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人（下篇）

有几位素昧平生的下江人，因国难而与我家结下缘分。

大姐明端的黔江中学班主任老师张慧，人如其名，秀外而慧中，小巧温婉，正符合人们心中的江南女子形象。姐姐很崇拜她，请她带着朋友们来舍间做客，我母亲对她印象也很好。当时她刚新婚不久，夫婿是中国银行的主办会计祝寿庭先生，也是下江人，籍贯南通。不到三十岁，风度翩翩。忽一日，姐姐告诉母亲，张慧老师生了个男孩，得了月子病，听说很不轻。当晚母亲就带着两个姐姐和我去探望。她住在西街中国银行楼上的大房间里。记得室内一片白色。被褥、枕头、窗帘、桌布，什么都是白的。像一间医院的病房。张老师躺在一片雪白中，显得头发特别黑。她半支起身子招呼来客，姐姐忙把枕头给她垫高，半坐半卧与母亲说话，一直温柔而憔悴地微笑。母亲坐在床边，同她小声说了刻许钟就起身告辞。走在石街上，母亲叹息说，这是产后寒，怕是难治了，可怜年纪轻轻的，又逃难在外。这时街上黑沉沉的，透过钟鼓楼门洞，东街那边几盏小摊上的油灯在黄黄地闪烁。我觉得母亲的话非常可怕，不能相信活鲜鲜的一位年轻女子，真会忽然死掉，没有了。母亲还说，一个新房，布置得像个孝堂，不吉利。当时的街景和想打冷噤打不出的感觉，至今清晰如在昨日。

张慧老师终于去世了，丢下七十一天的男孩祝世安，乳名毛毛。下江人的小孩都叫毛毛，大毛二毛三毛。母亲接受了姐姐的建议，把毛毛接到我家抚养，她看祝先生决无带好婴儿的能力。这样，我父亲与祝先生成了亲密的朋友。祝先生一有空就来看孩子，后来奉调省城分行，就只能在节假日来看毛毛了。祝先生对我们很和蔼，常常带着一些新鲜玩意来，令我们惊喜不置。一次是四个京戏脸谱，背面写着角色姓名。只记得张飞和窦尔墩两人。大姐把它们挂在我们书房的墙壁上。有一回是浓缩果子露，我们诧为人间美味。抗战胜利后，祝先生随银行复员上海，时与我父亲书信往还。次年新年，寄来一大包年糕。花色好几种，纸包上印着玫瑰、枣泥之类名目。年糕是载入我们小学课本的东西：“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放鞭炮，吃年糕，欢天喜地多热闹。”母亲也听熟了。见到年糕，不以为然：年糕年糕，还不就是糕粑！祝先生还送给我一支女式派克钢笔，一支活动铅笔和一大本外国邮票册。毛毛一直在我家与妹妹一起长大，十一岁时才跟着祝先生委托的专人回上海。一九七八年，我与廖公弦兄有机会去上海，偶见街上有个公安户籍处的牌子，忽然想去打听祝先生的住址。本是姑妄一试，没想到上海办事效率高，不到五分钟就得到了答复，还住在他留给我父亲的旧地址。公弦陪我循着游览地图转了几次车，居然找到了。不巧祝先生在北京出差，毛毛也在一个市属县的农业局工作，不在上海。接待我们的是毛毛的异母妹妹，提起我家，她连说知道。我告诉她家父已去世，母亲还健在。谈了几句，已是暮色苍茫，就告辞了，原路回到上影招待所。不一会，祝家妹妹打来电话，说已向她父亲通了长话，他听到我到上海，去看望他，很高兴，但公务未完，不能赶回上海，表示遗憾。祝先生的弟弟寿康，是浙江大学数学系学生，随校入迁湄潭，几次来安顺看哥哥，也在舍间借住，我们叫他祝二叔。学校迁回时，他把一只毛糙白木箱寄存在我家，后来他在天津工作，来信说那只木箱不要了，里面的东西也请代为处理。那只木箱本就一直没上锁。打开来只是些练习簿、教科书之类。但有一本《明词综》，我就收为己有了。我上贵阳清华中学后，祝二叔还给我来过信，嘱我学好数理化，以后去他那儿上南开大学。数理化我畏之如虎，辜负了他的厚意。

内迁安顺的国立兽医学校，有个附属医院，院长姓张。经人介绍借住我家小楼上。父亲搬到母亲住的楼东面，把楼西自己的前后两间房腾出来给他夫妇住。张院长面麻，口音重，不知籍贯何地。夫人姓名我不知道，大家只称张太，秀雅端庄的江南型，几乎足不出户，我们极少见到她。张院长上下班与我上下学时间不一，同样难得见到。于是乎，那面小楼变得有点神秘起来。我常从园子里仰望那四扇推出来的窗门，想不出里面的日子会是什么样，但可以肯定与我们的日子不一样。张家用了一个厨子，大约是张院长的老勤务兵。当时我觉得他非常之老，矮小，结实，嘴极瘪，脸上表情总是气冲冲的。但渐渐发现他其实很和善。我曾几次跑去看他做饭。他家借用的厨房，原是堆旧木料和笨重家什的小杂物间，与大厨房隔小院相对。有一年冬天，雪很大，大姐看了《红楼梦》，带我们在这间小屋外面取雪来化水烹茶。老兵挽着菜篮子回来，就在小屋里拾掇，嘴不停地嚅动，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哼军歌，还是纯粹的筋肉动作。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对我视而不见。他烹调手艺的特点，说文些是“精洁”；说白些是安顺话“太秀气”！菜拣得极嫩，分量极少，每肴一小碟，一餐不超过四碟。安顺说法“跟喂猫差不多”。老兵熬猪油，也不像我们用板油，单买肥肉，一丝瘦肉不带，切成极小的方块，炼出油后缩为黄色小粒，就扔了。而油渣炒豆豉正是安顺人的家常好菜。小孩眼里，再乏味的事也能津津有味看半天。后来想起很失悔：我原本可以从老兵那里听到多少传奇式的行伍故事呵！不巧我是一个只用眼睛不用嘴的小孩。或许我就是怀着想听故事的希冀去的，但两只闷葫芦相对，打不开缺口。

我父母常在夜晚到张院长那边同他们聊聊天，听听唱片。有一个深夜，两人还对着几重屋脊外一只黑糊糊的猫头鹰影子射了一粒左轮枪弹。张院长是军籍中人，持有小枪。我母亲也常夸张太的娴雅风度。两家的感情是很融洽的。抗战刚胜利，他们几乎是第一批离开的。主客双方都有依依之感。张院长送了一套紫砂茶具给我父亲留念，张太太送母亲的是一只马口铁大饼干盒。茶具是一壶四杯加一个磁心木盘。泥很细，柄作竹节状，杯子外壁是泥，内壁是很薄的开片磁，冰纹很细。并非什么古董，只是民国时期的出品。张家夫妇的命运非常悲惨。就在返乡途中，似乎未入安徽，遭遇土匪抢劫，夫妇双双遇难。消息传来，我父母咨叹不已。特别是母亲不忍，一再叹惜张太太罹此厄运。还说当时父亲曾力劝他们待时局平稳一些再作归计，最好与大队同行，不必急于在大混乱中走长途。无奈他们归心似箭，也不知前途如此凶险。我每每在哼唱老歌：“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点点归帆”，读到“这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之类词句时，会想象那位寂寞的夫人站在我家小楼窗口远望的画面。但她眼前没有流水归帆，只是内地小城的鱼鳞一般的层层屋瓦。

明端还有两位江南流亡同学，在我家借住了很久。一位叫吴金珑，长得黑黑粗粗的。一位秀气些，不记得姓名了。与我们同吃同住，对我母亲“妈妈、妈妈”叫得很亲热。孤身学子，没有门路，两人返乡很晚。临别时，一再说道谢的话，掉泪。母亲叮嘱她们，到家就来个信，免得挂牵。一去之后，就无消息。有一次母亲忆及此事，叹气说，大地方的人心不实。

作者（戴帽者）与父亲和两个姐姐及张慧老师的儿子毛毛（1936年）

调乌蒙山区前与父亲和弟妹摄于河滨公园（1965年）

张院长留赠的茶具，父亲一直摆设在他的起坐间里。“文革”期间，二姐明坤在平坝屯堡地区一户人家养病，是一位亲戚辗转介绍的，去时带上这把壶。屯堡人家嗜茶，主人不断夸赞这把茶壶，姐姐临别时就送给他家了。茶杯和茶盘现在我手里。有一只多年前跌破，用老法钻眼补起，还有一只也有裂纹了。那个大饼干盒，我母亲直到去世，都是用它装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