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审美贫困:中国乡村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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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审美贫困的发生:条件 能力和机会

美丽乡村建设有其独立的发展逻辑,不能走城市化旧模式,让农村不像农村,以致负外部性效应凸显。换句话说,“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就是要让每个乡村有自己的独特的风神气度,有灵魂、有温度、有感情。农村全面发展过程,就好比是一个生命体,不仅要结实健康,机体新陈代谢正常,还要看这个生命体是否有风神气度。这就关乎审美的贫困话题。建设美丽乡村,本是现实策略或实质性目标,但为论述方便,必须对中国乡村审美贫困的本质内涵或发生机制进行剖析,以明确范围和实质。

审美的贫困有深邃的意涵。古今中外很多哲人对“审美”作了精彩的阐释,诸如趣味的判断、理念的投射、直观的感性认识、意象或意境等。审美的贫困主要是指审美的丧失,特别是指失去感知美的条件、能力和生成机会。审美是个人与世界对象化关系中构造的自由链接,构筑愉悦的情感联系,而审美的贫困是审美愉悦的营养缺失症。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思考,对美丽乡村建设中审美的贫困的认知,侧重于改造客观现实的意义分析。光建设一个繁华世界远远不够,即使乡村万丈高楼平地起,仍脱离不了审美的贫困。摆脱审美的贫困,不仅关乎物理世界的建设和装点,还是自由精神的呵护和养成,关怀人类的自由发展和最高社会理想的实现。当前,中国乡村审美的贫困,主要是指审美主体的审美感知力的欠缺、审美意识的麻木或审美趣味的低下等本质力量太弱的原因,导致美丽村落建设过程中,仅注重基础物质条件的建设的浅层基本需求,外在性增强忽略了内在性,或说忽视了村落作为一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才能让人宁静自在、安居乐业。

马克思认为,人脱离其动物属性,具有更多社会属性,物质生产劳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自由劳动过程中,会产生感性的、审美的情感。审美贫困主要是指审美情感的丧失,特别是指失去感知美的能力和机会。审美情感意指个人与世界在彼此实现过程中,构筑起自由的、纯粹的、获得愉悦的情感联系。可以说,审美贫困就是人的精神贫困或本质力量的贫困,如同物质条件的欠缺一样。其中,既有审美条件不具备、主体能力低下的原因,也由于审美机会的缺失。简单说,审美贫穷包含三个不足:条件、能力和机会。

王国维说过,物质经济上的贫困短时间都可以解决,而审美上的贫困,则需要上百年的修复,并持续赋予美的情感给养。可知主体本质能力的提升,是百年树人的巨大工程。“审美是一种人性的塑造,是对现实感性生存方式的僭越,而审美与幸福则是一种共生关系,幸福的获得一定建立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而获得美的情感体验一定会带给个体幸福的心理感受。”[2]这是关乎人性、幸福的重要话题,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理解审美贫困,则更是关于人的自由成长、发展,关乎社会最高理想的实现。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不少基层政府对传统村落的规划保护开发更看重其中蕴含的旅游开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产业的‘商机’,普遍缺乏对传统村落文化活化发展的重视,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明显不足,对村庄历史文化传统的挖掘、民风民俗的传承、乡村治理秩序的延续、村庄居民的情感体悟等方面重视不够,以致出现村落物质生产兴盛而精神气质衰落、文化空心化和虚无化、村民文化体验边缘化等问题,消减了村落凝聚力,影响乡村的可持续发展。”[3]对乡村精神软文化建设的忽略,让乡村建设只停留在物理层面,而更重要的是,短期行为忽视了人的审美素养的发展,将会导致美丽乡村建设走不少弯路。

当下中国乡村审美贫穷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概括来说,离不开客观的条件、能力和机会的欠缺。为深入地理解审美贫困的发生机理,需要对其各方面进行解释说明。

(一)条件:客观的和谐、匀称等形式

中国乡村审美的贫困之所以出现,条件的匮乏是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说过,“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于是,人们总是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显性的物质条件上,任何乡村建设和发展,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审美的贫困的最大归因,“无辜”地集中在了人化的自然物质条件上。如果细加归纳,可以从存量因素和增量因素两方面来分析下致贫原因。

1.存量因素

似乎美的事物,往往与和谐、富裕、美好、合理、生态等联系在一起。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学上的秩序和比例作为美。但马克思认为,审美的发生离不开审美对象的客观属性,“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5]。这都说明美是离不开“人化自然”物质条件的。

中国地大物博,南北东西的村落,先天差异极大,考察其禀赋和条件,则可以从如下六个方面来评估:(1)自然生态环境;(2)社会文化环境;(3)公共设施环境;(4)社会治理环境;(5)产业发展环境;(6)社区家居环境。如上基本囊括了中国农村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全部内容。存量条件主要是村落的自然天赋条件,是现有的、已存的客观物质条件。每个地区、每个村落的存量条件都不一样,有河流美、青山美、湖水美,还有大漠美,有静谧的世外桃源,也有拥挤的矿区村落,有杂乱无序的城乡接合部,也有寂寞无人的山外孤村,有热闹非凡的江河渔村,也有孤烟直立的大漠小镇,天南地北的各种村落,既是各丑其丑,也各美其美,这都是一切“人化自然”审美情感发生的基础。

一般来说,审美贫困的发生,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有关系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是审美发生的最基本存量物质条件。有不少村落,先天的禀赋条件特别好,很容易就发展其自己的审美风格,而绝大多数村落,四处散落的民居,零散的田野,荒芜的山坡,都是缺失审美的因子,需要后天的弥补和修缮。先天的条件并非决定美与不美的关键因素,其不过是前提条件之一,无论何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都认为,在人的自由开拓、自由劳动过程中,就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

2.增量因素

随着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可发现,很多村落都改变了容貌,变得越来越漂亮。当下,村落的建设,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社区家居环境、人文治理环境等,在乡村振兴战略主导下,得到极大的改善。很多基层政府以及普通农户们,以建设美丽家乡的雄心壮志,开始规划美丽乡村的建设蓝图。这意味着村落保护意识的觉醒,科学规划、原生态修复等措施的迅速落实。于是,很多历史文化村落得到修旧如旧的保护,基础人文设施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各个村落的审美特色,也在保护和新建的时候得以凸显。

如果说村落原始的、古朴的自然禀赋,往往自有其和谐、匀称的形式美的话,那么,现实中很多新建村落,比如个别地区的集中居住点、安置点等,则面临审美上的巨大挑战和考验。观察很多新建村落,看似在考虑和谐、匀称的审美法则,实际上则显得古板、陈旧,近乎排积木式的简单排列,毫无错落有致的美感,也没有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映衬,加之保护失策,建筑物质量堪忧,总体来说与美无关。而原本花了不少资金可以建设得更漂亮的乡村,却模仿钢筋混凝土风格,失去了山乡村落的美感。

当前,村落的容颜更新换代进入关键阶段。所谓审美贫困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村落的增量因素有关。在不少农村地区,一些土味家具、奇葩建筑,还有模仿城市风格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既耗费人力财力,实用性不强的同时,又没有一丝丝美感。马克思关于美的定义,认为美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后来有学者说美是劳动,等等,可以知道,美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所以,增量因素可能制造了不少丑,但只要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提升,增量因素也完全可以成为增量的审美因子,在建设美丽乡村伟大工程中,通过特定的审美引导,科学的规划设计,可以出现很多个性突出、气韵生动的美丽乡村。

(二)能力:主体审美的能力

恩格斯说过,“只印刷出乐谱而不诉之于听觉的音乐是不能使我们得到享受的”[6]。乡村审美贫困问题的发生,不仅与自然物质条件有关,还与主体的包括感性能力、情感能力在内的本质力量有很大关系。中国乡村的建设者、参与者以及其他与乡村相关的人的本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乡村美学建设最关键的力量之一。乡村审美情感能力等本质力量的缺失,是审美贫困问题的主体根源。而且,审美情感能力的培育,非一朝一夕能够促成。王国维也呼吁过,“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7]。当前情况下,抓紧培育乡村振兴相关参与者的审美能力,抓住时代机遇,摆脱审美贫困,是非常长远而更具意义的时代任务。

能具有审美高峰体验,才能真正感受到与世界的亲密统一关系。可知,即使世界到处都是客观的、和谐的形式、对称的结构,其作为外在世界的构成,与人的主体性存在总有疏远性、排斥性。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总有克服与世界疏远性的冲动,或者说,总是想在客观世界中确证自己的存在,甚至想成为神一样的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至,实现天人合一。人于是总要观照世界、认识世界、思考世界,自己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也要观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黑格尔说:“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个外在事物中复现了。”[8]于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客观世界,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对象世界。在对象世界中确证自己,有思想和实践两种方式,诸如宗教的,哲学的,当然也还有艺术的。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活动就是艺术。艺术是典型的审美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说是在对象中以自由的形象呈现出来。

人与世界的疏远性克服后,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在世界中慢慢呈现出来。黑格尔说,“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么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9]艺术活动最能克服这种疏远性,就在于人在这种情境之下,是自由人的身份,是不受束缚的。人类离不开艺术和美,就是其具有其他实践活动无所比拟的独特性。

在有限世界中,与世界相对而言,人总是异己的,受束缚的。在有限的世界中,人局限于有限的、彼此的对象关系中,深陷其中利害,无法自拔。这是一种有限的、相对的冲突世界,纠缠着各种利害关系,彼此皆不放松。人们渴望摆脱有限的、相对的困扰,哪怕是一刻的愉悦或放松也行。于是,无限世界的形而上需求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唯有在无限世界中,人类才有冲破一切束缚、阻碍或世俗欲望的轻松和愉悦,这就是超越性体验,也就是美或艺术的体验。美丽乡村的自然山水田园,一切都是无限的存在,与审美主体之间没有切实的利益烦恼和纠葛,能够带着你冲破欲望束缚,走向无限体验。

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于是,人需要一种能力,审美的、艺术的能力。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11]马克思强调审美的或艺术的这种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是一种自为地存在的本质力量,这种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对建设美丽乡村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俗点,这种本质能力到底是什么呢?蒋孔阳说:“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他的本质力量,首先是他的自然力和生命力,他的自然禀赋和能力,他的情欲和需要。”[12]当然,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还具有超越自然存在物的能力,“有了主体世界人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首先是能够认识自己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力量;其次是能够强烈地实现自我愿望和目的的意志力量;第三是能够感受世界并能够表现主观的爱好和厌恶的感情力量。”[13]当然,唯物史观理论下,这不是人的抽象、绝对本质能力,而是具有社会历史属性。即是说,这种本质能力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水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人的本质能力是不同的。审美的贫困的出现就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然,人的这种本质能力,让人具备了超越有限、相对关系物质世界的可能,也就是具有能够自为存在的可能。马克思说:“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4]或者说,“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15]由此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审美是人的天性能动的表现,就好比春蚕吐丝一样。

审美能力既是一种认知美的能力,也是一种感受善的能力,主要由情感能力构成,其独特感受自由的体系中,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美的认知和感受体系。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每个人认知和感受美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每个人感受自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乡村建设参与者们,需要接受各种能力训练,尤其是情感能力或审美能力,才能提升自己包括情感能力在内的本质力量,才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让自己或他人感受到美、体验到美。虽说一代有一代的审美,但随着社会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给新一代的乡村建设者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以更为强大的本质力量去建设美丽乡村。

(三)机会:主客同构的审美可能性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审美机会实质是一种审美活动的生产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与世界的交互式对象化运动中,自发产生了高级审美情感的契机。换句话说,审美体验这种情况并不是常有的。“审美是一种实践,其以人为主体,自然的审美特性为客体,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对象化活动,只有建构合理的人与自然界的相处方式与生态制度才能产生美感进而产生幸福的体验。”[16]所以,审美贫困的产生,还可能是由于审美机会的缺失,也就是主客体之间没有因缘际会对象化活动,也就没有美的情感产生可能性。

最早提出审美的机会学说的是席勒,他的“游戏”的观点影响深远。他认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审美可能。人在劳动时候,由于受到外部力量的驱使,其本质力量是处于压抑状态,是不自由的,也就无法实现审美主客体的统一。换句话说,只有当人解除了实用关系的束缚,才能自由地展开自己本质力量,才能在对象世界中看到自己那“活泼自由的心灵”。这种观点,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学观点也有一定参考意义,不过“游戏”终究是“游戏”,其不能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而马克思提到的“自由劳动”,则更能科学解释审美机会的发生机制。当人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本质力量,能够不受约束、不受异化的情况下自由展开实践活动,才有审美的可能性。

审美需要机会,说明美的感觉不是先验的、本能的,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唯有在特定时空下,审美才有机会出现。马克思谈审美意识的产生,“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17]。他说,“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18]审美机会的发生,总是与社会文明进步、历史发展是同步的,也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

审美当中需要主客体同构,主体对象化为自由的形象。这不仅需要恰当的时点、充分的审美条件准备,还需要主体有充足的能量,在生命的能量交互中,实现审美高峰体验。所以,审美对象的匮乏、审美主体的落后等情况,都会导致审美机会的丧失。所谓“大化流行”,就是万物相生的运动中,外部世界的千变万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现了审美高峰体验。马克思说,“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9]

于乡村生活中,审美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享受充分愉悦的情况,还是很频繁的,当然情况也是各不一样。既有长居于乡村的深入生活的细腻体验,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有旅人浅尝辄止的风光体验,如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如此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身心自由和解放。当下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多创造审美机会,激发审美意识,呈现美学趣味。这涉及审美的心理机制问题了。就深居农村的很多人而言,乡村的美,很大程度上来自感受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一方面,遵从乡村自然法则和发展规律,生态平衡而健康,一切都是生机盎然;另一方面,符合规律性的同时,村民们又得到物质、精神上的满足,特别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就好比说麦穗,是辛勤劳作的结果承载丰收的目的,也是黄油油的美的事物,蕴含着村民自身本质力量,这就是审美的机会。

审美贫困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规律性与目的性不相符,规律认知与价值目的的冲突等方面,最终导致审美机会的丧失,在很多人心中,呈现为乡村价值的迷茫和失落。当下很多村干部感慨,很多返乡农民新建房并不是特别好看,反倒是不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新建房体现了自己特色,能够为美丽乡村添砖加瓦。很多乡村人由于自己审美能力或情感能力的不足,对于美的细腻体验少之又少,必然是缺少了很多审美机会的,更是无法创造美的。审美贫困的发生,缺少的是审美机会,深层次原因则是个人审美能力的不足。但是曾经物质生活水平和条件都极差的古人,仍能创造出山水田园诗歌,以最大的热情和本质力量写出山水田园之美,今人拥有更为充裕的物质条件,也完全可以在山水田园的乡村生活中寻找到、体验到美的机会的。

注释

[1]任映红:《乡村振兴战略中传统村落文化活化发展的几点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三期,第34—39页。

[2]滕飞:《幸福生活的美学建构——论马克思的审美逻辑及其价值旨向》,《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1期,第75—79页。

[3]任映红:《乡村振兴战略中传统村落文化活化发展的几点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三期,第34—39页。

[4][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5][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6][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16—417页。

[7]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8页。

[8]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9页。

[9]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9页。

[10][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11][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2]蒋孔阳:《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上)》,《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5期,第2—7页。

[13]蒋孔阳:《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上)》,《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5期,第2—7页。

[14][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15][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6]滕飞:《幸福生活的美学建构——论马克思的审美逻辑及其价值旨向》,《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1期,第75—79页。

[17][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18][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6页。

[19][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