在后疫情时代用户对无接触式金融服务的价值认同得到进一步提高，金融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速。因此，如何让数字金融这一创新成果惠及所有城乡居民，成为促进农民长期稳定增收的有效手段，是建立包容性增长体系和缓解相对贫困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大力推动农村数字金融发展的初衷。
（5）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关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文献较少，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相对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具有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地域穿透力强等优良特性，是实现金融普惠的有效形式。2016年“G20峰会”将数字金融提升到“数字普惠金融”的高度，并发布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此后，学术界掀起了数字金融的研究的热潮。目前关于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著述颇丰，很多学者从创新创业（谢绚丽 等，2018；尹志超 等；2019，唐松 等，2020）、居民消费（易行健、周利，2018；谢家智、吴静茹，2020；张勋 等，2020）、产业结构（唐文进 等，2019；杜金岷 等，2020）、经济增长（钱海章 等，2020；宇超逸 等，2020）、收入分配（宋晓玲，2017；周利 等，2020）、减少贫困（何宗樾，2020；孙继国 等，2020）等多个维度讨论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部分学者关注到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正向联系（刘丹 等，2019；任碧云、李柳颍，2019），但是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因此，本书聚焦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以充实现有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