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合作社
鲁迅手抄《古小说钩沉》资料，周作人跋
周家1919年年底搬进八道湾十一号新宅。第二年伊始，日本新村北京支部就在这里成立了。《新青年》第7卷第4号发表了《新村北京支部启事》：“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支部地址及面会日期如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1920年3月27日，周作人收到了沈士远刻的新村北京支部印章，可以对外“营业”了。
在这个三代同堂、三兄弟合居的院子里建立新村支部的办事机构，颇具象征意义。
新村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单位，法国思想家傅立叶在美国创造过类似的组织，名叫“法朗基”。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歌人。实笃从幼年即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思想上受托尔斯泰影响颇深，又接近禅学和阳明学派。他是一个乐天的理想家，倾慕托尔斯泰的“躬耕”生活，于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先后发表三篇《关于新村的对话》，提出创立新村的计划，要以此实践其人道主义理想。随后，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创设了“新村”。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期间曾热心订阅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白桦》杂志。新村运动一兴起，周作人马上向中国读者做了报道，这就是刊登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是中国最早介绍新村的文章。周作人还热情地介绍过武者小路实笃的戏剧作品《一个青年的梦》。该剧的主旨是呼吁人们真诚相待，破除国家、民族之间的隔阂，为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周作人赞同这种世界主义思想，发表评论说，这种想法虽“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头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中，感到一丝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20]周作人的热情感动了鲁迅。鲁迅看了剧本，也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遂决意将其译成中文发表。[21]
新村观念和实践，虽然来自西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但与中国传统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中国的宗族大家庭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共同体，由家庭扩展开去，成为社会上的团体、教派、国家等等。这些组织，往往会打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旗帜。大同世界的高远理想，需要从身边做起，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说，周宅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周氏一家组成的“新村”。
周作人热心于新村运动，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赶时髦，在他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状态上，早已有较为坚实的接受基础了。他的心底里正在形成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美丽图景：三兄弟组成大家庭，过上相爱互助的生活。同样的憧憬，鲁迅也有。三兄弟较少参与政治活动，而从事教育文化工作，所以在这个院子里以“文学合作社”来实践“新村”理想，是颇为切实也容易措手的。
新村北京支部启事，载《新青年》第7卷第4号
搬入八道湾之前，周作人去了一趟日本。兄弟们事业有成，周家迎来了中兴时代，他的心情自然是畅快的。心情好的时候，人就看得世事美好，他人亲切，这与当时日本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合拍。周作人此时的文字中每每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亲近之意。在《游日本杂感》中，他写道，自己乘火车，虽然觉得三等车有些拥挤，但却比一等车强，因为在一般劳动者中间感觉比较舒服，不像在上等人中感到一种轻蔑和疏远。他还谈了自己在国内旅行的观感：“我在江浙走路，从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产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22]知识分子应该深入到朴实可爱、可亲可敬的劳动者中间，体现和培养仁爱之心，从而焕发生机和力量。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和周作人，青少年时代因为家庭变故——从小康坠入困顿——很受挫折，如鲁迅所说，认识了世人的真面目，因而可能对人间产生不满情绪。而坠入困顿后，他们就不得不放下少爷架子，有时免不了要与劳动人民为伍。鲁迅频繁出入当铺和药铺，受了不少白眼和讥讽；周作人小时候被祖父逼着上街买菜，穿长衫的少爷挤进人群中与小商贩讨价还价，正与孔乙己穿长衫却与普通劳动者一起站着喝酒一样难为情。[23]这种经历，事后回想，却正好同社会主义思潮相合，可以算是周作人新村理想的一点宿因。
周作人一回到北京，就立刻兴致勃勃地做报告，写文章，鼓吹新村运动。他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介绍，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要人过真正人的生活。怎样才是人的生活呢？就是既独立又互助，既自由又团结，既强调个体又强调全人类——也就是，既要对人类尽义务，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既要物质丰富，又要精神充实，达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平衡。
新村理论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处在幻想发达期的青年学生，对此特别感兴趣。与此相关，由周作人和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旨在实行半工半读、达成教育与职业合一的“工读互助团”，吸引了急于寻求救国道路、向往健康生活的青年人。工读互助团在各地青年中很有号召力，陆续组织不少学生出国学习。应该说，在这场运动中，新村支部功不可没。
1920年4月7日，湖南青年毛泽东来到八道湾十一号拜访周作人。周作人的日记里只记下“毛泽东君来访”几个字，至于谈话内容则只字未提。毛泽东看了《新青年》上有关新村的文章，立即热烈响应，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共同起草了建设新村计划书，并在《湖南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计划书中关于学生工作的一章。
三兄弟的合作主要在文学方面。合作项目之一，是翻译外国短篇小说。这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时期翻译《域外小说集》的继续。1922年，他们的合作成果《现代小说译丛》第一辑出版，收入小说30篇，其中鲁迅译了9篇，作人译了18篇，建人译了3篇。封面上署的是周作人的名字。周作人在序言中解释道：
序言讲到周建人时，并不特别说明得到他的允许；提到鲁迅的时候，却说“得了他的赞同”，这样区别对待的原因，大约是周建人的名字，读者一看便知是他的弟弟；而鲁迅是一个笔名，一般读者可能不知道是他的长兄。
在三兄弟合作中，常见的情景是两位哥哥提携弟弟。
1921年7月1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寄家信，流通处函。为乔风校译稿，至晚了。”乔风就是周建人，译稿是周建人根据英译本《波兰小说集》译出的波兰作家式曼斯奇的小说《犹太人》。7月13日鲁迅写信给周作人，说：“我想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由世界语译之波兰小说四篇，是否我收全而看过，便寄雁冰乎？信并什曼斯キ小说已收到，与德文本略一校，则三种互有增损，而德译与世界语译相同之处较多，则某姑娘之不甚可靠确矣。德译者S.Lopuszánski，名字如此难拼，为作者之同乡无疑，其对于原语必不至于误解也。惜该书无序，所以关于作者之事，只在《斯拉夫文学史》中有五六行，稍缓译寄。”鲁迅1921年7月16日夜又给正在西山养病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
鲁迅还把自己从约瑟夫·凯拉绥克《斯拉夫文学史》中翻译的关于《犹太人》作者的一段介绍文字附在后面：
鲁迅所造的一段“假回信”是：
周作人根据以上两段文字为译稿写了附记，他首先引了阿勒温斯奇《波兰文学史略》第五章中介绍《犹太人》作者式曼斯奇的一句话，随后引述鲁迅翻译的作者简介。不过，周作人并没有直接使用鲁迅的译文，而是做了修改，使文字读起来更顺畅：
接下来，周作人写道：“这篇依据英文本译出之后，因为巴音博士的世界语《波兰文选》里也有这一篇，所以由我校对一过，发见好几处繁简不同的地方，决不定是哪一本对的。我知道鲁迅先生有德译式曼斯奇的小说集，所以便请他再校，当作第三者的评定。他的答信里说……”周作人对鲁迅所造“假回信”也做了改动：“所寄译稿，已经用洛普商斯奇（S.Lopuszánski）的德译本校对一过，似乎各本皆略有删节，现在互相补凑，或者可以较近于足本了。……德译本在‘Deva Roman-Sammlung’中，也以消闲为目的，并非注重研究的书，只是译者亦波兰人，通原文自然较深，所以胜于英译及世界语译本处也颇不少，现在即据以改正；此外单字之不同者还很多，既以英译为主，便也不一一改易了。……”
一个短篇小说，先由周建人从英文译出，经周作人用世界语和鲁迅用德语校阅，加上附记，与译文一起，发表于1921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八道湾十一号“文学合作社”运作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兄弟们的计划很庞大，要出版《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集。然而，因为兄弟的离散，这第一集便也是最后一集了。此外，兄弟还合作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属于拓荒事业，须得现编讲义。周作人在编写和出版讲义过程中得到鲁迅的不少帮助。他后来回忆说：“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5]鲁迅日记1921年7月7日载有“寄大学编辑部印花一千枚，代二弟发。”这是把版税印花寄北大编译处，让编译处转给商务印书馆。当时出书，作者除获得一笔稿酬外，还按书籍定价一定比例抽成，在版权页上贴上作者自制的印花，是为防止出版社多印而侵犯著译者权益。周作人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就有“启明版权”篆文红色印章。这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作为教材，后来多次再版。
聘任鲁迅为北大讲师的聘书，由蔡元培签发
三兄弟合译的外国小说集
从1920年8月起，鲁迅先后到北京的8所学校讲课，时间最长的是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份工作，由在北大担任国文教授的周作人介绍。这份工作促成鲁迅写出《中国小说史略》。
事情的经过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要开“小说史”课，系主任马幼渔请周作人担任，周作人觉得自己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小说史，但以前翻译过一些外国小说，对日本小说尤其熟悉；至于中国小说，大哥辑有一部《古小说钩沉》，在家里放着，可以拿来参考，于是就答应下来。回到家冷静一想，又觉得不妥。既然大哥在这方面积累更多，学养更深，何不请他担任呢？
鲁迅答应了，马幼渔也很赞成。8月初，鲁迅收到蔡元培签发的聘书，上写：“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聘鲁迅为讲师，而周作人和其他几位新文学健将却是教授，也许会给人一种印象，鲁迅的学问不如周作人等人。实际情况是，北大规定，凡兼职者只能聘为讲师，不能聘为教授。
除了北大，鲁迅还接受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聘请。
中国文论一向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下等文学体裁，因此，小说研究得不到重视。新文学兴起后，小说渐渐取得显著的地位。鲁迅青年时代就爱好搜集笔记小说之类材料，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正如他在《小说旧闻钞》中所说：“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编写小说史，就需要全面系统，必须查阅大量资料，工作的繁难可想而知。鲁迅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资治通鉴考异》和《说郛》等古籍中寻找许多有用的材料，有时工作太忙，就请三弟协助抄写。《中国小说史略》写成后，他将这过程中搜集的资料编成《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
鲁迅的小说史谱叙了中国小说从神话传说时代到明清时代的发展过程，其体例及很多观点为后世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沿用和借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序言中对其评价甚高：“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26]
《中国小说史略》先是由北京大学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后来补充内容，由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1925年又增写两篇，合成一册出版。鲁迅在这部著作上倾注了极大精力，直到1934年还在修改，1935年第10版面世时，离他逝世只有一年了。
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很多文艺批评文字，成为文学革命运动中文艺理论建设的顶梁柱。此时，他的文名要比鲁迅煊赫。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鲁迅常常是周作人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鲁迅有时还为二弟修改文章。例如，周作人1919年2月作长诗《小河》，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二期上，获得好评。胡适称之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并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27]周作人自己也引为自豪，后来写回想录，特地列《小河与新村》一节，叙述创作经过及其产生的反响。
这首诗的原稿保存至今，上有八十多处鲁迅修改笔迹。诗的开篇是：
鲁迅将“平静的向前流”改为“稳稳的向前流动”。另一处，原句是：
鲁迅把“不能晒干”改为“晒不干”，把“不能冻伤”改为“冻不坏”，把“和水草在一处”改为“伴着他卷来的水草”，似更顺口易诵，也更有诗意了。
最近几年，收藏市场颇为热闹，近现代名人手稿渐渐成了追捧对象。2012年嘉德春拍，有一份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手稿面世。上有周作人的题记，说明该文经过“家兄”修改。这些兄弟互助合作的见证，今后可能还会出现。因为周作人保存的一些鲁迅手稿，晚年因生活艰难，拿出来与人交换物品。许广平曾谈及周作人手中的鲁迅手稿：“周作人自动交出如整理《古小说钩沉》的片段抄录外，解放前曾有前燕大外籍学生专研究鲁迅著作的，曾到上海来见我有所探询，并谓在北京见过周作人，案头有鲁迅手稿一堆，并随手送了他五、六页以作纪念云。其他朋友到周处，亦常赠与鲁迅手稿。是知早期鲁迅未搬出八道湾前，必有不少手迹留在彼处，……”[28]
兄弟两人有时候对外发声，因为大多经过商议，具体意见或有异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新青年》同人曾因为办刊方针——是否谈政治——发生争论。陈独秀因参加游行示威被捕，杂志停刊5个月。他获释后，到上海，继续编辑出版。但杂志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多宣传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在京的部分同人认为《新青年》应该保持思想文艺性杂志的性质，因此撰稿越来越少。陈独秀不断来信催稿，效果不佳。胡适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让《新青年》成为一种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从第9卷第1期起，编辑部移回北京，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的宣言，声明不谈政治，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第三，将《新青年》停办。陈独秀和胡适为此发生了争论。胡适写信给在京同人征求意见。1921年1月3日，鲁迅回复胡适，转达周作人的意见，同时也谈了自己的想法：
《小河》手稿
1921年4月，《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往广州，胡适后来另办了杂志。
1922年，胡适因《尝试集》要出第四版，写信给一班朋友，征求修改意见。鲁迅写了自己的想法，并转述周作人的意见道：
鲁迅致胡适信
“我的意见是这样：《江上》可删。《我的儿子》全篇可删。《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蔚蓝的天上》可删。《例外》可以不要。《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失（希）望》。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
病中的周作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请哥哥代笔：“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大可不必删去。集中的《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一篇，我以为却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29]