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最后一天（1）
阳光穿过破旧的遮光帘刺进房间，在墙壁、地板和凌乱的床上画出光与暗的分界线，盛夏的热浪塞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窗边，前天在市场买的红兰花已经半枯，最后的花香与横倒在桌上的瓶子淌出来的酒味混在一起，让室内的热气更加难熬。她不耐烦地挠着头发，徒劳地去拉扯遮阳帘的绳子，它仍旧半开着，一动不动。
狭小的房间被劈成明暗对半，像一座被铁栏杆包围的监狱，她像囚犯一样被盛夏的烈日困在里头。她睡眼惺忪，从遮阳帘的缝隙往外望，太阳也用傲慢的光芒回瞪她，好像一个严厉的狱卒，绝不给囚犯施舍一丁点自由。
活了三十年，她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这座城市，可还是不习惯这里的日光。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两个名字好像天然带着阳光的味道，叫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它们只是遥远的异邦、未知的城市名字罢了。
她时常怀疑这是她体内东方血统的共鸣。她拥有巴西国籍，名叫“丽塔”——一个典型的巴西女名，永不缺席的灼热阳光给了她一身褐色肌肤，与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毫无二致，然而黑发黑眼、小巧的鼻子和嘴还是让她的脸一望就像中国人。她确定自己是亚裔，至于是不是中国人，那就不知道了，甚至连自己今年是不是三十岁都不好说。
早在婴儿学爬的年纪，她就被遗弃在瓜纳巴拉湾海岬的一座小教堂前，教堂牧师收留了她，交由一对葡萄牙帮佣夫妇抚养长大。据说牧师当初捡到她时，她的哭声里反复出现一个好像中国话的词，牧师便断定她是个中国弃婴。
那是个什么词，她自己当然不记得，几十年过去，牧师也给忘了。所以她只是模糊地相信自己体内流着中国人的血，只是有一次，就在开始干这份营生不久，她忽然觉得自己搞不好是日本人。她屋里有一把落满灰尘的纸扇摆件，有个来买春的日本游客看到，便用英语问她是不是日本人。那个日本男人还告诉她，扇面上的粉红小花、角落的签名都是日式饰物。
那把扇子是她在圣保罗的露天市场买来的。路边摊上摆满来自世界各地的扇子，不知为何只有这一把吸引了她，让她不假思索地付了钱。扇子透着一股淡淡的亲切感，也许正是体内日本血统的共鸣……不过那念头只在大脑角落一闪而过，十年过去了，这把积满灰尘的旧纸扇早被她抛在脑后了。再说，巴西本就是个人种复杂的民族大熔炉，纠结国籍简直愚蠢至极，只有在街头或酒吧有日本男性游客盯着她瞧的时候，她才会故意表现出中国人的做派。日本嫖客很吃这套，白人就不怎么在意。欧美人光是看到她柔润的黑发黑眼，就愿意付上三四百克鲁扎多[1]，汉斯也不例外。好在汉斯尽管爱着她的黑发黑眼，倒也从没问过她究竟是哪国人。
汉斯·克劳泽有着一头好看的金发，外表完全看不出已经四十多岁，一双蓝眼睛比巴西的蝴蝶色泽更加深邃通透。他用不似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温柔嗓音说：“第一次在那家酒吧见到你，我就彻底爱上你了。”他叫她“黑面纱丽塔”，在她的房间里、在人迹罕至的海岸边、在植物园热带树木的树荫下，他用柔软的手指细细爱抚她的黑色肌肤，仿佛要从这层伪装的面纱下发掘另一种真正的肤色似的。谁曾想，两情相悦的好日子才过了一个月，汉斯就突然回了国。
“我会在柏林给你写信的，也一定会回来找你。”他只留下这么一句话就匆匆离开。
说起来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一天她坐在窗前目送飞机划破天际，从此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收到过，却依然相信他的承诺。他不回来，也不寄信来，一定是因为柏林那个地方——这个地名听起来仿佛比里约热内卢更加遥远——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旦事情解决，他立刻就会回来，叩响她的房门。这几乎成了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对巴西人来说，生命等同于太阳。里约的太阳创造了二月的狂欢节，也塑造着这座城市，把一切变成五彩斑斓的节日。人们终年享受狂欢，纵使夜幕降临，也依然在霓虹灯的色彩和桑巴韵律中继续寻求阳光。但丽塔的太阳却只存在于那短短一个月的记忆里。只有那年夏天，有他闪耀的金发和熠熠生辉的蓝眼睛在身边，她才真正享受到了太阳赋予的绚烂人生。为了那段珍贵的回忆，这些年她一直在原地等待，从未想过离开。直到一星期前的圣诞夜，她终于等来一个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这两个月时常光顾生意的一位意大利年轻人在德国大使馆有熟人，一天她提起汉斯·克劳泽时，年轻人便答应帮忙打听汉斯的近况。
好消息在圣诞节那天来到她身边：汉斯·克劳泽如今依然单身，而且不久就会再来巴西——
“什么时候来？”她问。
“不知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一年后。”年轻人回答。
丽塔知道这个年轻人生性善良，却万万没想到这份善良促使他撒了个善意的谎，没忍心告诉她其实汉斯·克劳泽早就在国内结婚还生了两个孩子，日子幸福得很。
她完全没怀疑这番说辞。
说实话，尽管一直深信会有与汉斯重聚的一天，但听到这个消息，她还是有种梦幻般的错觉。这一个礼拜，每当在外面看到身材高大的金发男人，她的心都会猛地一颤，以为看见了汉斯本人。在她的美梦里，比起“也许是一年后”，她更相信“也许是明天”。昨天那个男人也是这样——
她放弃与遮光帘纠缠，坐到藤椅上收拾起扔在桌上的几枚硬币，差不多一半硬币都被瓶子里流出的酒浸湿了。昨晚那个男人一直待到快天亮才完事，临走时留下了这些钱。说起来，他的眼睛也很像汉斯。但她只短暂地看到两次，一次是在酒吧，另一次是在这间屋里，加起来也不过几秒钟。她是多么想再看几眼啊，男人却始终将它们藏在棕色的墨镜后面。
昨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待在格兰迪酒吧的吧台边上揽客，那个男人就坐在旁边独自喝酒。她故意碰了碰他的肩膀，墨镜下那双冷漠的眼睛却毫无反应。随后不知为何，男人摘下墨镜，她看到那双深邃的蓝眼睛，不由轻喊一声“汉斯”，男人的态度瞬间大变。他好像吃了一惊，用和汉斯一模一样的蓝眼睛端详了她几秒钟，又慌忙戴回墨镜，用谄媚的口吻和她聊天。确切地说，他眼底的情绪不像吃惊，而是某种别的东西。但当她发现自己只是认错人的时候，那双眼睛已经又躲回墨镜后面去了。
男人的亲密口吻只持续到两人谈好过夜的价钱为止。一进房间，他的语气就冷了下来。戴上墨镜的他一点也不像汉斯，他的鼻子和下巴又尖又细，苍白的皮肤像石膏一样，泛着冰冷的人工感。嘴唇薄薄的，不管她问什么都不开口，只偶尔兴起才提几个问题。你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几年？不接客的时候怎么生活？他这些话听着不像提问，倒像是命令。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每句话的结尾都像鞭笞一样尖锐，这使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显然他很习惯命令他人。
事实上就在这里，他也在命令她做这做那。
“汉斯，让我看看你的蓝眼睛。”不知道求了多少次，她伸手去摘他的墨镜，立刻被一只与嗓音同样尖锐的手拨开了。他命令她全部脱光坐到床上去，自己却坐在窗边的藤椅上，不住地命令她摆出各种难堪的姿势，一直折腾到天蒙蒙亮。这本身没什么，有这种癖好的客人并不少见，口味更重的她也见过。但藤椅上的这个男人不同，他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隔着静止的墨镜，根本无从得知他到底是如何享受她的身体的。极偶尔地，他会稍微动动嘴角或撑着肘的手，然后立刻像掩饰一样叼起香烟吸一口，除此之外看着简直是个死人。
大街上吉他弹唱的声音渐渐停止，宣告黎明的到来。男人站起身，把讲好的钱扔到桌上。
“你为什么要叫我汉斯？”他问。她说因为他有双蓝眼睛，随即又求他露出眼睛给自己看一看。男人拍开她伸出的手，自己的手指却碰到墨镜边缘，蓝色双眼便露了出来。短短一瞬间，她看清了昨晚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没留意到的细节——那双眼睛周围遍布皱纹。
她原以为他最多不过五十岁，现在看来应该不止。富有光泽的褐发也许是染的，紧致的脸颊肌肤也许是化妆成果，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他的脸看起来不太自然。不过无所谓，追求外表显年轻的男人本来也不在少数。男人立即戴上墨镜离开了房间，除了他留下的硬币和那双酷似汉斯的蓝眼睛外，其他事情她其实也不太关心。
一只苍蝇在桌子上方嗡嗡打转。她把倒下的瓶子扶起来，忽然发觉那个男人和汉斯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两人抽的都是同一个牌子的德国香烟。烟灰缸里扔着几个烟蒂，凑近一闻，热浪交织着腐臭味，带着一丝她熟悉的味道，仿佛又回到了有汉斯在的那一个月。
一想到汉斯要回来了，连斑斑驳驳落在桌上的强烈阳光都显得那么顺眼。苍蝇掠过睫毛，她挥手想赶走它时，两记敲门声响起。
一定是楼下的蕾娜塔又抱着洋娃娃上来玩了。自从前年母亲去世，五岁的蕾娜塔每天早晨都会找准她起床的时间，上来敲她家房门。意识到自己正一丝不挂，她忙披了件大红底金银刺绣的中式睡袍，这才打开门。
又是那个男人。
“汉斯——”
他还穿着几小时前的那件白衣服。听见她脱口而出的呼唤，他微微抽动嘴角，问“你为什么要叫我汉斯”，然后强行进了屋。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指望得到任何回答。他反手从背后关上门，生锈的门锁咔嚓锁上。她懂了。
男人走到窗边想放下遮光帘，发现拉不动，于是扯下床单挂在窗上。昏暗的房间里，他把她推倒在床上，解开她的睡袍腰带，她顺从着他的动作，没觉得哪里不对。然而，在腰带绕上她的脖子、男人挥手驱赶苍蝇的瞬间，暧昧的氛围忽然冷却，她后知后觉地察觉到男人这次回来并不是要和她上床，一阵恐惧将她吞噬——原来是这样！昨晚在酒吧里，她喊出“汉斯”时，男人眼里流露出的分明是恐惧，就和她现在死盯着对方时的眼神一样。
可就连恐惧也很快化作虚无。墨镜后的蓝色双眼闪过一丝阴狠的光，脖子上的腰带猛地收紧，她陷入剧烈的痛苦。短短几秒内，男人用上全身力量死死勒住她的脖子，她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苍蝇振翅的嗡嗡声被耳鸣湮没，她模糊不清地想，现在明明才上午，日光还那么刺眼，为什么整个世界却要落幕了？混乱的思绪逐渐消散，很快，她就什么也想不了、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这座城市，她两度遭到名叫汉斯的男人背叛。眼前这个汉斯早在她出生以前，就在离巴西十万八千里远的另一片大陆上与六百万人的惨死有着关联，甚至一手造成了其中四万人的死亡，他就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
丽塔的双眸渐渐被另一片黑面纱笼罩，她终于从令她无比厌恶的里约太阳下解脱了。
汉斯·葛姆里希松开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亚裔妓女的脖子时，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大钟正指向上午九点二十三分。候机大厅的角落里，两个男人坐在长椅上闲聊，其中一个略不耐烦地瞥了一眼大钟。
“几点的飞机？”另一个人问。
“快了，我差不多该走了。”看表的人敷衍地笑了笑。
他确实是在敷衍，如果回答正确的起飞时间，五分钟前他宣称要去苏黎世度假的谎言就将不攻自破，对方会发觉他根本不是要去瑞士。
即将启程的男人名叫迈克·卡尔森，他就职的饮料公司全球闻名，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坐拥一座四十六层大厦。送行的男人名叫埃迪·约书亚，是个一边在第十二大街的餐馆兼职做服务生，一边学习戏剧的年轻演员。同样二十七岁，同样是美国人，迈克身材高大，一头短卷发和爽朗的笑容让他看起来就是个地道的美国青年；埃迪则身材矮小，乍一看有些唯唯诺诺的，但细细一瞧，会发现他有一双冷漠又狡黠的灰褐色眼睛，好像时时刻刻都在用显微镜看人，细长的鹰钩鼻也让他的犹太血统一览无余。
五分钟前，两个人在机场入口的旋转门处偶遇。大雪下了一整夜，今天初升的太阳耀眼到不可思议。隔着旋转门的玻璃，正要进入大厅的迈克和正要离开的埃迪在明媚的阳光下相视一笑。
迈克相信这只是小小的偶遇，没有怀疑埃迪来机场送姑妈回加拿大的说辞。但实际上，从迈克拎着旅行箱走出第五十二大街的公寓起，埃迪就一直在跟踪他，然后抢先一步从另一个门进入大厅，装成了刚送完人准备走的样子。直到一年前，埃迪都还是个真正的戏剧演员，这点演技自然是轻而易举。也不光今天，打从一个月前在电影院前排队等看日本电影，两人第一次打招呼以来，他就一直监视着迈克。
埃迪对迈克·卡尔森的了解远比他本人透露的要多。迈克频繁往来于纽约总部和西柏林分公司，扮演一个忠于工作、比较受上司信任、职业生涯未来可期的典型美国员工，他笑起来十分阳光，就跟他们公司贴满全世界的海报上那些躺在泡沫中的比基尼女郎一样轻飘飘的，旁人并不知道他的笑容背后还藏着另一副至纯至真的面孔。八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一张老照片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二十年过去仍然无法忘怀。因为那张照片，六年前第一次去西柏林公干时，迈克主动接近了某个组织——
埃迪信心满满。他真诚可亲的笑脸一向很容易让人放下心防，而迈克是个单纯的乐天派，恐怕完全想不到他已经掌握了这么多信息，更不会知道他主动接近的真实目的。当然，短短一个月的交往还不足以让迈克把一切都和盘托出，埃迪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他到底加入了什么组织？正在执行什么任务？接下来又要去哪里？这些都还是个谜。
既然迈克声称要去瑞士，那瑞士可以首先排除掉。其次，圣诞节那天，迈克提到冬假一结束就得赶去西柏林，所以应该也不是德国。那他到底要去哪里？埃迪还是猜不到，能供参考的线索也只有可怜的一条。
这一个月里，埃迪跑了三趟迈克的公寓。第二次造访时，迈克正好在写信，桌上摆着一个薄薄的航空信封和一张信纸。埃迪趁迈克去别的房间时偷瞄了一眼，信封还没填，信纸上写着短短几句话：
“致亲爱的E：我们分开已经快一年了，昨晚我又梦见了你。不过，既然你——不对，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它，相信我们很快就能见面，大概这次冬假我就会飞去找你。”
迈克圆润的笔迹到此结束。他似乎正准备写要飞去哪里，却被埃迪的敲门打断。要是再晚一秒敲门就好了，或许迈克就会写下E所在国家的名字了。这个E几乎可以确定是个女人，“我们”应该是指E和迈克所属的组织，但他们发现的“它”究竟是什么？这就不知道了。迈克这次多半就是去见E，埃迪的任务则是要查出E在哪里、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可惜什么都还没问出来，迈克就要起飞了。
迈克·卡尔森再次看了看表，起身准备握手道别。埃迪也站起来，握住那只红润的大手：“旅途愉快。等这趟回来，再飞柏林之前，我们再聚吧。”迈克点点头，埃迪便先转过身慢慢走向出口，等拉开足够距离后，又悄悄折了回去。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大概是昨天夜里的大雪造成航班停飞，肯尼迪机场大厅挤满了人，各种肤色像万国旗一样热闹非凡。泛美航空柜台前，迈克穿着米黄色大衣的高大身影十分显眼。见他离开柜台朝登机口跑去，埃迪这才慢慢踱到柜台前，装作不经意地和那个栗色头发、脸蛋好像塑料模特的女职员搭话：“我是来送迈克·卡尔森的，他的航班起飞了没有？”
“他刚办完登机手续，跑着去应该还能追上。”女职员回答。
“是去东京的航班吧？”埃迪若无其事地问。其实他只是随口报个地名碰碰运气，女职员直接说是，给了他想要的信息。
东京？
整整一个月，埃迪都没发现迈克和这座亚洲最大城市之间有任何关联。硬要说的话，也只有一个月前埃迪刻意接近他时，两人邻座看了一部日本电影而已。事后再邀请迈克喝咖啡时，迈克似乎对那部电影乃至日本这个国家都没什么兴趣。此外，埃迪也没听说迈克的组织和日本有任何联系。所以，E在东京到底发现了什么？
正走向出口的他停下脚步。墙上有一块印着世界地图的大公告板，无数条代表飞机航线的直线将纽约和世界各国大都市连接到一起。一条连接着纽约和东京的长线斜切过太平洋，东京的名称下面显示着“23:30”这个时间，就在他看着时，数字“30”变成了“31”。
今年的最后一天，纽约还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东京的一天却已经快结束了。
晚上十一点三十一分，东京市中心一家酒店的房间里，青木优二低头看了看手表。他望向窗外即将跨入新年的东京夜景，等待野川桂子的电话。桂子是美术大学的学生，青木则是学校讲师，每周去上一次课。从今年四月起，青木对这位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孩产生了两种层面的兴趣。在桂子笔下，冷暖色调大胆碰撞，构成一个个充满反差的奇妙抽象世界，作为画家与老师，她的画作无疑令他刮目相看；而作为男人——成熟与孩子气矛盾而和谐地在她身上并存，她的微笑同样令他着迷。他们跳离师生关系开始交往已经四个月，青木仍没搞明白桂子画中的红与蓝、冷与暖，究竟哪个象征着成熟女性的一面，哪个象征着还躲在坚硬外壳下的青涩少女的一面。
今晚，两人本来约好了在酒店顶楼的观景餐厅一起吃饭跨年。到了下午，桂子突然来了个电话，说：“今晚我必须和家人一起过，恐怕是出不来了。”声音犹犹豫豫，带着少女的矜持。青木猜想家人的态度只是借口，桂子真正纠结的是酒店这个地方。事实上，两人从去年秋天交往至今，一直保持着参观美术馆、看戏剧这类单纯的活动。考虑到青木自己这把年纪了还是单身，既不知道父亲姓甚名谁、长什么样，母亲也早在他懂事前就去世，连抚养他长大的姨妈夫妇也在十来年前相继撒手人寰，对于“家人”这个词的分量，青木实在懂得不多。好吧，也许一般家庭里，除夕夜确实不会允许未婚女儿独自去外面过，青木想。
桂子说她还没和父母提过交往的事，这也许说明桂子心目中，他们俩之间并不仅仅是画家与学生的关系。
两人之间确实出现过“结婚”这个字眼。桂子是有这个心思的，从她偶尔会说“我梦见和老师一起吃早饭”之类的话就能看出来。反观青木这边就从未说过暗示结婚的话，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成长经历，他反而想避免关系过于深入。
其实今晚也是，他只是单纯地想一起吃饭跨年，在酒店开房也不过是因为半夜赶回横滨太麻烦。桂子就纠结多了，她把青木半分看作老师、半分看作男人，在两种态度间摇摆不定，这一点倒是和青木一样。想想下午电话里桂子的迟疑，青木觉得自己在酒店订房有一半也是真想和桂子过夜。
“总之，晚上十点半我会再打电话到酒店来。”桂子在电话那头承诺，结果约好的时间过了一个小时，电话却还没有响。
到了这个点，窗外正下方的高速公路仍然车水马龙。白色的前灯与红色的尾灯汇成河流，坚定地流向各自的方向，似乎永远不会交汇。今年就要结束了，新时代乘着白光到来，旧时光乘着红光远去。大城市的万千灯火静静地守望着奔流在高楼之间的双色时间之河。跨年假期这几天空气格外清朗，东京的夜空罕见地能看到星辰闪耀。远方，天空的光与地上的光在同一片夜色中交织，近处，猎户座就高悬在高层建筑的斜上方。青木遥望着那三颗星星，忽然好奇起来，地球上哪些国家已经迎来今年的最后一夜，有多少人正在和他一样仰望着夜空中的星辰呢？
此时此刻，也许有很多人正站在被国界线切割成无数块的大地上，一同仰望着完整无瑕的天空。
他再次看看手表，又过去四分钟，房间里安静极了。好吧，桂子或许已经用她自己的方式给两人的关系下了结论。青木不由得叹了口气，这时，电话铃终于响了。乳白色的电话机就放在单人床的枕边，透过和纸灯罩，柔和的灯光将它包围。
“请问是青木老师吗？”听筒那头传来“桂子”的声音，谁知那声音随即又说，“我是桂子的朋友。”
太像了，真的太像了，青木一时间以为是桂子在跟他开玩笑。
“桂子今晚实在来不了，请我代替她来和您用餐。您不介意吧？”
这么说她确实不是桂子。但突然来这么一出，青木也不知该如何作答。片刻沉默后，女子轻轻笑了：“要不等见面之后再决定吧，毕竟素不相识。不过桂子和我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我也知道您长什么样。我现在人在大堂，十分钟后上到餐厅，您可以先过去稍等一下吗？”
一番话说得一气呵成，青木勉强答了一句“知道了”。她的嗓音好像弦乐器奏出的美妙仙乐，在青木放下听筒后还萦绕在他耳边。
大约一个月前，桂子说：“我有个朋友对老师的画很感兴趣，还让我介绍认识一下老师呢。”大概就是她了。不过桂子为什么不先和自己打个招呼？青木不解，但刚才那位女子的声音确实像弓弦一样抓住了青木的心思，让他不由自主地从电话边拾起房间钥匙……
青木走出房间的时候，迈克·卡尔森正要通过机场的出境闸口。年轻的黑人职员将护照递还给他，露出一口白牙和气地微笑：“祝您旅途愉快。”迈克也报以微笑，轻松地朝前迈出一步。这一小步将他带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就和往常一样，一张照片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迈克每两个月去一次柏林，每次都会经过这个闸口，但不知为何，每到此时，那张照片总是会从黑暗的记忆深渊中浮现，紧紧攫住他的心。他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是八岁时的事。那是在波士顿的小学图书馆，他早已忘了为什么八岁的自己会拿起那本厚重的书，不停地翻阅那些几乎看不懂的文字。只记得不知哪一页，一张照片突然映入眼帘，他本想翻过去，手指却不由得停了下来。他定睛看了几秒，还以为那些胡乱堆在土坑里的奇怪白色物体只是些坏掉的洋娃娃。照片旁边写着几个单词，其中有个词看不懂，却无比清晰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吃晚饭时，他忍不住问父亲那个单词的意思。“B-O-D-I-E-S”，父亲摸摸胡子，露出困惑的微笑，慢慢地拼出那个词——“尸体”。三小时后，他把吃的全吐在了洁白的床单上，并在之后三天里双唇紧闭，拒绝任何食物。
第四天，母亲带他去看病，住进医生推荐的波士顿市立医院。一个月后，他恢复正常，变回了那个格外开朗爱笑、爱吃汉堡的“可爱米奇[2]”，但医生并没能抹除那张如地雷般深埋在他心底的照片，他也一直没对医生和家人说过。他把照片藏在心里，就像从超市悄悄偷来的玩具，谁也看不见，连他自己也几乎看不清。有时明知自己的双手会因此沾满泥泞，他还是会从黑暗的记忆深渊中把它翻找出来，看个不停。
说起来，他那在邮局上班的父亲、醉心于打理庭院花园的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却因为那张褪成茶褐色的老照片，在长大成人去纽约工作时选择相信自己，而不是父母灌输给他的上帝。是啊，如果上帝真的那么残酷，会像扔垃圾一样把那些人丢在土坑里，那似乎还不如信仰自己。而在那张照片之外，被上帝冷眼抛弃的人类又何止照片里的几十万倍？
六年前他因工作去了趟柏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安排；但他接近当地某个组织则完全出于自愿，出自那张照片的感召。他现在去日本，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那张照片。八岁时，那张照片代替吐掉的食物被他吞入腹中，如今必须把它再吐出来……
通向飞机跑道的最后一段路上阳光明媚，仿佛是他背弃的那位上帝的恩赐。跑道四周还残留着昨夜的积雪，炫目的白光反射到跑道上，令他即将搭乘的波音飞机看起来巨大到不真实。几步之外，一个少年手里的球掉到地上，向他滚来。他捡起球朝少年扔去，回了一个比对方更友好的笑容。
然后他想起刚刚道别的埃迪，埃迪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过去，无数与埃迪流着相同血液的人死去了。为了弥补他们的死，他——迈克·卡尔森，正要去日本参与一个即将启动的计划。这样就好，迈克告诉自己，那个如山羊般胆小善良的埃迪不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不需要对埃迪坦白那个疯狂的计划，免得吓坏了对方……
埃迪驱车离开机场，找到最近的电话亭，拨通电话，颤抖的手指不断敲击着玻璃。
“对，是东京。不，休完假去柏林前应该会回一趟纽约。他只带了一个行李箱，第五十二大街的公寓也一切如常。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只知道在东京发现了什么东西。迈克·卡尔森牺牲假期特意飞过去，一定是有什么重大发现。”
美国青年轻松地迈开长腿登上飞机舷梯，准备跨越国境和大海时，在柏林，一位年纪和他相仿的年轻人也正准备跨越边境。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四十三分，他和自由之间横亘着一座桥。通往自由之都的国界线在桥那头，他在桥这头，东柏林一侧。石桥很长，但长度说到底只是一个数字，他与国界线之间真正的距离几乎是无限大。这座名为奥伯鲍姆[3]的大桥上共有三个检查站，每个检查站都是混凝土与铁刺网的堡垒，硬生生把大桥切成了三段。
桥上还残留着过去柏林统一时代的地铁轨道。铁轨锈迹斑斑，诉说着柏林自一九六一年夏天以来早已分裂为东西两城的现实。在过去，这座桥连接着两边，如今却比围绕着西柏林的那堵墙更加令它们远离彼此。虽然与一九六一年建墙时相比，近年两座城市间的往来自由了些，但对试图冲破边境、到西边寻求自由的人来说，它依然是太过坚固的铁幕。
矗立在柏林市区的墙壁有三米多高、共两层，其间设有多个检查站，无论到哪个检查站都要受到层层盘查。直到现在，企图逃往西方的人不论选择翻墙，还是躲在汽车后备厢里冲关，都必须做好赌上生命的准备：要么死，要么在东边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残酷岁月。
他——布鲁诺·豪森，一步一步，缓缓走向奥伯鲍姆桥的第一个检查站，心中做好了迎接死亡或监狱的打算。他打算尝试的方法太过冒险，死亡风险极其大。只要犯一点点失误，一分钟内他就会被乱枪打成筛子，凄惨地死在冰冷的石桥上。但在死亡和监狱之外，哪怕还有一丝抓住自由的可能性，他就不得不孤注一掷。
柏林的冬夜已经降临。从上午开始，铅灰色的天空就满是黑压压的云，差不多一小时前下起了雪，桥面上盖了一层轻柔的白。桥中央的铁轨被白雪盖了个七七八八，依稀反射着路灯的光。白到不可思议的雪花从阴沉的夜空飘下来，落到地上也被分成东西两边。雪花落到边境的施普雷河[4]上，也落到慢慢踏上这座桥的他的肩上。今天的雪里或许还带了些柏林城的煤炭味，连夜风似乎都格外熏人。
积雪印下了过去一小时往来于这座桥的人们的足迹，大多数脚印无疑属于老年人。柏林市区的检查站几乎每个都只允许特定人群通行，要么仅限外国人，要么仅限西德人，等等，管制非常严格。像这座桥就仅允许西柏林居民和老年人来往。六十岁以上的女性和六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几乎可以自由通行，桥上差不多全是这样的老人。这也是他避开其他检查站、选择这座桥的主要原因。
他准备靠近第一个检查站，一个似乎刚在西柏林探完亲的老人朝他迎面走来；在他身后两三米处，还有一位老妇人正要往西柏林方向去。他在上桥前超过了这个头戴黄色头巾、身穿灰色厚大衣的小个子老妇人。他装作慢慢走以免被雪滑倒的样子，以精准控制和身后老妇人之间的距离——他必须确保自己一到达第一个检查站，她就能在几秒内追上来，紧挨着他排队。此刻，老妇人一手拄拐，另一只手提着篮子，脚步蹒跚地缓慢向前移动。警卫的视线近在眼前，他一边听着背后断断续续的拐杖声，一边放慢步伐，努力表现出步履如常的模样。
这座桥仅允许老人和西柏林居民通过，所以他必须装成一个今天早上来东柏林访友，马上要回西边去的人。为此，他特意脱掉共产主义国家工人标志性的厚毛衣和工装裤，换上一看就是自由世界居民的英国产大衣。检查站外面站着一个警卫，窗户里的灯光映照出另一个人的影子。外面的警卫从钢盔下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扔进了几十年前那个剑拔弩张的战争时代。
“晚上好。（Guten Abend.）”
他若无其事地笑着朝警卫打招呼，装作要掏护照，把手伸进大衣内兜里。接着，他露出困惑的神情：“我刚才一直在卡尔·马克思大街的朋友家……”他小声嘀咕着，假装找不到护照，在浑身所有的口袋里拼命翻找，同时竖起耳朵听身后拐杖的动静。
拐杖声停下了。
“出示护照！（Reisepass,bitte！）”警卫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厉声喝道。
他点头表示明白，已经冒汗的手又一次伸进大衣兜里，借着这个小动作，他偷偷把目光投向斜后方。戴着头巾的脸满是皱纹，面无表情，像是又戴了一层假面具似的。很好，那张脸比他预计的距离还要近不少，他甚至不必牵动全身，只用伸出胳膊就够了。
下一个瞬间，一切同时发生。
皱巴巴的嘴唇发出嘶哑的惊叫，那声音消失时，他已经从背后钳住老妇人，从大衣里掏出手枪抵在她头巾下的耳朵旁边。检查站里跳出另一个警卫，枪口齐刷刷地瞄在他身上。周围是前所未有的死寂，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人质在他臂弯中挣扎，手里的篮子掉了下来。鸡蛋、水果滚落一地，唯一一颗奇迹般完好无损的鸡蛋滚到警卫脚边，被军靴无情踩碎，蛋液流淌在白雪上，像黄色的血。警卫动了动脚，枪口仍然指着他，身子像冰雕一样纹丝不动。
“别开枪！别开枪！（Nicht schiessen!Nicht schiessen!）”人质还在挣扎，惊恐地大叫，也不知道是对着警卫的枪说的，还是对着他的枪说的。
布鲁诺冲着警卫喊：“放下枪，离我远点！只要能过桥，我就不会伤害这位女士。但如果你们想抓住我或开枪打我，我就立刻打死她！到时候责任不在我，全在你们！”
这番话他自己都感到冷静得出奇。虽然浑身血液倒流，厚厚的衣服下面早已汗流浃背，他的心却仿佛和手里那把枪一样冰冷。警卫并没有放下枪，但还是默默退后两三步，给他让开道路。
“安静点，我不会伤害你的。”
年老的人质忽然停止挣扎，乖乖地被他推着往前走。就这样，在上桥前超过那位老妇人后不到两分钟，布鲁诺·豪森通过了第一个检查站。这时候，第二个检查站的警卫已经提前赶到，举枪对准了他。他们一动不动，雪花扑簌簌落在他们的斗篷上。布鲁诺小心翼翼地侧过身子，避免被第一个检查站的警卫从背后射中。拿枪抵住人质头部的手背落满白雪，手心却已经汗涔涔的。此时，比起脚底打滑，他反而更担心会不会一个手滑弄丢了枪。
里约热内卢。汉斯·葛姆里希伸向电话机的手也在冒汗。离开那个妓女的家，他没有回住了两年的小巷公寓，反而跑到海边的一家酒店开了间房，一进门立刻往巴黎拨了一通国际电话。他焦急地等着电话接通，尽管才过去几分钟，他却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在三条街外那栋房子里干的事情了。
他并不在乎杀人本身。只是松开那女人脖子的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她不过是个普通妓女，不是什么可怕的女特工。她说爱过一个叫汉斯的男人也是事实，但他才不会因此产生一丁点悔恨或罪恶感。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他汉斯，那个东方女人一夜间却叫了不知道多少遍，瞧那得意扬扬的劲头，好像她有这个特权似的，这就足够叫她丧命了。
他坚信世上确实有生来注定被杀的人，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动过两次整容手术、换过十三次名字的他跟四十几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他淡定地将屋里的烟蒂用纸包好揣进衣兜，擦掉门把手和锁上的指纹。走出房门时，他猛地瞧见走廊上站着两个孩子。花了几秒钟，他才认出原来是一个小女孩，怀里还抱着个大洋娃娃。女孩留着一头西班牙式的黑色长发，身上衣服又脏又破，但在那短短几秒内，透过墨镜，她犹如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好像盛夏的阳光在乱反射中凝结出天使的幻象，呈现在他眼前一样。
小女孩只是睁大眼睛抬头看着他，不知道在想什么，和她的洋娃娃一样沉默。他没管她，径自逃走了，但在小巷中狂奔时，他决心尽快离开这座城市。小女孩是来找那个妓女的，这会儿应该已经发现尸体了。她会作证，说是一个身穿白衣、戴着墨镜遮住眼睛的白人男子干的，尽管这样的人在里约到处都是，但一旦惊动警察，还是不得不走。在这个全年被太阳眷顾的国家，没有足够他藏身的阴暗之地。
可是，该去哪里？他顶着炫目的烈日奔向酒店，在记忆中疯狂检索，然后毫不犹豫地锁定了一个住在巴黎的女人。她一定会救他，至于其他人……自从两个月前有个同伴在秘鲁雨林里的小村落被捕之后，他们就变得非常谨慎。他们会责备他犯下的过失，害怕他这样的小角色泄露他们现在的名字，甚至会反过来除掉他。只有她不一样，她一定会伸出援手。
打去巴黎的国际电话已经接通，对方却一直没接，只有拨号音在单调地重复。他对刚刚的杀人行径仍然没有悔意，只是很懊恼昨晚怎么就遇到那个妓女、刚才怎么就这么大意被一个小女孩看到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会懊恼不够走运。从这一点看，他也和“二战”时的自己没什么不同，对当年在高尔集中营里犯下的罪行没有一点反思。对他来说，集中营的经历完全是一场灰暗的狂欢，他喜欢得要命。再说了，那些倒霉蛋不都生来就活该被杀的吗？唯一叫他痛恨的只有命运，要不是命运作祟，他伟大的祖国怎么会失败？他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军官又怎么会沦落成如今的丧家之犬？
电话拨号音还在空洞地回响。手在出汗，却又像打寒战一样微微发抖，仿佛只有那只手意识到自己犯了罪一样。他忽然发觉自己左手还拿着一把东方风格的小扇子，正啪嗒啪嗒地扇着风。奇怪，这玩意儿是哪儿来的？
愣了几秒，他才想起这把扇子是从那妓女的屋里顺手带出来的。为什么会鬼使神差拿走这么个东西？莫非是杀了个女人后，手突然想抓点什么美丽的东西不成？拨号音还在响，越听越像那个妓女的声音。汉斯，汉斯……那呼唤声中又重叠了遥远的过去那些人的声音，他们说他是个恶魔，总在背后惶恐地咒骂他的名字。汉斯·葛姆里希，汉斯·葛姆里希……
布鲁诺·豪森的脑海里也印刻着一个女孩的名字。他已经通过第二个检查站，正接近最后一个。黑暗里，检查站的灯火中，仍有许多枪口在静静地对准他，时刻准备开火。事实上，也许下一秒钟子弹就会射出，他好不容易走过的三分之二路程也会彻底失去意义。如今，只有夜色和越来越密的大雪是他仅剩的盟友。他从背后控制着人质，人质全身体重都压在他胳膊上，反倒成了他前进的阻碍。那副瘦小的身躯意外地沉重，害得他摇摇晃晃，好几次险些滑倒在雪地上，握枪的手出汗打滑，下巴在人质那条粗布头巾上擦过来擦过去。他不得不调动全部精力提防四周的情况，努力往前多走哪怕一步路，除此之外无暇思考任何事情，甚至忘记了自己如此轻率地投入豪赌，都是为了一个身在西柏林的女孩。脑海一片空白，只有那个女孩的名字在无休止地回荡。
直到今年三月，那女孩还和他一样是墙东边的居民，她在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5]附近独自租了间小公寓。一年前的圣诞节前夜，他在那里吃她做的饭菜，问她大学毕业后愿不愿意和自己结婚。她微笑起来，说自己还从未收到过这么棒的圣诞礼物。在他面前，她总是微笑，她的嘴唇在笑容里变得越发红润，像美丽的天竺葵。
然而才过去短短三个月，就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天，他们在菩提树下大街散步时，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却冷不丁说：“就在今晚，再过四个小时，我就要逃到西柏林那边去了。”不管他怎么追问原因，她都只是微笑着摇头。而当他说那就一起逃走时，她没答应。
“西柏林有个美国青年在等我，他经常到这边来玩，我们是去年夏天开始相爱的。”爱尔莎说。他执着地询问那个青年的事，她就怎么都不肯多讲了。
他想起一个月前的一天，在她公寓的楼梯上，他和一个有点像美国人的高个男人擦身而过。等他进了屋，只见她穿着内衣，满脸写着意外。
“我累了，准备洗个澡睡了。”她说。
那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她的肌肤，简直比窗外飘落的雪花更白、更细嫩。直到这时，他终于明白那天她为什么只穿着内衣，又为什么那么惊讶。
望着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她又宽慰似的说道：“但直到现在，比起他来我更爱的还是你，真的。”她说得好像事不关己一样，“我不是在你和他之间做选择，是在东西方之间做选择。”
说完，她仍面带微笑，转身离去。天空灰蒙蒙的，椴树的枝条也是光秃秃的，无望地从晦暗的天空里捕捉春天的影子。他还是不明白，像她这样美丽聪慧、成绩优异的女大学生为什么会爱上他这种只会按图纸造机器的工人，又为什么突然离开，他只能默默地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尽头。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一周后他收到一封用化名从西柏林寄来的信，得知她已平安越过了柏林墙。信中还写“那天忘记和你告别了”，然后是“再见（Auf wiedersehen）”两个字。信纸右下角是她惯常的签名：一个大大的首字母E。
现在，那名字随着心脏的悸动在他体内激荡。在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一天，他就应该直接追上去留住她——可是他没有，他眼睁睁看着她离开，暗下决心自己也要到西柏林去。之后过了九个月，今天，他终于开始追逐消失在萧瑟林荫道尽头的她的背影，只是眼下他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人质差点在最后一个检查站前滑倒，他耗尽全身力气，才用一条胳膊死命撑住了她。
雪还在下，他甚至已经感知不到那是雪。在大脑的一隅，他蒙蒙眬眬地看到那一日尚未抽出新芽的椴树终于一齐绽放出无数的花朵，纯白色的柔软花瓣铺天盖地，在他眼前疯狂地飞舞……
在里约，一个纳粹残党紧握听筒，等待着对面接听；在纽约，一个美国青年等待着飞机起飞；在东京，一家酒店的观景餐厅里，一个眼下还只是画家的男人等待着给他打来电话的女子——而在柏林的边境桥上，一个年轻人等待着用双腿跨过国界线的一刻。他已经过了最后一个检查站，只要躲过桥头监视站警卫的枪口就大功告成了。现在，距离国界线，距离自由，只剩下最后几米。
此时，巴黎和柏林同为下午三点四十八分。窗外是灰扑扑的冬日云层，暮色比往日来得更早，黄昏透过玻璃窗，悄然流进屋里。玛丽·卢格雷兹正在用收音机听瓦格纳，肥硕如牛的庞大身躯整个陷在天鹅绒沙发里。不仅耳朵，她肥胖的躯体甚至全身的皮肤都在全力吸收那庄严的旋律。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成功者特有的祥和——耳边的瓦格纳音乐，毗邻巴黎市政厅的豪华河畔公寓，窗外想看就看的塞纳河风光，屋里的成套暗红色调家具，传自路易王朝时代的古董书桌，桌上相框里丈夫的笑容，十年前丈夫去世时留给她的巨额遗产和两个孩子……这一切都叫她心满意足。
其中一个孩子皮埃尔在父亲去世后继任卢格雷兹医院院长一职，去年结了第二次婚，夫妻俩和玛丽一同生活。另一个孩子贝纳尔做了实业家，和妻子住在巴黎市郊，两口子时不时来探望玛丽。他俩其实都不是玛丽亲生的。“二战”结束半年后，她和时任卢格雷兹医院副院长的丈夫结婚时，丈夫和去世的前妻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不过血缘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两个孩子敬爱她如同亲生母亲，她也同样疼爱认真可靠的大儿子皮埃尔，以及到了四十二岁还脱不了孩子气的小儿子贝纳尔。
她对去年刚嫁给皮埃尔的妮可也很满意。尽管还不到三十岁，妮可已完全担得起院长夫人的头衔，对年长许多的丈夫给予充分支持，对她这个婆婆也敬爱有加。从各方面看，妮可都比前年和皮埃尔离婚的前妻卢克塞娜要好得多，只除了一点，卢克塞娜一直没有身孕，妮可却结婚半年就怀上了。
妮可是半个月前生的孩子，昨天刚带着婴儿一起出院回家。隔壁房间时不时传来婴儿的哭闹声，把瓦格纳的旋律切得支离破碎。尖锐的啼哭不仅让瓦格纳尊严扫地，也嘲笑着她的尊严，这是唯一令她很不满意的地方，烦人得很。
其实她也可以主动开门，要求婴儿安静一些，但她做不到。之前去医院探望的时候，昨天妮可出院回家的时候，她都抱着婴儿，摆出一个祖母该有的幸福微笑。就在刚才，妮可还有点担心地问：“有没有打扰婆婆听音乐呀？”她则回答：“说什么呢，婴儿的哭声对我来说就是最棒的音乐。”
她有点恼火地盼望瓦格纳的乐曲赶紧快进到高潮段落，好盖过婴儿的哭声，但没人能从她脸上看出丝毫不满，她还是那副对一切都心满意足的祥和表情。结婚四十多年，她从来没在脸上显露过真心，如今连自己都时常相信她真的是那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玛丽·卢格雷兹了。
这时女佣走了进来：“有您的电话。”
“给我转进来吧。”她回答，伸手抓起沙发边桌上的听筒。电话那头固执地询问：“你是卢格雷兹夫人吗？”然后突然说，“我是汉斯·葛姆里希，现在在巴西里约的酒店。”
听到这番话，她仍是一脸平静，神情分毫未动。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一年前，我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过你，是你以慈善家身份访问孤儿院的照片。我想你了，就查了一下，想给你打个电话。”
“怎么查的？”
“巴黎卢格雷兹医院的电话号码好查得很。先打去医院，接电话的女孩说老院长已经去世，现在是他儿子当家了。她还告诉我，你现在和儿子儿媳一起住，以及家里的电话号码——放心吧，我用的假名字，就说以前在这儿住过院。不过那次我决定还是不打扰你了，我还不想离开巴西。但现在……受不了了，我真的厌倦了这个国家的太阳……”
一分钟后，她说“我一会儿回给你”，把对方酒店电话和现在用的假名字记下来，挂断电话，走到窗边。汉斯说要逃到巴黎来，她需要在两分钟内决定如何处置他——不，一分钟就够，汉斯的未来她完全可以在一分钟内决定。
家人亲朋都不知道，论意志之坚强、抉择之果断，恐怕全欧洲都找不到第二个能与她比肩的女人。凭借这份决断力，“二战”结束那年她抹杀了一切过去，到另一个国家，重生为另一个人，过上现在的幸福生活，连她原本的相貌都一并舍弃了。和她一起逃亡的人里，有人通过整形手术改换头发和眼睛颜色，但她只靠自身意志力便实现了脱胎换骨。战争结束后，她一直往身体里打促食欲的药物，短短半年后，原本瘦到人称“铁钉”，像男人一样尽是肌肉的身体已经变得满是赘肉，体型足足肥了三倍。从前像集中营里饥饿的囚犯一样放着精光的大眼睛也陷到厚实的眼皮和脸颊肉里，变成兔子一样的小眼睛。要说她就是那位“铁钉玛尔塔”，怕是连过去的同伴都不会信，更别说他们都以为她在逃亡路上卷入某个边境小村的火灾，早就不在人世了。
德国败亡前夕，她敏锐地察觉大势已去，便向待如亲弟的汉斯提议放弃集中营和祖国，直接逃走。这么重大的抉择只花了她一分钟时间。逃到德法边境附近的一座小村庄后，她躲进仓库，又用了几秒钟便决定放火焚村。随即，她用锤子砸死一个体型与自己相仿的村妇，给尸体换上自己的衣服再烧毁上半身，最后把装有自己身份证和勋章的包扔在了尸体旁边。
再后来她成功越过边境，到了法国。那一刻起她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名叫玛丽的法国女人，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战争结束后她去了巴黎，之后的一年间她还保持着和汉斯的联系。结婚满半年时，听汉斯说想和以前的同伴一起躲到南美去，她也瞬间有了主意。她热情鼓励他离开，给了他三千法郎，还要他发誓万一被捕，他必须一口咬定玛尔塔早就死在了一同逃亡的路上。
坐在卢森堡公园一隅的长椅上，汉斯·葛姆里希提议两人一同出逃，她当场拒绝：“我为什么要逃？我是杰克·卢格雷兹的妻子，法国人，和德国、和纳粹都没有一点关系。”说完便起身离去。那是她与汉斯·葛姆里希的最后一次见面。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汉斯突然找上门，她开始思考对方的用意。
她先是怀疑这可能是某种陷阱，于是谨慎地表示会给他回电话。接着，她猜想汉斯可能是被人盯上了。简短的通话里，汉斯说他只是在那个热带国家待腻了才想回巴黎来，但相比从前，他的嗓音听起来异常嘶哑，语气隐约带着焦虑。如果他确实被盯上了，那让他来巴黎、和他有任何接触都将是极度危险的。
但她转而想到另一种可能性。汉斯不可能对玛尔塔撒谎，一向小心的他倘若真如电话里所说，早已被长年的逃亡生活和南美的烈日消磨殆尽，如今死期将近，他只想回巴黎向旧日真爱寻求最后的安宁的话……
这才是最合理的推测。一想到这儿，她立刻下定决心赌上一把。汉斯·葛姆里希还活着，她原以为他早已改名换姓，死在了南美洲的不知名角落，可竟然没有。他也是世界上唯一知道玛尔塔·里维仍在世的人，那些早已被玛尔塔忘掉的过去，世上竟然还有一个人记得清清楚楚——她不能忍。
事实上即便在当年，她也不想看到汉斯活着。可以这么说，来巴黎那一年，甚至婚后的半年间，两人之所以一直保持联系，是因为她一直在找机会干掉这个唯一知晓她秘密的人。她还利用他，让同伴们相信她已经死了。汉斯告诉他们，他亲眼看着玛尔塔·里维葬身火海；同伴们必定又将这一死讯散布出去，于是人人都相信她确实死了。达到目的以后，这个叫汉斯的男人就没用了，她甚至打算把他也收拾掉，省得惹祸。只是在下手机会来临之前，他先吐露了要流亡南美的想法，她想既然一时不好下手，那让他滚得远远的也不错，这才大力支持他的计划。现在想来，这算是她人生中唯一的失策，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纠正错误的机会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她知道汉斯即便被抓也不会把她供出来，只是，她不能容忍一个比她更清楚她黑历史的人留在世上。四年的集中营经历给她植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任何让她不能容忍的事物，她都应当给予相应的惩罚。
望向窗外，今天的巴黎早早迎来黄昏，整座城市逐渐笼罩在灰色的帷幕里。街道单调而寂寥，好像沉在水底的废墟。她很喜欢冬季黄昏，冰冷的天空以近乎死亡的安宁包裹着这座城市，无声地保证她确实能安全走完渐渐缩短的余生，成为笑到最后的人。没想到事到如今，她幸福的晚年图景中突然冒出来两个碍事的：一个是汉斯·葛姆里希，另一个则是让瓦格纳高雅的旋律彻底颜面扫地的婴儿啼哭。
关于汉斯嘛……一旦下定决心除掉他，他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很多年以前，汉斯总用在她听来幼稚又任性的语气说“有些人生来就是注定要被杀的”，只可惜他是个蠢货，没发现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如今令她挂心恼火的，只有一刻不停的婴儿哭声罢了。那哭声将她拖回早已忘却的过去。是的，她真的忘记了，甚至把集中营里的一切当成了自己的凭空想象——她只是一个错信了纳粹的法国人，她只是天天梦见自己变成了折磨囚犯的女军官，那只是一个太过真实以至于被她当成亲身经历的梦……
丈夫死后不久，她曾在电视上看到过奥斯维辛还是达豪的集中营废墟，那里早就长满青草，不是原本的模样了。彼时那段岁月对她来说已经像是梦中情景，她早就忘得七七八八了。至于当年她所在的高尔集中营，地处德国北部，纵使遗址还在，到这个季节恐怕也已经是一片雪地白茫茫，正如她心中名为“过去”的废墟同样在四十多年后被黑暗掩埋一样。只有那阵婴儿的啼哭，无论是在街角、在列车上，或是随便什么地方，总能一次又一次将她带回过去。
那时候，德国的败亡已经近在眼前。就在她离开集中营的一个月前，一个女人被送了进来。那女人挺着难看的大肚子，很快就要临盆。她没有像对待其他囚犯一样残酷折磨那女人，婴儿平安出生后，她甚至还亲手抱过。不过孩子出生没多久她就逃走了，那婴儿的啼哭，她最多也就听过十天。然而为什么那哭声穿越了四十多年光阴，至今仍在她体内留下印记？明明那些被她下令处死的囚犯、集中营的铁丝网、雪地上的军靴脚印、倒在泥泞里的尸体，都早已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她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么多年下来，婴儿的啼哭仍然总能引起她的烦躁和惶恐。
一分钟过去了。离开窗户，她慢吞吞地把水牛般的笨重身躯挪到沙发边，把纸上的号码记在脑子里，撕掉纸条，拿起电话。等待接通时，她在心中暗自演练要对汉斯说的话——今晚就离开里约吧，到巴黎来，圣日耳曼大道上有一家勒鲁多尔酒店，你就住在那里。我会在一周以内联系你，没关系的，不用担心，有“铁钉玛尔塔”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我想你了，汉斯，你我的重逢一定会很棒……
他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人质和他的身体拉开一点点距离，下一瞬间他重重摔倒，但并不是因为刚才的脚滑——一声枪响放倒了他，接着一股巨大的冲击打进他的腿。他没感到疼，也没空感受疼。他倒在地上，没拿枪的那只手艰难地向前伸，白色的国界线半埋在雪里，就在他手指尖能够到的地方。历经千辛万苦过了桥，眼看着离国界线只剩两米远，却在最后关头被一发子弹断送了希望。
他挣扎着往前爬，身子却只移动了几厘米。两条腿在子弹冲击下失去知觉，好像有一股强劲的力量在把他往后拖拽，他用尽全身气力，也再无法向前挪动半寸了。警卫们迈着谨慎的步子缓缓靠近，他们的脚步声仿佛已经压在了他身上。
自由触手可及，他却再也抓不住，等着他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漫长的监禁。但这些都无所谓了，他在脑海中不断呼唤着那个女孩的名字。抬起满是落雪的脸，他只看见人质向前跑动的双腿。他甚至认不出那是刚刚的人质了，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那个女孩这次真的要从他身边逃走了。
注释
[1]克鲁扎多为巴西一九八六年启用的货币，很快便因严重贬值停用。译者注，下同。
[2]米奇是迈克的昵称。
[3]奥伯鲍姆桥是柏林施普雷河上的一座桥，连接着被柏林墙分割的腓特烈斯海因和克罗伊茨贝格两区，柏林市地标之一，现已成为柏林统一的重要标志。
[4]施普雷河是德国东北部的一条河流，贯穿柏林市区，过去曾经是东西德的边境线。
[5]柏林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欧洲著名的林荫大道，西起勃兰登堡门，东至马克思—恩格斯桥，沿途有很多著名的景点古迹，是柏林东部最繁华的区域。Linden指椴树，中文译名中的“菩提树”实为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