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数字金融实践的突飞猛进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的文献资料不断丰富,但是缺乏对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系统性研究。

首先,根据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归纳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途径;根据数字金融发展的理论逻辑,从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两个方面,探索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以丰富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虽然当前学术界对数字金融缓解农村金融抑制方面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对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异质性群体从数字金融发展中的获益情况,实际的作用机制等问题并没有形成系统研究,而这些正是本书力图解决的问题。

其次,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及调查数据,从多维度(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多角度(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多方法(广义分位数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空间面板回归,虚拟变量回归,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PSM、Probit、Iv-probit等实证研究方法),以及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深入检视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拓展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维度、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为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

最后,采用数理分析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创业活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微观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效应、结构差异、溢出效应、异质性差异以及作用机制,深化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在微观层面的认识,为通过数字金融手段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微观经验证据。

(2)现实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是具有明显的“重规模,轻机制”的现实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已经成为常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异常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质量的包容性经济增长体系势在必行。这要求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以实现经济全面转型升级、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等目标。但是原有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实体经济产生的许多新的金融服务需求。党和政府希望通过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和创新推动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但是实践效果是否与发展数字金融的初心相一致有待进行客观的评估,如何通过数字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亟待回答,数字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能否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以及需要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有待进行系统的考察。本书的研究有助于这方面工作的推进,并尝试作出回答。

第一,中国规模庞大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重规模,轻机制”的特征。这种抑制性的金融体制存在双重特征,即麦金龙效应和斯蒂格利茨效应麦金龙(Mckinnon)在1973年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他认为金融抑制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不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在1997年提出金融约束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不成熟和监管框架不完善的情况下,适度的政府干预可能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金融抑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向了负面根据黄益平(2020)的测算,如果将金融抑制指数降低到0,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降0.8个百分点,在90年代将会下降0.3个百分点,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会提高0.1个百分点。这说明早期的金融抑制促进了经济增长,后来这种影响逐渐转向遏制。。近年来,对金融体系的抱怨越来越多,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抑制性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实体经济产生的许多新的金融服务需求,成为拖累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黄益平,2020)。如何通过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亟待回答。

第二,数字金融降低了提供或接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和边际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有力推动了普惠金融发展;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新的市场竞争主体,形成了对传统非正规金融的替代,并促进了传统正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突破了原有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改善了金融生态,推动金融体系改革;金融机构利用海量多维的大数据创新征信体系和风险管理,改善了社会信用环境,降低了信贷服务对信贷记录、财务数据、抵押资产和政府担保等传统信用评估技术的依赖,缓解了信贷约束并降低了信贷成本,促进了消费升级和创新创业活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改善了金融基础设施,催生并支持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了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理论上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有助于农民增收。但是理论预期是否与现实相符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

第三,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并争取在2020年实现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全面普及。厘清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实现数字金融由工具普惠向目标普惠的关键一环。传统金融体系由于各方面的制约,其在服务小微企业及农村地区存在不足,数字金融有可能破除传统金融面临信息及成本约束,缓解商业银行服务对物理网点和人工服务的依赖,进而形成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我国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其实践效果是否真按理论预期的方向前进,是否与发展数字金融的初衷相一致,尚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进行评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第四,为决策部门优化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实证依据。数字金融是促进社会经济变革,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其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并通过具体途径发挥作用,其经济效应受到一定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本书采用多个层面的数据和多种计量方法测度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对影响数字金融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空间地理等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决策部门优化相关政策提供客观的实证依据。

第五,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本书在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体系,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