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这样，我们进入先生门下，开启了全新的历程。

黄天骥老师当时是系主任，行政事务十分繁忙，因为中文系不仅新规划了本科生一年级“百篇作文”的写作，还设立了“刊授中心”——王先生曾赋《满江红》词，题作《中大中文系为自学成才创办刊授中心，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喜赋》——学员累计多达二十万人。所以甫见面，黄老师就轻松地开起了玩笑：“我的任务是把你们招进来。你们的学习，我就交给王起老师了。”

老师们没有给我们开具体的书单，也没有限定具体的要求，完全是让我们自由发展。他们主要根据我们的作业来作引导，而我们自己心中其实也是各有计划。尚宪跟我一样，已经留校教了一年书，他考来中大，南大起初不愿放行，让他写下字据，保证毕业后一定回去（毕业时因没有指标，无法回去。这是后话）。柏良虽是应届毕业，但出手很快，论文不少。大家心无旁骛，埋头书堆，努力让老师们看到我们的成绩。

我们这一届博士生，文理在内，全校才十一个人，都是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也就是现在统称的“新三届”。有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又有这么好的导师带领，我们简直是放开了步子撒野，个个踌躇满志。每天想的都是问题，相互讨论，勤于写作，也不乏合作，写了就投。

80年代初，学术研究刚刚“拨乱反正”，回归正道，旧迹未尽，新途待拓，新观念、新方法纷至，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打下了学术的基础，又个个力求走出自己的新路。尚宪从厦门大学考入南京大学，基础厚实，为人纯朴，其学谨守师训，老老实实地做着版本比勘研究；柏良从湖北师院考入华东师大，沾得海上风气，心高气雄，着力于构建自己的独特体系。我则谨奉老杭大“论考结合”的准则，力求将理论与实证融通。我之所为，正好介于两位师兄之间。三人秉性各异，风格不同，却可互济。

两位导师经常是读到我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才给予评说的。他们微笑着颔首肯定，然后委婉地提出意见与建议。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表扬的话语，却有意无意地漏过那些批评的词句。

在那个神州复苏的80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年轻的我们，意气风发，睥睨四海。

当时导师没有专门开课授讲，但不定期地会举行精心安排的“辅导课”（研讨课），给我们无数的启发。地点就在王先生家的客厅，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下午。所有讨论课，先生都全程参与，并发表意见。有几次是王先生亲自主讲。

那时还没树起“中大戏曲研究团队”的旗帜，实际则已形成。参加研讨课的，中年一代有苏寰中、黄天骥、吴国钦三位老师，年轻教师有罗斯宁、欧阳光、师飚、康保成、董上德，学生则是我们三位博士生，有时还有硕士同学参加。那时外部学术交流很少，这个群体却能经常展开内部研讨，对我们三位初窥学术门径的博士生来说，等于是得到了一次次的集体辅导，因而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研讨课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有时是精选的戏曲史问题，有时是取学界新发表的论文，或由老师主讲，或由同学承当，这些都是由王先生与黄老师提议或商定的。研讨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发言，直率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是不同看法。我不仅观察到师长们各自的个性、风格以及学养，还能体会到年龄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代际”差异，观察到各人在理论掌握与逻辑思考等方面的特色，内心也颇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这种集体研讨课，成为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传统。我毕业后作为年轻教师也一直在参加。到1990年代，黄老师提出韬光养晦，沉潜下来，夯实基础，带领我们研读经典，每两周一次，定期举行。这种研读会和研讨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有两次研讨课，给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王季思先生主讲悲剧，他提出中国古代戏曲的特征是“悲喜相乘”，并作了系统阐释。我听了，有一种每个毛孔都被打开的感觉，几乎浑身发抖，一时浮想联翩，十分激动。课后我根据先生的提纲和我的笔记，附以我的理解，整理成文，题为《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后来发表在《戏剧艺术》1990年第1期。这成为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论文之一。在发表时，先生特意在文末加了一段话：“这是我的博士生黄仕忠根据我一次辅导课的讲授提纲和录音整理的。第四节里融入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

我为先生整理的另一篇文章是《关汉卿〈玉镜台〉杂剧再评价》，先生也是特地附上一笔：“这是黄仕忠同学根据我的提纲和谈话撰写的。在某些段落还融进他自己的见解，不见拼凑痕迹，这是不容易的。”其实我在整理时改动、调整了先生的一些观点与表述，加了我的浅见，先生却不以为忤，附言肯定。

另一次是黄天骥老师主讲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黄老师没有写提纲，即席开讲。切入的角度十分特别，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户，令人思绪万千，更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新的可能在我脑海中活跃了起来。我的书写速度比较快，把主要内容记录下来了，课后安排新入学的博士生作整理，就把笔记给了他们，可惜最后却未能成文，笔记也遗失了。多年之后，我说起此事，黄老师也说，那天去先生家的路上，忽然灵感触动，纷至沓来，许多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下子冒出来，又全部贯通了；可惜事忙，后来这种灵感消失，就再也记不起来了。我觉得十分遗憾，不然，学界应能收获一篇出色的论文。

入学第二年（1987）夏天，黄老师组织在佛山的西樵山举办《长生殿》讨论会，不要求与会学者提交论文，“只带头脑来就可”。事先安排尚宪和我撰写研究综述。我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认真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长生殿》的论文和著作，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综述，印发给与会代表（其中一万多字后来发表在《文学研究参考》上），也让我们对有关的各类问题，心中有了一个底。

会上的讨论十分精彩而激烈。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能引发不同的回应，又引出更深入的思考、更激烈的争论。很多发言我听来十分熟悉，因为之前的论文已有涉及；但又不相同，因为角度、路径有别。学者之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也因为这样，很多细节，很多从来没有被关注的问题，被一一翻了出来，让人一新耳目。尚宪曾这样记道：“在花果飘香的夏日，我们与众多师友聚会在南海西樵山麓，一边啖味荔枝，一边细细探究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情缘，为《长生殿》扑朔迷离的主题争个不亦乐乎。”

我在记录时，也悄悄地观察着学者的个性。有的性急气盛，抢先致辞，逻辑严密，言辞犀利，直入人心，例如南开大学的宁宗一教授；有的则是沉稳含蓄，到最后才发言，已经系统地梳理了前面的讨论，附以己见，给人条理清晰、滴水不漏的印象，例如华东师大的齐森华教授。

会后，我和尚宪根据录音记录成文字，编为《〈长生殿〉讨论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季思先生十分认真地准备了提纲，作了二十多分钟的发言，会后他又专门审读了我们的记录，做了细致的补充。他说发言时口头表达跟不上思路，会有缺漏。这种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年之后，与会学者回忆起来，仍赞不绝口，称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会。在我迄今为止参加过的会议中，也是找不出第二次同样的研讨会。

那时我们还在先生家里唱“堂会”，从昆曲、现代京剧到地方戏，众位师兄弟妹各显身手，连黄天骥老师也一展歌喉，演唱了粤剧，且有身段表演，让王先生十分开心。

我也被推上场表演越剧《红楼梦》唱段，民乐专业出身的谢嫂子用二胡伴奏，这是我第一次随伴奏唱曲，一心想着配合，结果总慢半拍。尚宪小声对我说：你只管唱，她是有经验的，会随唱合乐。于是让我对演唱与伴奏的关系有了新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